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金融发展中的区域二元结构，是二元结构在区域金融发展中的体现。所谓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样，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从理论上说，由于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二元结构特征，金融运行必然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特点。 金融发展中的区域二元结构，是二元结构在区域金融发展中的体现。所谓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样，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从理论上说，由于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二元结构特征，金融运行必然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特点。但是，经济学中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理论，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物质资源的区域化运行与配置规律的研究上，而对于资金的区域化运行问题、对于区域金融发展中的二元结构问题并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从实践角度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流引导实物流运行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二元性（或者说多元性）一直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由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其中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一、区域经济的二元结构与区域金融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的互动 （一）区域经济运行对区域金融运行的决定作用 从最为简化的一般意义上说，基于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的互动作用，区域经济的运行状况基本上决定了区域金融的运行状况。换言之，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行政式的人为的区域经济平衡格局，就相应决定了当时区域金融运行的行政式平衡格局；经济转轨所形成的以利益为导向、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和基于比较利益原则基础上的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必然决定了经济转轨时期区域金融运行将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实现区域之间金融活动分工与协作关系的重新调整，主要表现在金融活动向局部地区集中，并出现局部性和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形成新的不平衡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 从我国区域经济运行的发展历程看，我国在７０年代及其以前的发展时期，中央政府是经济布局的主导力量，追求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产业的平衡布局，其依靠的主要手段是行政机制，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区域经济金融的人为平衡是能够实现的，尽管其牺牲的是整体的效率。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日趋市场化，原有的人为平衡布局逐步被打破，地方政府开始成为影响产业布局调整的重要力量，地方利益在布局调整中的影响力趋于扩大；市场因素成为影响区域经济金融布局的重要力量。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区域经济运行逐步转移到以市场为基础的运行机制上来，在不同地区之间、地区和中央之间进行利益协调时，逐步遵循以利益为导向、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原则；通过运用比较利益原则，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之间分工与鞴叵档闹匦碌髡偈拐寰美娴淖畲蠡Ｕ庖痪酶窬值谋浠苯油贫饲蚪鹑谠诵懈窬值南嘤Φ髡? （二）在区域经济中经济运行和金融运行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区域金融运行的实际状况却使得这种互动关系复杂化。具体来说，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差异直接形成了区域金融活动的差异。另外，金融的主动性作用越来越明显。经济信用化的进程在不同区域常常是不同步的，这必然会引起金融资源的倾斜流动，这一方面迫使不同区域的金融地位进行调整，同时也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货币化金融化的进程中，金融的增长常常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货币化金融化发展较早的地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就能够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从而发展就更快。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金融相对地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这样，区域经济的差异，常常与区域金融成长率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金融发展程度在不同地区常常是存在差异的，这也就决定了实物资本的金融化进程存在差异，从而引起金融资源的区域间流动，一方面打破了地区之间资金供求关系的静态平衡，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这是由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增长相对较快，从而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 二、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性区域金融平衡运行的形成 从我国区域金融运行的发展趋势看，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金融基本上处于行政性的平衡状态中，表现在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按照行政区划设置，货币与信贷资金运行按照计划要求进行行政式的配置，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差异并不明显，这可以说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这一时期，我国建立了一切信用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大一统的社会主义计划金融体制，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金融结构的单一性、机构设置的行政性、资金调度的集中统一。这一体制也就相应决定了当时条件下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即区域金融结构高度趋同，如金融机构行政化设置、金融活动的类型和规模差别有限等；社会资金的配置和调度按照刚性计划机制进行自上而下的纵向安排，各个分支机构之间和地区之间不能进行横向融通和调剂。应该说，这一区域金融格局是与当时的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这一格局不仅为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体制选择所必需，而且也为有效支持计划经济金融体制提供了保证，集中了绝大部分财力物力的中央政府对区域金融运行的调节也基本上可以说是灵敏有效的。但是，作为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传统的大一统区域金融运行格局的运行状况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乃至逆转。