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花旗中国换将幕后 在讳莫如深的中国投行业内，存在着一套隐蔽的丛林秩序，无论任克英、孙玮，还是梁伯韬，既是这套秩序的参与制订者，也是身受其累的局中人
这绝不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更不可能成为一场闹剧的结束。当美国时间9月13日，全球最大金融机构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选定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Corp.）前任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孙玮担任其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并向媒体发布公告时，花旗中国区多数员工仍对此茫然不知，直到第二天《亚洲华尔街日报》出刊，此消息才得以传播。
之后几天内，包括全球商业及投资银行亚太区首席执行官麦睿彬（Robert Morse）、亚洲区主席梁伯韬在内的花旗中国区资深高管连续召开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花旗在中国的下一步将怎么走？ 最终的答案是没有明确答案。 孙玮的到来显然未能停止人们私下里对于6月23日被突然免职的任克英的怀念——据悉，在她离开后，在公司内部谈论任都已成为禁忌——但即使之前与任关系不佳的同事，也承认在这么一个时刻，花旗最需要任这样“persistent and aggressive”（坚定且富进攻性）的角色。 很大程度上，这种怀念源于任克英去职后，过去的三个月对于花旗的中国投行团队恍如噩梦：包括上海汽车在内的几个本已几近确定得手的IPO项目已经丢掉，而花旗承销的华润上华在6月放弃上市后，虽于8月4日上市，但仅融资4000万，其中2000万为原股东自己补充股本的惨痛现实，被竞争对手讥为“笑话”。而原本驻扎在香港的梁伯韬数度奔走内地，也未获得任何新项目，任的离开以及随之而来的历时一个半月亦不顺利的中国区负责人选角之事，更在花旗集团内部被比喻为“一桩闹剧”。 而就在孙玮着手工作之前，关于她的不利传闻已经开始在公司内部流传：在本次“选秀”中，孙玮并非首选；孙的最终胜出，得益于摆不上台面的高层关系。 在这些看似必将导致公司政治的不谐之音背后，更多的是对于孙玮能力的担忧。虽然她曾先后担任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执行董事、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以及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其履历可谓光鲜，而在2002年2月进入CSFB之后，她在短短两年间令在华业绩长期暗淡的CSFB先后获得中外运、中国人寿、中芯国际和灵通网等公司IPO项目，业绩亦算骄人，但眼下居然无人看好她能复制之前的成功。 已经获得了一个好莱坞电影式的混乱开局的孙玮将于10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她能获得一个好莱坞式的美满结局吗？孙玮
为任克英选择接班人，或许是比聘用任克英更为困难的事情。 在任离职后，梁伯韬主导的选秀小组曾考虑过两种选择：一是人脉资源丰富的名门之后，另一种则是专业能力较强的业内要角。由于前一类别中暂无合适人选，选择的天平自然向后者倾斜。 这个人，不仅需要足够强的业务能力，更需要在过去两年间拥有令人信服的业绩。事实上，符合标准又有可能加盟花旗者，只有两个：孙玮，与法国巴黎百富勤董事总经理蔡洪平。 孙玮的入围多少带有巧合色彩。就在任克英去职的次日，时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EO的约翰·马克请辞（详情参见本刊2004年8月号《波及中国的瑞士地震》），在其去职 之后10天，由其从摩根士丹利引入CSFB的孙玮亦主动离开。当时业内普遍认为，这一“表忠心”之举应让孙玮获得更多与老上司马克合作的机会，但据传年近六十的马克已经无心在华尔街工作，这让孙玮必须为前途做出选择。 与国内多数在投行业成就不俗者不同，孙的家庭背景并不出众，其成功主要源于勤奋。孙为人积极进取，善于维护客户关系，行事风格颇富有进攻性。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后，她曾辗转多个工作，并参与过联通、中石化等一系列国企的海外上市。但她也被人指摘不善与身边同事合作，甚至因“排挤上司”而出名。
