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像食品一样，住房对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在20世纪，美国的住房环境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如今，几乎所有住房都拥有自来水、电、稳定的供暖系统、良好的隔热、通信、电器以及便利的地理位置。此外，住房和公寓里还出现了许多新鲜的设施。如今，普通美国人的房子比过去的皇宫还要奢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户人家的住房面积都翻了一番，很多新房子的车库都能停下3辆车。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房屋所有权代表了他们最大的资本资产，是中产阶级的奠基石。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50个州的房子全部大幅贬值，至今仍未恢复（请见第十二章）。到2010年6月，至少有1 10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打了水漂，房屋的价值甚至低于房主所欠银行的贷款。2010年年中，每个月都有3 000多所住房被取消赎回权。随着失业率的增长以及失业福利的削减，取消赎回权的住房数量依旧居高不下。就像食品那样，住房与经济紧密相连，有了收入才能购房。随着越来越多的住房被取消赎回权，导致房屋数量过剩，从而压低了房屋价格。正如一本金融杂志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清楚失业是造成高止赎率和房屋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失业率越高的城市，房屋止赎率也就越高。在美国最糟糕的10个房地产市场之中，每个城市的失业率都在12%以上（2010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个城市默塞德和莫德斯托的失业率在17%以上，这几乎是全美失业率（9.6%）的2倍。2010年12月，戴维去了莫德斯托。这个曾经繁荣的农业城市如今到处都是闲置的房屋和无家可归的人；银行变成了地主，把房子出租给那些没有失业的人们。30年前，莫德斯托没有大型的养殖场，当时的农场规模小且多样化；如今，随着经济崩溃和房产的丧失，这里形成了一个失业、止赎、倒闭的恶性循环。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是房产灾难的中心，很多人被赶出了住所，只能租公寓入住；但是很快他们又被赶出了公寓，因为房东也无法按时偿还公寓的抵押贷款，这些公寓也被取消了赎回权。有些蓄意破坏者挨家挨户地破坏空房子，导致这些房子的价值直线下滑，压低了附近社区所有房屋的价值。随着住房的不断贬值，即使那些薪水不错的人也陷入了困境。与饥饿不同的是，历史上美国几乎很少出现无家可归者，直到30年前这一现象才逐渐出现。最近这些年来，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在很多城市，越来越多的儿童和家庭居无住所。那些无家可归的、遭受精神创伤或身体伤残的退伍军人常常出没在市中心，有时骂骂咧咧，有时喃喃自语，商户和购物者对此都十分无奈。在西雅图，保罗8226;卡尔森露出职业性的微笑，但这也无法掩饰几十年来问题的严重性。卡尔森是美国无家可归跨部门委员会的西北协调员，该委员会隶属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他还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无家可归的人数很少；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他预言：“这个问题将会日益严重。”
先是里根总统削减了精神病院的基金，导致“大量身心残疾的人流落街头，但这不完全是里根的错”。自由主义团体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迫使法院释放了那些不愿留在医院的精神病患者。卡尔森指出，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一味地追求意识形态，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这些精神病患者不仅流落街头，还失去了必要的医疗护理。此外，里根政府还停止了对政府资助住房的投资。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他们开始转移到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区，导致许多低价的穷人住所被夷为平地，建造成昂贵的新兴住宅区——卡尔森把这种现象称为“破坏住所”（habitat destruction）。