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市场体系不发达的条件下，大一统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具有现实的合理性的话，那么，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和市场的不断发育，这种区域金融运行格局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就会逐步丧失，进而成为制约经济金融发展和宏观金融调控有效实施的根源之一。 从金融运行的角度看，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条件下，银行和财政是政府投资资金的两个基本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在性质和运行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界限，银行信贷资金的运作是以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为标准的，而财政资金的运作则是以政府的公共政策为依据的。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资金程度不同地被按照财政资金的性质和目标进行运作，从属于政府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形成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运行。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使得资金的接收地区在事实上获得了一种“补贴”或者福利品，在使用上基本无须付出代价，这一资金运行机制一方面引发各地政府普遍向中央政府要资金，另一方面诱导地方政府严格防范和限制本地资金的外流，从而形成社会资金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政策壁垒，使得传统的区域融资机制具有强烈的区域封闭性。在这种资金运行机制上形成的区域经济金融运行格局，抑制了资源向具有更高使用效率的地方流动，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必然会不断偏离基于区域专业化分工和地区比较优势所内在要求的合理布局格局。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条件各有不同，因而各自具有独特的经济潜力和相对优势。宏观当局必须最大可能地发挥每个地区的发展潜力和相对优势，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全国范围内的空间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分工，增强区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实收这一战略的关键是创造一个完善的制度结构，实现地区和区域性市场体系向统一的全国市场区域体系转换。事实表明，国家运用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在各个区域间平衡分布，有助于克服发达区域积聚不经济的弊端，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使各个区域的发展差距相对缩小。但是，如果这种政策干预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那么即使是实现了所谓的区域平衡增长，也是低发展水平的，是以牺牲宏观经济效益和支付巨大机会成本为代价的，再次基础上进行的宏观金融调控必然是低效率的。 三、转轨时期区域金融发展二元结构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计划、投资等体制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资金在不同区域间的大规模流通，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整个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化的区域金融运行平衡格局，推动了区域间金融运行格局的调整。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区域金融逐步发展成为市场化的、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不平衡状态，主要表现在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崛起和区域性不平衡金融格局的形成。 在经济转轨时期，对于区域金融运行格局形成强烈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运行的影响趋于强化 在市场利益的推动下，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推行区域分工的布局。从改革中获得大量权力和财政利益的地方政府，开始明确地追求地方利益，使得地方政府在资源空间配置和区域经济金融运行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行为主体。相对于传统的集中管制而言，地方政府的介入无疑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但是，在体制和比价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的条件下，在地方利益导向下的区域金融运行，会使地方保护主义有所加剧，反过来对区域金融运行形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运行的重要驱动力，就是地方财政利益的最大化。１９８０年财政开始“分灶吃饭”，１９８５年实施“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包干体制，从而刺激了地方的财政利益，推动地方政府大力大战投资少、建设周期短、附加价值高的加工项目，并设法将部分财政负担以不同形式转嫁到银行体系（如“十五大”以后各地大力推进的资产重组活动中，许多逃避银行债务的企业重组方案就是由地方政府直接设计和推动的。）１９９４年实施的财政改革推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将原来主要的两大税种－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收入的主要部分划归中央，但是其中仍然有不少中央与地方妥协和折衷和痕迹，如企业所得税仍然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从而未从财政体制上消除各地盲目发展高利税加工业的财政刺激。 （二）金融机构区域布局日趋不平衡 １９９７年底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方案，可以说是对前一阶段金融改革探索成果的总结和深化，同时也必然对现有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看来，这一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国有银行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２）新兴金融机构基于效益标准，主要按照经济合理性设立分支机构，其业务布局主要在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３）在金融活动向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集中的同时，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运行呈现出相对的落后性，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金融活动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金融形式比较落后，民间借贷等较为普遍；对政策性金融的依赖性增强。 首先，新兴商业银行和其它商业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从开始就体现了按经济理性原则配置分支机构和不平衡的区域布局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有些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从整体上就是作为区域性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而出现的，如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而且还体现在新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如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的分支机构也是按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要求而设置的，其机构设置主要向沿海、沿江开放地区和中心城市倾斜，这从增量的意义上改变着原有的平衡性区域金融机构状况，促使其进一步向市场不平衡的方向发展。 