而在业内并不算高调的蔡洪平，近年来最著名的成就是于2002年将本名不见经传的比亚迪送到香港股市，并一举将其打造为民营企业中的明星。2003年，蔡的成绩亦算漂亮，先后将联华超市、魏桥纺织与长城汽车三家企业送到香港，总融资额达8亿美元。考虑到2004年中联华的股价一路由招股时的3.875元攀升到10元以上，市值彪升至7.5亿美元，并获得由《亚洲货币》颁发的2003年度中国“最佳小型上市公司”奖和中国“最佳新上市公司”奖等荣誉。长城汽车上市当日，拥有长城汽车43%股份的魏建军身价转瞬间从10亿人民币变为35.4亿元。此两个项目的成功，足可证明蔡把握市场的能力。 而蔡洪平的另一优势，则是他与梁伯韬系百富勤旧识。 不过蔡的缺点同样太过明显：蔡在业界声望不高，且缺乏主持超大型项目的经历。分析人士认为，在此紧要关头出任任克英的接班人，蔡显然难以服众——这也正是孙玮似乎更合适此一职务的关键。据说早在9月4日，接班人选已基本敲定，为做最后转圜，梁伯韬特意飞往美国述职，但孙仍最终胜出。 据一位与孙玮接近的人士称：孙的丈夫与花旗集团CEO查尔斯·“查克”·普林斯（Charles Chuck Prince）的妻子均供职于国际著名的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这才是孙玮最终胜出的关键。而在孙获任之前，她已与普林斯通过数次电话，据接近普林斯的人称，孙在电话中一个关键要求是不直接向梁伯韬汇报，她最终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她将直接向全球商业及投资银行亚太区首席执行官麦睿彬汇报。 据称，孙玮得到的最低收入保障(guarantee)为每年600万美元，合约两年，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任何作为，孙玮在花旗也至少能获得1200万的收入。这一数字与2001年名噪一时的梁伯韬加盟花旗时被许诺的800万美元的年薪，差距并非很大，由此也足见孙玮所受器重。 但业内已然形成共识的是，孙玮的全部成就，很大程度归功于指挥其多年的老上司约翰·马克（John Mack）。素有“刀锋”（Mack the Knife）之名的马克，不仅是当代华尔街最具分量的角色，更在中国享有其他美国人难以企及的权威与丰富人脉：他是中国首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创办者之一，并在随后十年中每年前往中国4、5次。事实上，几乎所有中国业务的获得，都是马克冲锋陷阵的结果，这让孙玮仅被视为“与马克打配合者”。 过往的经历让观察人士认为，今次孙玮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她能否再找到一个像马克一样对中国市场充满兴趣且足够有分量的“指挥家”。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或许是个合适的人选，但鲁宾正把主要精力投入于政治，他被视为2006年格林斯潘卸任后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最佳人选之一。 而孙玮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尽快组建一只强有力的执行队伍。与花旗集团在金融界巨无霸身份不相符的是，除去梁伯韬与任克英，它在中国投资银行业务方面一直缺乏优秀的工兵人物。此事在花旗近年来承销的第二起IPO华润上华中即可看出。 早在今年６月初，花旗就已定好6月15日开始招股，6月25日在香港交易所主板市场挂牌上市的日程。全球共发售6.21亿股新股，招股价介于每股0,73至1.1港元之间，以中间价0.915港元计，集资额约为5.68亿港元。但这一完满计划突然终止：考虑到中芯国际股票大跌导致人们对“芯片概念股”并不看好等因素，花旗环球曾建议把股票价格下调，但华润上华并不同意。 经过一次受挫，8月4日上市时华润上华在发行价格和融资规模上都缩减了近一半，且融资中的一半来自原有股东的增持。即此，其上市当天还是跌破了发行价，最低跌至0.41港元，较招股价下挫18%。这一惨痛经历已然成为行业内嘲笑花旗的笑柄，而改变这一状况，或许是孙玮在短期内体现作为的最佳方式。
任克英
无论孙玮今后取得何种成绩，她都势必被拿来与另一个女人也是其前任，中国投资银行界风头无两的任克英进行比较。 时至今日，任克英缘何突然离职，在业内仍然是一个迷。虽然早在出事当日，花旗的内部备忘录中已对原因做出了解释：任克英及其助手颜庆华“向监管层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且这一人事变更与客户无关。 经多方调查，《环球企业家》得到了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导致任停职的主要原因，是她在中国人寿上市分派股份时，优先分派了一些股份给个别指定客户。但任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将任的此一行为上报美国证监会，最终引爆了任克英出走事件。 究竟任分派股份时优先分派给何人，又是哪个“对头”将其置于不复之地，接受本刊采访的众多业内人士都不愿详谈，原因无他：“水太深”，且，“这个事还没完，会有后续的。”