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尊重个人财富和平等的观念促成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在众多国家中，之所以只有美国对资本或财富没有过太多的争执，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文化传承上的积淀不太多。美国作为一个新大陆、一个探险家的乐园，可能不受传统的欧洲大陆的文化或者价值体系的影响，所以对于资本、财富的追求可能更强烈一些。第二，美国自创始之初，一直都充满着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每个人在财务上、经济上独立或自主。每一个个体对于财务和金融上的独立性都有强烈的追求，有时甚至会超过传统社会、伦理强加的价值观。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价值观才更多地强调资本、个人、财富，和传统的欧洲大陆不一样。美国人的这种观念其实跟15世纪的欧洲社会改革也有一定的关系。无论从精神文化方面，还是从宗教层面，15世纪的欧洲居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尊重财富，渴望财富。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发生的价值变迁，也反映了欧洲传统社会的变迁。在这个阶段，重商主义开始逐渐发展，虽然可能还处于一个萌芽阶段，但是经过一两百年的不断发展，出现一系列金融改革和规制，不断推动远洋贸易的融资。美国从它创建之初，无论是与宗主国之间的战争，还是和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的关系，基础都是经济和贸易的往来。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以及市场规律。这一点和原来英国或者欧洲大陆以皇室为主的价值体系不同。在美国人生而平等，他们的历史上没有皇权，也没有国王。在当时一个基础设施还比较不发达的社会，人民都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和诚信，以及和别人的交往增长自己的财富和能力。美国建国之初的财务体系以及军队和国家的关系反映了有产者如何平衡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拥有这样一群了解市场的人，他们为今后国家的发展设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框架。货币化的背后必须有强大的法律体系作支撑在过去二三十年有很多法律方面的研究，使各界对于法律、产权保护更加尊重。在执法力度较强的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从整个资本市场或者金融体系发展的力度，和那些对于法律不够尊重的国家相比，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而中国则对整个法律和金融体系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在过去的30年，正好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是在一个相对疏松、宽泛的范围体系，在相对比较弱的执法力度下，取得了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这一点有矛盾的方面，也有可以调和的方面。矛盾的地方在于，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在产权相对比较明晰的环境下发展的。如果产权明晰而法律不明晰，就会导致很多交易难以完成，或者难以得到长久的执行。这会影响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情况很特殊，在经济发展初期时，对产权的界定相对比较模糊。无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是从集体所有制向个人所有制的转型，这里面有很多财富其实都是通过产权的界定和划分，逐渐地融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内资本市场存在很多痼疾，很大程度上不是资本市场或者监管部门可以控制的，更多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法律的基本构建问题。中国这方面的局限性在于，法律和行政之间的界限非常不明确，有很多行政机关以法律的名义创设出很多规章制度，和整个法律体系并不一致。另外，行政体系的力量远远大于立法和司法体系的力量，所以，权力分配需要有所调整，失衡的状况才能扭转。正因为有了市场经济的理念，有了对货币和财富的追求，公众对于信息披露、对于公平、公正、公开的向往也特别迫切。在这种前提下，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成为上市公司高管，就可能会导致他受到的约束和监督力度更大。从这个角度讲，商品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的法律、政治法律、民主机构有推动和促进作用。财富追求与道德追求如何平衡？货币经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性中基本的对于自我利益的保护，这同人们对某些方面的追求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要尊重它。在货币经济、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西方社会也意识到，必须要有更高层次、精神层面和伦理层面的价值观，可以更好地维系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更长期、稳定的关系。除了对货币的追求以外，人还有一种很基本的社会性追求，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关爱、平等的社会，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每一个人都会有基本的道德追求。只有在社会的伦理和道德方面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和满足，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日本的货币文化和法律体系走在整个亚洲之先日本的崛起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它特定的民族性决定的。他们做事情很认真，对于既定目标的追求非常强烈。另一方面，日本具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当时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日本口岸，强迫日本人学习西方各种各样的制度，在这方面它走在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先列。日本不但学习了民主宪政制度，也借鉴了西方的整个工业化体系。但在学习的同时，日本并没有丢弃传统的价值和文化，而是保留得比后来的中国还要完整。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在东京、在大阪这些通讯口岸，日本对于贸易和财富的追求，包括如何通过贸易金融达到财富的创造和转移，走在了整个亚洲之先。日本这个民族，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岛国环境的影响，它面对黄土文明和蓝色海洋文明的冲突，使它更有机动性，可以接受国际市场上更先进的文明和社会体系，这也是它可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过去30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对于财富的观念自然就会扭转。虽然在欧洲还比较强调对原来的贵族体系或者社会层级体系的尊重，但在日本，尤其是城市地区，民众对于个人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财富，并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则越来越尊重，这体现了经济价值发展之后对人的尊重和人性的释放。这点也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任何一个金融中心的成立和衰退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自身的原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对于金融自然就产生强烈的需求。另一个方面，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实施的法律体系和大陆法律体系接轨。同时，日本人重视和西方行为方式的对接。中国的香港、亚洲的新加坡之所以能在一个较小的经济体基础上，成立金融中心，跟法律体系的健全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最后，每个金融中心的成立，一定伴随着来自不同领域企业的汇聚。所以一旦日本成为当时全亚洲经济的领头羊，形成在整个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中心，就会有资源向它的地方逐渐转移。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尤其在日本发生海啸和核电事故以后，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纷纷把他们在亚洲或者亚太地区的总部，从东京转移到中国香港或者新加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虽然中国是今后最有活力、最有潜力的经济体之一，但是企业在考虑业务中心或者业务总部的具体地点时，还是不会优先选择中国。企业可能会优先考虑那些无论是法律、文化，还是语言，都和曾经的本土国家更接近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与英美的法律体系更近的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想要把任何城市打造成金融中心，就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在各自辖区之内创建一个海外投资者所认同的法律体系。因为只有创立一个普遍的法律体系，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中心。