其次，对于全国性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于全国，却集中投向了发达地区；对于区域性商业银行，其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也基本在本区域内；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虽然它不能吸收一般存款，但可以通过委托存款或从其它金融机构拆借取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国有商业银行漏出的信贷资金），同时其资金运用不受国家信贷计划的制约，其利益导向决定了其不可能大规模投向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欠发达地区。 第三，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也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发达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些机构的经营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对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分布紧密相连的是，我国外资流入的区域分布同样是不平衡的。统计表明，外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结构严重失衡，到１９９５年底，全国外资存量最多的五个省市（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山东）占到全国外资存量的６７8226;５％。研究表明，在区域分布方面，国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之比每增加１％，外国直接投资就减少２8226;８－３％，这表明外资倾向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同时，交通、通讯、服务业和基础设施，以及由城市化而带来的积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对外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另外，经济较发达地区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导致的竞争也提高了其金融效率，特别是资金使用效率，从而造成地区金融效率差距拉大。 （三）金融监管的区域性差异是推动区域金融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原因 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十余年来一直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由于新设金融机构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所以对经济较发达地区金融监管的重点在市场准入层面，而对金融机构业务运营的监管有所忽视，这为经济较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违章拆借、乱回购、广敛资金提供了机会，相反，欠发达地区金融监管则着重于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等方面，监管的手段侧重于行政性，如通过行政措施封锁本地区资金的外流，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地资金，但因投资引诱不足，实质上造成了资金的沉淀，增大了银行的负债成本，而且行政监管虽能限制住正规金融，却难以控制隐性金融，使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在高利的诱使下通过各种隐蔽的渠道流向经济较发达地区。现实地看，这种金融监管制度的差异使经济较发达地区在我国金融秩序尚未走上正规的过程中通过种种违规行为聚敛了一大批资金，加速了其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 （四）货币化进展的区域差异与区域金融运行 所谓货币化，是指非货币化经济向货币化经济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的规定。从量上看，货币化是指在一国全部总产品中，通过货币进行交换的产品所占比重的扩大。从质上看，货币化是指货币积极程度的提高，即货币功能的深化，并非充当象征性意义上的简单的核算工具。 ６０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和现代金融理论所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都证明了以金融资产结构变动为中心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将形成广泛的影响。现代金融理论在金融发展方面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认为所有形式的金融资产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并通过银行体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中介与分配作用，形成某种类型的乘数过程，从而对总需求形成倍增作用，不同形式的金融资产（如现金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等）的差别只是在于乘数的大小和中介过程的区别。从这个角度看，各种金融资产的种类和规模的增加、不同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于总需求的扩张会形成某种推动作用。显然，货币化程度的区域差异，是区域经济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影响区域金融运行的关键性因素。 现实地看，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在我国区域间发展的结果和速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较高，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更表现在质的方面。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方面进步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以此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而相应推动了金融结构的显著调整。这是的货币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核算的工具，而是具有资产的功能，对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货币的功能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的总量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但是金融资产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明显处于优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扩大，一般认为是由于国家对沿海和内地实行了有差别的发展政策。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在享受地方财政包干、外汇留成等地区差别优惠政策以外，还更多地在货币化方面更为领先，从而直接推动了东部地区在资源配置中引入了市场机制，东部地区经济从货币化的不断推进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中获得的增长效应要比从优惠政策中得到的增长刺激更有意义。９０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在全国各个地区全方位展开，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减少或者被取消，但是由于沿海地区货币化程度更高，市场机制更为完善，地区间经济差异反而比８０年代更大。就体制差异对资金流动的影响看，在８０年代实行以“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地方分权改革过程中，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所动员的基本上限于本地的资金，外地资金则因为市场分割而难以流入。进入９０年代以后，全国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地方分权壁垒削弱，不以地方利益为目标而以市场盈利为原则的市场型跨地区投资经营活动发展起来。特别是１９９１年以后，金融市场的发展，多样化的金融工具的出现，为资金的跨地区流动提供了便捷的媒介和渠道。