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所谓任克英优先分派股份给个别指定客户的行为，在行业内绝不鲜见，“为什么直到sec开始调查，这个行为才被视为是不合理的呢？”而且，即使这一行为的正确与否有待sec调查结果的评判，股份分派这种事情，也绝非任克英一个人能够决定的。该人士认为：“这首先是个机构问题，其次是个系统问题。” 无论如何，在上一轮美国企业信用危机中饱受责难的花旗集团，任何有损声誉的事情都不可接受。而与任克英操作手法类似的美国投资银行明星原CSFB的弗兰克·夸冲（Frank Quattrone，详见本刊2003年12月号《夸冲 VS 投资者》），也在此前后被宣判入狱18个月，更让知悉情况的花旗高层风声鹤唳。 最终的处理手段相当极端：6月22日，任克英被通知免职，次日，她被免职的消息就被公布。对此做法，即使花旗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花旗人士将此比喻为：“手上长了一个包，抹点药过几天也能好，却非要当即开刀切掉。” 对于罢免任克英的不认同，很大程度上仍是因为任的不可替代。 “投资银行在世界上是什么档次，在中国会有一个相应的体现。”一位在投行界从业经历丰富的专业人士表示，公认最好一级的投行的是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然后是美林，然后是花旗、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等。按此排名，花旗在中国本无太多承销大单的机会，任克英仅凭一己之力就改变旧有的格局。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任克英，曾在美资投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工作逾七年，且先后为贝尔斯登取得广深铁路、北京燕化及兖州煤业在港上市的保荐人资格，并于中移动配股时出任联席承销商。对于贝尔斯登这样的小型投资银行，能有如此成就已然说明任改变局势的能力——而当2001年8月10日任离开那里之后，国内几乎已经很难见到贝尔斯登之名。 任克英随后加盟的是日后改名为花旗环球金融的所罗门美邦（Soloman Smith Barney）。整个1990年代，所罗门美邦在中国只做过两个项目：一是1999年帮国家开发银行发行海外债券，另外就是同年帮长城科技在香港上市，因长城科技嫌所罗门美邦将招股价定得过低，一度扬言起诉。 真正让所罗门美邦颜面全无的是，1999年10月，所罗门保荐的中海油因IPO认购不理想，在纽约股市挂牌前最后一刻取消交易，其200亿美元上市融资计划中途搁浅，中海油认为所罗门美邦应承担主要责任，2001年2月该公司再度冲刺海外，成功融资13亿美元时，但所罗门美邦已不在承销团之内。此后四年，所罗门美邦在中国毫无斩获。 但在任克英到来之后，她连续抢下中国人寿、中国网通、中国建设银行以及民生银行四笔业内瞩目的大单，让花旗一度傲视所有在华对手，任本人亦跻身亚洲区最成功投资银行家之列。 这种木秀于林的表现，也让业内人士提及任克英，并不如外界常说的那样对其推崇有佳，很多甚至不愿太多谈及其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行界人士对其评价是“任克英有自己的风格”：“拿项目的一种手段是利用知识和执行能力，给客户提供最佳建议。另一种是四处找关系。”虽然他也承认，中国尚未完全到不用关系，只靠能力的阶段。 欣赏任的人士形容她为“在政治智慧方面极富天才”。据知者称，她惯常的工作方法是，看到一个项目，首先考虑其资本市场的可操作性，然后调查此公司政府层面的相关负责人，若熟识则直接去谈，若不熟则顺藤摸瓜，一个个关系打通。她被认为有一种罕见才能，能够让每个与她交往的人成为她的利益共同体。 谈到任克英，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她是“名门之后”。似乎这一身份是她战无不胜的尚方宝剑。但事实上，这个背景不仅对她帮助不大，甚至在一些项目上成为副作用。即使不欣赏她的业内人士也承认：“这身份只不过能帮助她认识些人，打电话过去能说上话，但拿下业务并不这么简单。” 无论爱之恨之，无人可以否认任克英工作勤勉。在香港时，任克英的办公室离自己家仅20分钟路程，每天下班后她仍只是回到花旗办公室附近的酒店。这甚至一度让不少人以为她已与丈夫离婚。 无论业务大小，任克英都会费尽心力。据说，一次为谈《北京青年报》的IPO项目，她曾在《北京青年报》大厦的大堂坐了4个小时，仅为与该报的社长见上一面。在她离开后，这一项目亦与花旗再无关系。而在任离职后，仍有以前的客户为她抱不平。 据说任克英曾与知近之人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拼尽全力，已不是利益驱动，仅是为向爱之恨之的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离职之后，任克英踪影难觅。不过据接近任克英的人士表示，她正全力应付美国证监会的调查，以期证明自己的清白。现在亦不乏邀请任加盟的国际级投行，当调查结束，任可能迅速做出决定。不过，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如果最终调查结果中任克英是清白的，那真正麻烦的就可能是花旗了：任势必以法律手段挽救自己的清誉——据说在其离职之后，28万人的花旗集团竟无人与之联系，其中甚至包括与她一起离开的颜庆华。梁伯韬
