爱华网凡是认识乐华董事长吴少章的人，到现在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何以乐华坐拥金山，竟陷入到资金链断裂的困境，难逃被清盘的厄运。在创维黄宏生为了一张手机牌照东奔西跑，甚至在“两会”上炮轰手机生产许可制时，早在2000年，凭着商人敏锐的嗅觉，吴少章就为乐华拿到了手机牌照。不过，也许是在家电行业浸淫太久，当其他拿到手机牌照的厂商挣得盆满钵满时，吴少章还没回过味来：原来手机牌照是可以卖钱的。
牌照的魔力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共销售手机1100万部，其中国产手机的销量已经整体突破50%，首次超越国外品牌。截至4月底，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已达2.26亿，预计今年将新增用户6千多万，国产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也从去年的30%上升到50%.而直到2001年底，国人对国产手机的市场前景还不敢看好。2002年，国产手机出人意料地全线飘红，谁做都赚钱，各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让大家吃惊不小：波导2002年实现净利润2.51亿元，同比增长216.91%；TCL手机净利润达12.7亿元；康佳手机业务赢利2245万元，占公司净利润的92.77%.
庞大的市场、丰厚的利润率受到更多企业的觊觎，ST厦新（600057）凭A8手机咸鱼翻生的神话更坚定了他们进入手机市场的决心。但在我国手机生产许可证制度下，手机牌照是众多企业绕不过的坎。没有手机牌照，不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且生产出的手机也属“非法黑户”。
据悉，京东方、恒基伟业、嘉胜联乔、神州数码、权智、益美、创维等12家企业已经向信息产业部提交了手机牌照申请。但《IT时代周刊》记者近日从信息产业部相关人士处了解到，近期颁发新的手机牌照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谁都明白牌照管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市场需求的抑制，尽早进入这个市场就意味着高额利润，对那些想进入手机市场的企业来说，其实早就通过和有牌照的企业合作或直接收购的方式进行了手机生产。信息产业部一共发了49张牌照，而市场上出现的手机品牌却近百个就是一个明证。
手机牌照的限量发放，人为的使其成了一种不让外人分食的、稀缺的垄断资源。牌照犹如一架生钱的机器，更成了某些拥有者“寻租”的利器。无论自己是否生产手机，单靠出租牌照，就能拥有巨额财富。据业内人士向《IT时代周刊》记者透露，每倒卖一台手机许可证，出租牌照者最低可获60元的“使用费”，以2002年国内厂家GSM手机销量最少的12万台计，光“出租”牌照，拥有手机牌照的企业什么也不干，一年至少可坐收720万。而且，现在还没有牌照收回制度，只要手机牌照不放开，就可以终生受益。
目前，国产手机厂商中只有波导、科健、TCL等少数几家没有出租牌照。部分没有生产能力的厂商，产品由承租者生产和销售，再贴上自己的入网许可证。业内公开的一个秘密是，南方某厂商已成为手机牌照输出的“绿色通道”。
好心办错事？
提到手机牌照，就不能不提到“5号文件”。这一文件形成了在国内生产手机，需要拿到信息产业部和前国家计委批准的“牌照”制度，并沿用至今。从1999年起，信息产业部停止对外资企业发放牌照（后补发三菱GSM牌照），2000年5月，信息产业部决定不再发放牌照（2001年5月增补中电通信GSM牌照；8月，发放19张CDMA牌照）。
客观地说，手机牌照和入网审批制，为处在起步阶段的国产手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打破跨国大公司垄断、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随着市场的发展，其中隐藏的负面作用也开始逐渐显露。当初，颁发手机牌照时，企业获得牌照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牌照申请的流程是什么、中国究竟需要多少牌照，信息产业部并没有解释清楚，形成了一种不透明操作。而且为了平衡各方面利益，有些和通信毫不沾边，或者根本不具备生产销售手机能力，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工厂都没有的企业也获得了牌照。如某家获得手机牌照的企业，OEM了国外一款机型，没有卖出几台，后来就杳无声息了。
5号文件到现在已形同虚设，而且成为某些企业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保护伞”。手机牌照本应是国家对手机市场进行规范的一道门槛，但并没有起到原先设想的作用。目前国内手机生产格局跟当初政府部门的设计大相径庭，当年获得信息产业部重点支持的部分企业并未挑起大梁，有的还沦为靠出租手机牌照维系生存。
民营资本进入困难重重
在已获得手机牌照的厂商中，没有一家是纯粹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像波导、TCL、康佳、海尔、厦新均为地方国有控股企业，联想、科健为中科院控股公司，大唐为中国电科院控股公司。民营企业要获得手机牌照，在现有政策条件下，几乎不太可能。
以波导为例，如果没有10年4次的股权变更，从一家民营企业成为国有控股公司，很难想象波导会有今天的业绩。1998年，国内寻呼机业务日暮途穷，再加上内部不良员工的卷款行为，波导濒临倒闭的边缘。徐立华意识到生产手机才是自救之路。但以奉化波导这样一家内部股份制的乡镇企业，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手机生产许可证，根本不可能生产手机。由于和宁波市政府的良好关系，在宁波市政府的牵线搭桥下，1998年9月30日，与国有企业宁波电子信息集团下属的电容器总厂和太阳能电源厂合并，凭着国资背景，才能在1999年以第3的位次拿到第一批9张国产手机牌照之一。
目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而手机牌照发放制度，与WTO规则相抵触，制约了更多优秀市场资源的整合，打断了科研、生产、销售的价值链，也使得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排斥在市场之外。
2002年11月，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主办的移动通信终端设备发展研讨会在宁波召开，参会企业清一色全无手机牌照，这些企业急切盼望有关部门开闸，发出了放开手机牌照的呼声。与此呼应，今年“两会”期间，创维董事长黄宏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议案，呼吁尽快打破手机牌照的人为垄断，向所有具备条件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放手机牌照，给民营资本一个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
黄认为，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如果还不向民营企业开放手机牌照，就有可能坐失良机。而引入民营企业的高效反应机制，可以整合民间资本，使中国成为手机生产、销售、出口的大国，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由于民营资本投资一般都非常谨慎，不赚钱的项目不会去做，风险大的项目更是小心，因此引起重复建设的可能性很小。
作为回应，4月11日，在宁波举行的信息产业部每年一度的手机产销协调会上，就牌照寻租之事，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点名对四五家国内手机生产厂家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在随后的小组讨论会中拒绝让上述厂家参加。信息产业部在会上表态，今年要大力整治手机市场，严厉处罚没有生产线而靠出租手机牌照的企业。
对信息产业部来说，是否放开手机牌照，让民营资本进入，是个两难的问题。不放开，有违公平、公正的原则，更助长了部分没有实力、不思进取的牌照拥有企业的寻租行为；但在国内手机牌照已经过多，产能严重过剩，却只有9家产量越过100万台生死线的现状下，继续放开，难免重复建设，让目前已经呈现一定混乱局面的手机市场更加无序，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手机生产商。“优胜劣汰”，取消那些不具备手机生产能力厂商的牌照，在总量不再增加（甚至减少）的前提下重新分配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原有手机牌照的发放本来就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取消任何一家，都将触动利益的既得者，都会是个艰难的过程。根据WTO协议，中国承诺在2004年底取消5号文件，放开是迟早的事。于是，我们看到，信息产业部采用了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宝”——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