这样，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东部沿海地区较高的货币化水平以及资金盈利机会及其预期的迅速的上扬，使得而中西部地区的大量资金被吸引到沿海发达地区。 随着货币化的推进，大量的实物资本开始取得相应的金融资产形式，最主要的是证券市场，这就使得资产的流动性增加（或者说使得原来固化的资产结构趋于“软化”）。从理论上讲，证券市场的发展使所有权采取有价证券的方式进入市场，使区域产权金融资产化，不仅在技术上解决了实物形式资产转让中的各种困难，而且可以打破所有制、地区和行政隶属关系的界线，按照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并且使企业的产权明晰化，但我国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经济较发达地区，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历史地看，欠发达地区曾是我国“一五”时期，“三线”时期经济建设投资重点区，形成了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雄厚的实物资本积累长期以来缺少向金融资产的转化，难以同地方经济的比较优势有机结合，难以达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进行资产重组具有很多现实的困难。同时，经济较发达地区货币化的推进和较高的回报水平，吸引了大量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 与货币化进程直接联系的是不同区域资本形成的规模与效率。理论上说，资本形成的规模与效率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从理论上说，储蓄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本而增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储蓄资本，才能发挥储蓄的作用，储蓄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储蓄数量，二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前者取决于收入水平，后者取决于金融机构的效率和金融产业的完善程度。中西部地区金融效率的低下是十分明显的。同时，在大幅度增长的居民储蓄中，不同地区的分布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东经济欠发达地区存款之间的相对差异逐年上升，至１９９４年已达４．４９，而且逐渐形成的统一市场、居民对投资收益的追逐、以投资收益率为导向的金融市场交易行为促使了欠发达地区储蓄向经济较发达地区分流，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储蓄格局的不平衡，同时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规模与效率都严重滞后于经济较发达地区。 （五）银行体系的资金运行与区域金融不平衡的发展 从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看，银行（主要是国有银行）发行的金融工具占有主导性的地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家银行的迅速发展和业务扩张是中国金融深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对国有银行的依存度相当高。从区域金融运行的角度看，国有银行的行为对区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国有银行的商业化，以及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分离，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的影响将是十分明显的。 正是由于国有银行对区域金融运行的影响较大，不同地区对国有银行采取的种种干预措施，常常使国有银行承担了一些局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本。 首先，从理论上说，金融机构的设置原则是当地经济活动的集中程度和发育水平提出的要求，既是金融机构进入该区域的需求，又是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需求。但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银行）同行政区的设置却在相当范围内是一致的，这种设置首先使国有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受各级政府的影响。国有银行分支结构的行政化设置为追求短期、局部经济增长政绩的地方政府倒逼银行违规、过度放款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在政府的职能没有真正转换、地方政府依然过深地介入微观经济运行的条件下，即使采取上收党的组织关系等重要措施，地方政府出于区域经济运行的需要，依然会采取种种措施干预银行的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进一步说，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集中向局部地区放款，经济增长的实绩表现在地方，但是由此可能形成的亏损或者通涨压力、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则常常由全局共同承担；这在事实上鼓励和纵容了局部地区的投机行为。１９９５年以来，在国有银行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实问题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国有银行系统的亏损问题却高踞全国各省的前列，如广东、山东、湖北等的国有银行系统的亏损处于全国的前列。 其次，国家对国有银行行政化管理导致国有银行总分行之间的约束关系软化，分支机构的行为常常徘徊于上级行的统一管理与地方政府的局部要求之间，在一级法人体制下，分支机构形成的亏损必须由总行统一承担，除了人事方面的任免权力外，上级行缺乏对下级行的硬约束，这就从体制上为区域金融活动与整体金融运行的冲突创造了条件。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对欠发达地区不多的业务量进行的无序竞争在丧失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丧失了区域经济效益，为了在有限的市场上争夺一定的市场份额，各金融机构常常被迫不计成本进行各项业务竞争，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有限资金在各金融机构的分散经营下，难以发挥出应有的规模效益。 因此，中国区域金融格局的调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在上述各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格局才开始打破传统的行政式人为平衡格局，并开始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强调的是，这一区域金融运行格局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传统的区域金融行政式人为平衡格局被打破；金融交易的规模和数量在区域间的差异不断扩大，区域金融运行的不平衡状态趋于明显，为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区位比较优势的、同时能够适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创造了条件，也现实地要求宏观金融调控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区域金融发展格局。 四、区域金融发展二元结构下的货币政策 显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已被地区差异性所代替。在区域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的同时，区域金融运行状况的二元结构特征越来越明显，并且成为影响现实经济金融运行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金融运行环境已经出现显著变迁、区域金融运行日趋不平衡的背景下，宏观金融调控方式更多的依然是以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的一体化为假设前提的，这就必然影响到宏观金融调控措施的现实效果。可以说，正是由于宏观金融调控方式一直比较忽视区域金融运行非平衡化的现实，并且不能根据区域金融不平衡发展的现实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有效性明显降低，并且在局部地区还可能出现与预定的宏观政策目标相背离的政策效果。因此，传统的宏观金融调控方式在新的金融发展中的区域二元结构特征下遇到了挑战。 