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中国经济是否出现第三轮过热，成为目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两次过热，第一次过热始于1988年、第二次是从1992年开始，前两次分别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1992、1993年的过热，导致了严重通货膨胀和大量的“烂尾楼”，让人至今谈“热”色变，心有余悸。
经济过热是哪一块过热
主持人：近期，国家宏观调控措施频频出手。央行推出“房贷新政”后，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9月21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由6%调高至7%。发改委也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大炼钢铁”、遍地开花的“汽车城”和冒气泡的“硅片热”亮出了黄牌警告。从上述措施可以看出，经济管理部门已经开始对经济过热降温，中国经济真的过热了吗？
汤敏：谈我国总体的经济过热目前还过早，但是应该承认，经济过热已经有一些苗头。我们关注的是投资过热。如果说中国总体经济过热还不能下定论的话，但投资过热我们认为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投资过热已经出现几个迹象。第一，就是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速度剔除价格因素后，超过了1992年、1993年，比那时候还高。第二，跟投资有关的一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什么叫做过热，关键要看价格。我们的总体价格还没有明显上涨，但是在原材料部分中已经显现。第三，从经济增长看，有消费带动的增长可持续性相对好一些，而现在的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今年上半年近60%的经济增长是靠投资带动的。这几个迹象表明投资过热已经有了明显的苗头。
范剑平：目前我们还不能明确的说经济过热还是不过热。但我认为，国内各方专家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保持一种警觉性，是一个好现象。从需求的角度讲，我国城镇居民中的一部分需求把我国的工业化推到重化工业化时代。重化工业化的投资有其特点，一般来说，投资规模比较大，投资周期比较长，但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也很大。重化工业化产业链比较长，就是说，它的投资有很大的一块是中间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增多，国家步入高投资时代，投资增长率应该上升。
更何况对我们国家来讲，先前经历了七八年加工工业的投资低潮期。经过那么长时期投资不足后，现在突然出现一个加工工业扩张期，投资增长快一些，应该说其中含有一点恢复性、补偿性的增长。可以看到，一些多少年都没有好好投资的产业，现在开始大规模出现企业设备改造投资热潮。我们注意到，今年基本建设投资低于企业的更新改造投资，企业愿意引进设备进行更新改造。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存在历史合理性。
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看，重化工业化的投资长、产业链长、投资系数大、带动系数大的特点和住宅、汽车消费升级周期较长的特点交织在一起。如果描述一下辉煌前景的话，我国确实迎来了一个今后较长一段时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历史机遇。专家较为公认的看法是中国靠自主能力经济潜在增长率应在8%～9%之间，这是最起码的。但是，今年经济增长率里，有将近1个百分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经济过热，可能有点过早。
张寅：我的判断是货币供应过热，经济还没有过热，也就是经济的“温度”还是合适的，只是出现了供给过热。主要表现是：第一，商业银行贷款的投放自我约束比较差，为了降低不良资产率，银行把分母搞大了；第二，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得央行外汇占款增大了。第三，我们的经济出现多个热点，住房、汽车等都需要贷款的支持，从1999年底起动的消费贷款，特别是住房消费贷款增长迅速。这么多因素集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货币供应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可以说是货币供应过热。
这次过热与前两次过热有什么不同
主持人：目前投资过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过热与前两次经济过热有何区别？
张寅：在我看来，目前的经济扩张与1988年、1992年那两次经济过热有不小差异。相同的是政府都参与了，区别在于1988年和1992年没有大量的外资进来，没有大量的民企进来。1988年和1992年的经济过热叫计划经济过热。目前，外资和民资投资决策效率很高，可以很快地决策，很快地上马。现在的状况是国有企业在投入，民资、外资也在跟进。过热是再正常不过了。
对于投资结构中出现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出现较大背离的现象，我认为有其内在原因。今年非典影响消费是直接的，但非典对工业生产的影响要小于对消费的影响。此外，对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也要分类来看，有些投资不可能马上产生消费，甚至相当长时间都不可能产生消费。比如说政绩工程，某地建设了一个大型广场，怎么形成消费呢？这种投资与消费一开始就是脱节的。
汤敏：投资过热是由投资结构造成的。从这一段时间的投资增长结构中可以看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投资增长与地方政府的推动有一定关系。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上新项目，特别是一些巨型项目，还有工业园区、广场等等，市一级的在搞，甚至县一级的也在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也很快，国有单位上大的项目越来越多。投资之所以增长那么快，跟银行资金的支持有关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说，今年各地区、各行业的贷款普遍上涨，半年的新增贷款便接近年初确定的调控目标。真的是突然冒出那么多好项目吗？这里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当然，投资增长中也有亮点，就是民营企业的投资在增长，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目标是把民营投资调动起来，现在终于开始显现，尽管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比其他企业慢，但现在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们担心的结构性问题还有两个，一个就是投资的增长缺乏消费增长支持。现在我们投资增长速度跟消费增长速度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投资没有消费支持的话，风险会加大。另外一个是投资增长与就业增长并非同步。第二产业增速超过第三产业，能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第三产业没有得到快速发展。