不论后续故事如何展开，现在看来，真正的寂寞者，反而是当年临危受命、素有“红筹股之父”之名的花旗集团环球金融亚洲区主席梁伯韬。 仅从现在花旗集团的组织结构，已可看出梁位置的尴尬。不久之前，原花旗香港区总裁韦嘉（Catherine Weir）调任为中国区CCO（首席国家官），其头衔为大中华区企业金融暨投资银行部总裁。这一身份显然超出了她原本应负责的企业及消费信贷业务，更意味着按照规则，她应兼管负责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的梁伯韬。而在孙玮被授权不向梁伯韬汇报后，梁的位置变得微妙，或者“架在半空”。 如果回顾梁进入花旗后的经历，不难发现他一直在流失权力。2001年高调加入花旗之初，虽然刚刚经历了百富勤清盘，梁仍得到了所罗门美邦亚洲区主席这一高位。但由于所罗门美邦在亚洲各国均有相应的负责人，梁的职权很快收缩回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三地。而在任克英到来之后，梁在内地的权威亦几乎成为空名。据说在当时，身为亚洲区副主席的任克英已经开始越过梁伯韬向相关负责人汇报。 对于曾在整个亚洲金融界叱咤一时，并创立可与外资投行分庭抗礼的华人国际级投资银行百富勤的梁伯韬，眼前的一切显然都难言幸事。曾被花旗集团重金聘请的他何以至此？ 问题的核心在于他始终没有过硬业绩。与1990年代厚积薄发颇为不同，在梁到任花旗的三年中，真正属于他的业务只有2002年7月长江生命科技价值3.35亿美元的IPO以及赫斯基石油4亿美元的债券发行中担任牵头工作——这两个项目，都来自于其旧友李嘉诚，并不算惊喜之作。 虽然上任之初，他也曾试图争取中国电信和中国银行，但这一努力很快就因难见成效而放弃。梁的普通话不佳，甚至红筹股的辉煌也给他带来了负面影响，至今不乏政府高官认为梁当初的作为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这让本不善交际的梁在中国更难以积累人脉。 更重要的是，梁的操作风格模式已然不合时宜。据说在与中移动打交道时，他曾花很大力气向对方讲述怎么做才能圈到更多资金。一位国内投行业人士认为，梁很难理解，现在大型国企上市，新派老总们最愿意看到的是顺利上市后得到资本市场的好评，从而在体系内有升职机会。“而李嘉诚的企业往往融资不少，但上市后口碑不佳。” 1990年代梁伯韬做北京控股、上海实业等公司，并获得红筹股之父之名。但在当时，不仅海外投资银行在中国几无成绩，国内企业亦对海外资本市场缺乏兴趣。随着红筹股热潮退去，梁当年一手“包装”的企业也多被打回原形。“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金公司一位同行称。 真正让业内人士服膺的，是梁自我保护的能力：他能在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的百富勤破产案中毫发无损，也能在进入花旗后没有做太多实质业务而未遭清洗。 这让花旗内部员工也颇为好奇。梁伯韬不好社交，与公司同事关系相处并不融洽。甚至有合作过的同事认为他做事较为功利，很多进展中的项目参与一下就不再跟进。有人玩笑说梁伯韬与任克英类似，两人都行事神秘，独来独往，但任克英总能拿到大单，而没人知道梁在做什么——据说因任疏于与梁沟通，二人最终关系不佳。 不过，梁伯韬很善与公司内的“白人”相处，据说这是他明哲保身的关键。“在花旗这种大型公司，业绩固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内部政治中怎么处理，梁经历过那么多大事，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一位旁观者如是说。 即使如此，批评人士看来，梁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离开任克英在中国冲锋陷阵，梁的能力不足一下子暴露无遗。任离开后一度公司内士气低迷，梁在内地奔走多日却经常连与相关项目负责人见面也联系不到，选择任克英接班人的过程亦不算顺利。这让梁伯韬在花旗高层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好处是，对比任克英，孙玮相对弱势一些，给梁伯韬的压力相对较小。但花旗内部对其能力已经产生怀疑，在他明年3月合同到期时，能否续签都成问题”，一位接近花旗内部的人士对《环球企业家》直言，梁的前程颇不乐观。不过，对于多年来如不倒翁般屹立于金融业的梁而言，再度以事实打破外界的猜测与评判，并非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