事实上，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和经济制度转轨步伐快慢各异，直接造成了经济运行状况在地区间呈现出较大差别，从而使得不同地区对同一金融政策的反映不同，同一政策对不同地区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以宏观金融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为代表的传统宏观政策的表面上的平等，在具体的经济环境中反而有可能产生比较剧烈的不平等，诱发地区经济金融利益的冲突与磨擦，进而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在区域金融运行不平衡的背景下，传统的单一货币政策有效性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一）同一宏观调控措施对不同区域的经济金融运行产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 由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经济波动与我国的整体经济波动呈现出基本的一致性，因此，我国单一的宏观金融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运行为参照系，但欠发达地区在金融制度和所有制结构上的差异使我国覆盖全国的宏观金融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效应。经济较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１９９４年达７２％）、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高、企业筹资渠道广；而欠发达地区主要是国有经济，金融市场发育缓慢，企业融资主要依赖国家银行，银根紧缩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不利影响远比经济较发达地区企业大，因为中央银行的紧缩措施通过国有商业银行首先传导给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国有商业银行依赖程度小的非国有企业影响较小。同时，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开放程度高、发展快、投资回报率高，比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投资扩张速度快，在宏观政策开始逐步放松时，现实经济运行中首先启动的必然是经济较发达地区。这样，宏观金融政策的紧缩在使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从过热状态冷却下来的时候，却使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发生资金紧张，社会资金的正常流动受阻；而当宏观政策趋于放松时，又会出现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再度趋热及通货膨胀的进一步蔓延，这就必然使得宏观金融调控的回旋余地趋于缩小，有时宏观金融紧缩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便迫于落后地区企业经营的压力而被迫放松。 对于单一化的宏观政策对不同地区经济金融运行产生的巨大差异，实际经济运行可以提供十分鲜明的印证。１９９３年上半年，经济较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出现了以房地产、金融资产价格爆涨的局部泡沫经济，６月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到２０％以上，将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拉高到１３．９％。在这一背景下，宏观决策当局在７月份采取了金融紧缩措施，整顿金融秩序，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比上月下降１０．１％、４．６％、２．８％、４．８％、４．２％，而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却分别比上月下降了１０．４％、１２．５％、７．８％、１２．１％、１３．４％，经济较发达地区省区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从超高水平上略有下降，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增长则刚刚起步又退回到低谷，使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大，停产半停产严重，９月份中央又不得不放松银根，货币供给增长率由下降转为上升，各项贷款月末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８％，不久又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和物价涨幅增大的现象。宏观调控在这种背景下放弃紧缩，并不是经济软着陆过程中松紧搭配的主动调整，而是宏观政策迫于不同地区对同一政策不同反映的被动应急措施。从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看，同样的宏观调控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效应。 （二）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在事实上不同程度地降低了中央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效率 在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权力和财政利益，并经济行为在区域经济金融运行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事实上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统一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实施过程，也可以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博弈过程（也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各地区域经济金融状况不平衡的背景下，由于覆盖全国的宏观金融调控措施是假定全国经济金融的基本平衡的，于是，地方政府基于各地实际状况而采取的机会主义对策，在事实上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中央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效率。 从实际运行状况看，在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经济行为直接威胁到宏观金融调控效果的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事实上，在体制和比价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的条件下，在地方利益导向下的区域金融运行，会使地方保护主义有所加剧，反过来对区域金融运行形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在转轨时期的一个典型情况是，在发展加工工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极力寻求发展本地的资源产业（采掘业和原材料产业），或者以高价收购等方式同其他地区展开争夺资源的大战，同时限制资金等各种经济金融资源外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拥有发展初级产业区位比较优势的地区，极力发展本地的加工工业，阻碍本地初级产品的流出和外地加工产品的流入。这样，就使得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同构化弊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复制和放大，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和分散化建设有增无减，产业布局调整的困难加大，区位比较优势和地区专业化分工原则在实践中得不到有力的推进。同时，这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和分散化建设极大地降低了资金（其中主要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建设效益低下时往往有金融系统承担了最终的风险，事实上，由于重复建设等导致的银行不良资产在银行整个不良资产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另一方面，这些重复建设之所以能够在各个地方政府的推动下顺利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资金的财政化使用在不断转换形式，在金融机构行政化设置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资金运行的干预有增无减，同时金融机构自身的约束能力、内部控制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例如，１９９７年以来，ＶＣＤ影碟机重复建设的现象引起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关注，据统计，全世界９０％以上的影碟机在中国生产，有４００多个品牌，已经形成严重的重复建设，１９９８年以来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加剧；但是，只是在国务院领导多次批评和督促下，各家银行才开始统计各地分支机构在影碟机方面的贷款投放状况。