总体来讲，投资增长过快，但没有就业的支持，没有消费的支持，是不可持续的，部分投资增长是由地方政府、国营企业推动、银行资金支持的结果，这样的增长继续下去的话，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结构失衡愈演愈烈根本问题是体制
主持人：综合分析新一轮增长周期所存在的问题，投资结构失衡是较为一致的看法。调整结构是我们多年来既定的政策，为什么结构问题愈演愈烈，以至成为经济运行的瓶颈呢？在结构问题背后，体制问题是否是根本的原因？
范剑平：如果投资出现过热，我以为目前更危险的不是由市场化引发的过热问题，最要命的是地方政府对政绩的短期冲动所带来的投资过热。在投资领域中一些旧的体制因素，可能又开始活跃起来。以前的所谓“三拍”干部目前仍大有人在：决策的时候拍脑袋，要钱的时候拍胸脯，出了问题以后就拍屁股走人。
不可否认，我们很多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十分紧密，政府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很大。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汽车城，拼命上汽车项目，因为家用轿车是暴利行业，在中国有多少行业能获取超过20%的利润？地方政府要吃这块肥肉，可以说所有的汽车城背后活跃的都是地方政府的影子，政府比企业更积极。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化工业化时代投资规模比以前更大了，投资周期更长了，一旦出了问题，比原来的问题更大，像不良贷款等深层问题浮出水面，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由于体制转轨没有到位，可能有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一旦钱到了消费者手里，消费者是完全理性的。用一个完全理性的消费市场，对应一个还没有理性和成熟的投资市场，很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新一轮经济热潮持续不下去。就是说这么多投资下去，产能出来以后，老百姓手中的钱还消费不起，最后住房积压了，汽车也积压了，出口增幅再下来，内需、外需的不振将危及经济整体发展。
防止过热投融资体制不改不行
主持人：虽然目前谈中国经济出现过热为时尚早，但对于已经出现的投资过热还是应该给予关注的，目前有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
汤敏：解决投资过热问题，重要的是结构性调整。一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因为现在相当部分的国家投资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关。既然民间投资已经开始起动，而且整个投资已经这么高了，现在可能是考虑改变通过财政赤字推动投资的时候了。
二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投融资体制，对一些过度的投资建立一种控制机制。应该建立一种重大投资项目的投资失误问责制，以控制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虽然投资的效果可以很快显现，比如就业增加了，税收增加了等等，但是它的问题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暴露出来，如果没有问责制，就会失去控制。
三是加快推动民间投资。民营银行的建设、对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的开放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等都要加快步伐。
范剑平：中国要高度警惕由于体制性因素带来的投资过热，这么说不为过。我觉得现在或将来对投资过热对症下药，重点要治的不是市场化的重复建设问题，而是要治理由于政府行为导致的重复建设问题。当前，土地开发面积过大值得警觉，现在还出现了所谓银政合作，地方政府和银行捆在一块，银行给政府很大的授信额度，政府用来搞开发。如果能够把这一部分剥离掉，投资增幅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政府现在应加紧做的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除了一些公益性的、与社会发展有关的、非政府投资不行的项目外，剩下的政府不要去参与投资。这也需要改变对政绩短期考核的办法。考核政绩更多的应放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发展等方面。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才会慢慢恢复正常。
另外还要特别重视国有商业银行乱贷行为。有的商业银行判断能力太差，没有内控机制，贷款跟风，不贷的时候，大家都不贷，要贷的时候，大家都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看什么项目都是坏项目，经济好起来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好项目。如果能把国有商业银行管住，政府行为自然就管住了。
张寅：我个人认为，央行近期出台的一些调控政策如“房贷新政”和提高准备金率等措施实际是在掩盖金融系统的问题，把金融系统的问题外延化了，把解决别人的问题当做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其实，银行最应该管好的是控制住自己的信贷风险。
我觉得解决投资过热的
一个最好办法就是减持国有股。现在哪个行业火，哪个行业就应该减持。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还可以避免重复建设，一部分投资热情没有转变成增量，而在存量中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