“在西雅图市中心，”卡尔森回忆道，“1980年时我们有12 000处廉价住房——虽然十分简陋，但是它们为残疾人和穷人提供了廉价住所。1984年，为了建造富国银行，其中600处住房被夷为平地，导致这里的居民失去了家园。到1990年，只剩下了300处廉价住房。这一切看上去很美好——市中心变得更加热闹，中产阶层看着自己的房子日益升值。我们以为这一切十分完美，没有任何的代价，但事实上代价很大。”到20世纪80年代，有人估计美国的流浪汉人数高达300万。虽然卡尔森认为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实的数据依然惊人。“大多数专家认为，我们目前大约有70万无家可归者，他们或是流落街头，或是住在庇护所里。其中1/2~2/3的人患有精神疾病或残疾，1/3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美国底层人民的整体寿命是55岁，比俄罗斯还要低。每年都有100个人死在西雅图街头。”卡尔森认为，美国没有住房不足的问题。“想要实现居者有其屋，美国目前的住房量绰绰有余。但是如今到处都在取消房屋赎回权，我们只好不断把人们赶出家园。”通常情况下，空房没有人打理；许多年久失修的空房也成了贩毒的好地方。有一年高中的暑假，戴维找了一份建筑工作：塔科马山顶区的一座小公寓需要翻新，戴维的任务就是驱逐3个擅自住在那里的瘾君子。这二男一女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中，他们身体消瘦、浑身肮脏。房东几次向市政府和社工提出要求都没有回应。没有比瘾君子的生活更加悲惨的了。戴维收拾了他们的东西并且陪同他们走出了公寓，他们实在太过虚弱，根本无力争辩或反抗。“我真的不想赶你们出去，”戴维告诉他们，“但是明后天我们就要拆掉这里的墙壁和天花板。你们真的应该赶紧去医院或者戒毒所，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死掉的。”“老兄，你说这些话没有任何意义，”其中一个男人回答他，“如果你想帮助我们的话，给我点钱买吃的。我可不需要你的建议。”于是戴维提出请他们吃汉堡，其中两个人接受了他的好意。有一个人曾是参加过越战的老兵，他向戴维讲了自己的故事。他的经历十分悲惨，而他的同伴则很少说话。吃完午饭后，他们对戴维表示了感谢。但是戴维仍然觉得愧疚，毕竟一顿午饭无法弥补他们失去住所的痛苦。相信任何人在清理这幢公寓的时候，看到瘾君子留下的针头和排泄物，都会开始反思：即使是那些曾经叛逆鲁莽的人，看到这些场景时都会下定决心好好做人，绝不再碰毒品。失业、无家可归、医疗费用上涨、毒品和犯罪，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更多的失业、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更多的监狱或更少的机会来解决。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去任何一家医院问问那些等待治疗的流浪汉，问问那些专业人士治疗一个流浪汉需要多少钱。只要留心观察，你就会发现错误的个人选择、错误的政策、高额的费用是一个恶性循环。戴维在地球经济学组织工作，他的办公室往北两个街区就是皮尔斯县监狱；往西三个街区就是刑满释放者的过渡教习所；往南一个街区就是流浪汉收容所和慈善食堂，这里是很多从过渡教习所出来的人的下一站。其他国家对待流浪汉的态度则大不相同。2005年，英国长年无家可归者大约有1万人（而当时美国的对应人数为5万），英国首相托尼8226;布莱尔决定为这些人找到住所。“如今这些人数减少到了800人，”卡尔森说道，“我们做得十分成功。”“欧洲的住房不足问题远比美国严重，”卡尔森皱着眉头说，“但是欧洲的流浪汉远比美国少。他们做到了居者有其屋，还支付了大量的住房津贴。”而美国的政策通常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卡尔森继续说：“在第一世界国家里，美国真算得上是第三世界了。美国的贫困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富裕国家。”不过，他总结道，“我们已经吸取了经验教训。”再复杂的问题也有解决方案。首先，我们必须建造足够的廉租房；其次，我们必须资助社工，让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帮助无家可归者，为他们解决健康、住房和就业的问题。（当英国采用第二个方案时，流浪汉的人数减少了92%，整体费用也大幅下降。）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地分配基金，及时地救助流浪汉（比如提供足够的住房），那么我们支付的费用将远远少于出了问题之后的弥补费用（比如在急诊室为流浪汉治疗冻伤的费用）。我们的住房目标是什么？是一小撮人住在富丽堂皇的城堡而很多人流落街头吗？还是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住房，成为房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