从实际状况看，银行资金的分散化管理和区域金融运行的相对封闭性，在现实上推动了重复建设，并且加大了银行资金自身的经营风险，影响了宏观金融调控目标的实现。 （三）区域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内在地提出了改变宏观金融调控方式的要求 传统的宏观金融调控方式在考虑区域发展状况时，主要从财政资金、银行资金的角度来加强监控和调节。但是，随着经济转轨的不断推进，各地的区域金融运行中，除了继续从传统体制下所依赖的财政拨款和银行信贷中获得资金外，还通过发展证券、吸引外资、财政信用等途径筹措资金，区域金融运行的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各地的自筹投资取代中央财政拨款、预算外投资取代预算内投资、金融贷款取代财政投资，成为区域金融运行的主要来源渠道，传统的封闭型融资体制有所打破，各地资金实力明显增强，这就迫使宏观金融调控方式对于区域经济金融的运行不能仅仅依据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来进行监控，而要逐步转向能够覆盖整个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等市场指标的监测。 另外，在区位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原则得不到有力实施的条件下，资金实力的扩张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高效率运行和产业的合理布局，只能使产业体系和资产存量更多地得到平面式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产业同构化和资金运行的低效率。 同时，从总体上上看，市场化融资发展迅速，削弱了政府行政力量在区域融资机制中的传统主导地位，企业、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力量不断加强，使得传统的调控手段的运行效果趋于下降，从而现实地提出了转变宏观金融调控方式的要求。从不同区域看，由于各地金融市场化推进程度的不一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融资机制的地域同构化被打破，区域金融运行的区际差异趋于明显，一些地区对资金的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明显增强，从而越来越对全社会的资金运行格局和各地的区域金融运行格局产生明显的影响。 （四）货币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不断加剧，并直接影响到单一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实施 如前所述，货币化程度的区域差异，是区域经济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影响区域金融运行的关键性因素。我国货币化程度的地区差异，近年来表现出扩大的趋势，这是由于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金融活动向局部区域积聚的结果。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方面进步较快，有利于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调整，资本形成的规模与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而在提高自身资金运用效率的同时，还吸引了大量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因此，在单一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作用下，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一般是居于比较有利的市场地位；货币化程度地区差异的扩大，内在地要求宏观金融政策要考虑到不同货币化程度的地区对同一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不同反映。 （五）、国有银行资金流动的区域失衡是制约单一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实施的重要因素 由于国有银行系统依然是影响区域金融运行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国有银行系统资金流动的变化对于区域金融运行格局有着重大的影响。 从国有银行系统的存款资金分布看，如表１所示，经济较发达地区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上升，１９９４年达６２．６９％，１９９８年以来这一比例还在继续上升；而欠发达地区占全国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其相对差异由１９８８的３．６３倍提高到１９９４年的４．４９倍。在贷款资金的分布上，欠发达地区虽然比重较低，但却逐年上升，而经济较发达地区却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其相对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占全国的比重除以经济欠发达地区占全国的比重）虽有所波动，但并没有提高的迹象。在我国目前的银行体制下，各地区企业在本地区的商业银行〈一般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开立基本帐户，在审请到贷款后，直接转化为该帐户的存款，这样对银行来说，资金来源和运用同时增加，即贷款和存款的变化应具备一定的同步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营的稳定性，并取得较好的效益，否则就会在当前贷款利率未市场化的情况下因高进不能高出以及占汇差等原因出现经营困难和效益滑坡。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较发达地区存款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上升，欠发达地区在逐年下降，这说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银行存款之间的差距在拉大。但从贷款上看，经济较发达地区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而欠发达地区则逐年上升，这说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银行贷款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这样，就形成了我国国有银行系统资金流动的结构性失衡，即中西部地区本来组织资金来源的能力较低，但是资金却有超量投放的趋势；东部地区资金比较充足，资金投放却比较谨慎。于是，许多内地银行的分支机构存款余额远远小于贷款余额，资金平衡的压力相当大，贷款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上级行资金和占联行汇差来维持。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趋势看，提高不同区域分支机构的资金自求平衡能力是发展的基本趋势，这样，中西部地区的分支机构必然就面临一个大规模的紧缩贷款投放的过程，这对于区域金融运行不平衡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明显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１９９８年中央银行取消对各个国有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以后，各个国有银行根据不同地区分支机构的资金状况制定了不同的分支机构约束与考核标准，其中对资金比较充裕的东部地区分支机构实施全额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于资金平衡能力较差的中部地区实行新增额度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而对于西部地区则继续沿用贷款额度管理。应该说，这一分类管理措施有过渡性质，其发展的方向是对全国的所有分支机构统一实行全额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可以预计，中西部地区在平等的市场竞争面前将面临一个紧缩国有银行信贷规模的过程。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从效益出发，向发达地区的资金投放会明显加大。 （六）社会资金的跨区域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单一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冲销力量 现代比较利益理论的代表俄林认为，地区间要素供给差异及其价格差异，是造成要素流动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对要素流动的刺激来源于地区间要素价格的差异。区域间资金要素的流动是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也是促使区域间经济合作与交往的基本动力因素之一。由于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便出现了资源、技术、劳动力和产品在区域间的流动，这一流动若是由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被称为扩散效应，它将缩小区域差异，反之则称为回流效应，它将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理论上说，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由于发达区域的比较优势强，经济增长速度快，投资回报率高，因而回流资金要超过扩散资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达区域的经济趋于成熟，区域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这时，由于发达地区的发展受资源、市场的限制，继续投资将遇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这时发达地区将开始向落后地区投资，以利用当地的资源、劳动力优势，此时资金流动以扩散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将趋于缩小，最终达到平衡。 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看，我国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大量资金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入经济较发达地区，其主要途径有： 首先，欠发达地区受国家价格限制的初级产品和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市场价格为主的、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加工品的不等价交换而形成的资金流动，经济较发达地区经过生产和交换，资金仍然流回本地区且有所增加，欠发达地区经过生产和交换则导致部分资金流出本地。 其次，内地资金在追逐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通过在沿海设店办厂、与沿海企业联合等多种形式向经济较发达地区进行的直接投资。 第三，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均采用的是总分行制，总行出于全行资金效益最大化的考虑，必然会统一调度其各分支机构的资金，由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贷款收益比欠发达地区高，而贷款风险则一般比欠发达地区低，因而各银行的总行必然倾向于以不同的形式（如内部上存资金等）从贷款收益较低的欠发达地区集中资金，重点支持经济发达地区，从而从国有银行的渠道“虹吸”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向经济较发达地区。
第四，从国有商业银行系统流出的各种资金在高收益的吸引下流向经济较发达地区沿海地区。我国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证交中心大部分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沿海，这种证券市场分布的不平衡使一级、二级市场吸引了大量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流入经济较发达地区。 第五，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直接影响到区域资金的流动。首先，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会引起部门间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变化；其次，地区的部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从而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结构中储蓄与投资不平衡在地区上的差异；另外，国家地区经济政策的倾斜，使得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的地区特征，有的表现为净储蓄地区，有的表现为净投资地区，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区际资金流动。 从以上流动途径可以看出，社会资金的跨区域流动，有利于覆盖全国的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提高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因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区域金融运行的不平衡十分明显的背景下，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出的资金大多是由于高利的诱导，当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时，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在经济较发达地区高利足以弥补其融资成本的上升时，不会减少甚至增加资金流出，而经济较发达地区则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的支持，货币供给依然充足，企业投资依然可能保持旺盛，这就部分弱化了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调控所采取的紧缩措施；同时，中西部地区则会受到资金缺乏的困扰。 （七）单一的宏观调控手段不能适应区域金融发展二元结构的要求 在目前的条件下，就宏观当局的调控手段看，公开市场操作的覆盖面十分有限，利率管制依然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存在，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准备金政策也没有考虑到区域经济金融不平衡的现状。 从区域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社会资金的运行上，就表现为资金来源与运用等各个方面的差别。具体来说，在金融运行上，经济发达地区的资金来源一般较多，进行信用扩张的余地较大，而欠发达地区则资金来源少，从而会从资金运行上扩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因此，从调整准备金政策入手，为了从宏观金融政策的角度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可以依据经济发达程度的差异，对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设立不同的准备金率，即对发达地区的存款机构规定较高的准备金水平，控制其信用创造活动，同时对欠发达地区则实行较低的准备金率。 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沿海地区的存款机构本来有不少就是“贷差行”（即贷款大于存款），多交准备金可能会使其信贷需求更加难于满足，而中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机构有不少是“存差行”（即存款大于贷款），对其实行较低的准备金水平会使其剩余资金更多，不同地区之间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既会促进金融市场的活跃和发展，也能够改善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 从发展方向上来看，我国的区域金融运行应该体现如下特征：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实现整体利益与区域利益的协调；在发挥区位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地区专业化分工，促进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市场的基础上，以资本为纽带，推动区域间经济金融的合作；建立覆盖全国的、统一而不分割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区域性或者全国性的金融中心。显然，与传统的区域金融行政式人为平衡模式相比，这一发展方向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原则。根据这一方向，宏观金融调控需要相应作用调整，以适应区域金融发展二元结构的要求，相应地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一）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表明，地区发展的差异与宏观经济波动的趋势基本一致，经济运行处于上升阶段时，地区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而当经济运行处于下降阶段时，地区差距则呈现缩小趋势。从９０年代以来的一般趋势看，由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较大且整体上的上升热度较高，地区间的经济金融发展差异呈现出全面扩大且有速度加快的趋势。 （二）引导和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首先要进一步完善财税管理体制；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显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三，改变金融机构的行政化设置，设法切断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机构日常资金运作的渠道。应该说，１９９７年末全国金融会议确定的一系列关于金融机构调整（如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的九个跨地区的分行、国有银行的同城机构合并等）的金融改革措施，其主要改革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降低地方政府对金融运行的干扰。 （三）实行有差别的宏观金融调整政策。根据不同地区金融运行状况的差异，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差别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 首先，要根据区域经济金融的运行状况，从社会资金有效配置的内在要求出发，并在宏观金融政策决策中充分考虑到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对同一政策所可能形成的不同政策后果。 其次，实行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中西部地区的准备金率应比经济较发达地区低。 第三，建立平等参与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政策手段的实施也要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各地区有平等的参与权和表达权，作为国务院货币决策机构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选应考虑地区差异，以反映各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呼声。 第四，引导国有银行在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资金调度行为。 （四）推动东部发达地区金融运行的高级化，进而形成局部和全国性的金融中心，提高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极的辐射力和对全国经济的带动作用。根据社会资金流动的一般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总是要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地区和产业，资金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可以说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从总体和长远来看，东部地区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发展优势的不断积累不仅有利于中西部的开发，而且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地区平衡发展的关键是在公平的条件下，推动东部发达地区的健康发展，从而为中西部地区利用本身资源优势、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提供支持。 在推动东部地区形成金融中心的同时，要充分发挥金融中心的影响能力和辐射能力。同时，金融中心的形成，为宏观当局有效实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宏观金融调控措施创造了条件，例如，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为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交易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五）促进中西部地区金融的良性运行。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推进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的自我平衡能力，为中西部地区开发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并采取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宏观金融政策。要针对欠发达地区金融运行的实际状况，采取相对宽松的调控政策，并扶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合作金融、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由于这些金融活动规模有限，对整体金融运行的影响有限，因而中央银行也有条件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同时，在欠发达地区要积极发展政策性金融，弥补金融活动向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集中后可能形成的金融服务空白。 （六）在分离政策性融资与市场性融资的基础上，强化市场化融资的基础性地位，有针对性地发展政策性融资。 如果说政策性融资主要作用于一些具有公共财货（public goods，如交通等基础设施）特征的领域的话，市场化融资则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市场进行的，其充分运作发生于具有金融区位优势的地区，使得这些地区日益发展成为跨区域的、乃至全国性的资金枢纽，进而成为金融中心，并对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和产业布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同时，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功能。经济欠发达地区拥有全国探明矿产价值含量的四分之三以上的矿藏，因此，开发欠发达地区优势资源、发展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不仅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增强全国特别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发展后劲的需要，资本市场不发达且金融中心难以辐射到的欠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和整个经济的开发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在目前中央政府难以集中财力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下，客观上需要国家设置政策性金融机构融资体制上进行扶植。（七）优化金融机构的区域布局。在科学分析各区域金融服务的市场供求因素和金融内部竞争因素的基础上，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对区域性金融机构，根据目前的情况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设立区域性商业银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要求，大力促进欠发达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以提高金融效率，增强吸纳资金的能力。同时，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西进”。对国有商业银行，要改变以行政区划遍设机构的作法，根据经济需要来确定机构网点的设置，以规模效应聚集当地资金支持区域大中型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