欧洲债务危机的缘起与波及面欧洲各国虽然遭受主权债务危机，但是各国国民生活还比较富足，很多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收入是中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从这个角度进，欧洲虽然经历了危机，但民生仍然相对比较富足、优越。在西方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财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划分。中国是国富民穷，老百姓辛辛苦苦挣了一年钱，交税都到了政府手里；西方很多国家由于原来对于皇权和国家权力有限制，所以很多国家都出现民富而国穷的情况，老百姓丰衣足食，但是国家的财政状况比较严峻。欧洲所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和2007年、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有紧密的联系。欧洲各国当时为了救助本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很大冲击的金融机构，就把很多金融机构国有化。于是就把本来民间机构所背负的债务，背负到了整个国家的身上。一个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交易和业务来获得收入，它的收入也可能会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高速地上升。而一个主权国家，它主要的财政收入来自于税收。欧洲的经济，除了在过去十多年，随着全球的房地产泡沫获得一个比较大的增长之外，其本身的经济增长力度相对比较疲软。这些主权国家在财政收入方面没有很明显的提升，才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本质原因。很多金融机构原来就有资不抵债的情况，由于欧洲主权国家承担了它们的债务，所以这些国家也不得不面临类似资不抵债或者现金流不足的情况。这也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最核心原因。很多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尤其是经济出现下滑之后，去承担在金融危机时接手的债务。随着这些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整个金融网络全球化、一体化已经变成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很多欧洲主权国家的债务，都已经被全球各个金融机构广泛持有。当初之所以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房地产债券变成金融证券化机构持有。现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变成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是在非洲的某个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或者在南美的某个大型资产负债机构，都可能持有希腊、意大利、葡萄牙所发行的各种不同信用评级的主权债务。一旦欧洲出现违约，或者欧洲的债务出现重组，抑或者欧元解体，那么很多全球金融机构原认为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比较安全的资产，就会变得没有任何价值，就会导致出现很大的危机。金融机构一旦出现危机，会对他们所处的各个国家的经济，或者地区经济产生很负面的影响。所以，虽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只在欧洲本土发生，但是它的影响范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弥漫到了整个全球经济的各个角落。未来的货币格局可能是一体化的全球货币体系货币的诞生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选择。它反映了人们对于货币的基本需求。除了经济层面的需求之外，人还有很多社会或价值层面的追求，以及对于自由和平稳的追求。然而，没有完全的平等，也没有完全的自由。所有的自由和平等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或价值保证体系之上。自由必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根基，即商品经济，或者叫货币体系。从这个角度讲，无论人们对于自由的追求达到哪一层面，都不可能摆脱对于经济基础的依存。世界格局，尤其是世界货币体系格局，肯定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发生改变。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世纪末，美国经济已经超过了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美元才逐渐超越英镑，成为全球的主导货币。在今后一段时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系和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完善，人民币肯定会在全球货币体系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会取代美元、欧元、日元，成为一种最主要的货币。所以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每一个货币体系的演变，都反映了当时经济体系的发展，两者是不可割裂的。瑞士虽然国家不大，但是其货币瑞士法郎也会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储备货币，反映了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期对于政治上的卓越性的追求。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它的货币都能反映某一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趋势，甚至是社会发展趋势。美元就是经历了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得到全世界投资者的信任，成为一种主导货币的。这是一个发展和变化的必然趋势，而且这个趋势肯定最后会走向一个全球一体化的货币体系的建立。虽然进程肯定非常漫长，中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波折，但是无论从交易的便利性来讲，从整个货币的储备公正性来讲，还是从国际货币政治体系越来越向多元化、稳定化发展的角度来讲，一体化的全球货币体系，包括最后建立一种超国别的一体化体系，可能是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最终的发展方向。经济体系与货币体系密不可分欧元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为整个货币体系，包括整个人类的经济体系，在今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借鉴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获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欧盟的成立、欧洲经济区的建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给亚洲地区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其中一个体系的发展会推动或者带动另外一个体系的发展。欧元区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来参考。随着欧元的推出，整个欧洲资本市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原来只在欧洲被认同的金融机构逐渐为国际投资者所喜闻乐见、津津乐道。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看到各个国家本身的金融市场都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欧洲现在有两大交易所，一个从事证券、股票的交易，一个从事大宗生产交易。从各个国家拥有一个交易所，变成整个欧洲大陆拥有一个或者两个交易所，无论是从交易所的效率，以及和其他国家、体系之间的不同竞争态势，还是对于本地经济的整体推动，都给亚洲各个经济体，包括美洲的部分经济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一旦能够很大程度地释放金融或者货币，就能够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也因此会获得一个长足的发展，这对全球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演进提供了正面的经验和很好的具体操控方式。这次的教训是，欧元危机，包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反映了任何一种货币，或者货币体系的发展，都必须在每一个地区内处理好三个层面的矛盾。第一，核心国家和非核心国家的矛盾。比如德国和法国，与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矛盾。第二，核心国家之间的矛盾。比如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第三，在国家内部，政府和选民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大众的政治和少数的经营政治之间的矛盾。欧元区是一个探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很多层面上政治领袖或者精神领袖在理念上可能已经走在了社会发展的前沿，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自己的政党和选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希腊债务危机对欧元与欧元区的影响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爆发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不是金融体系出了问题，而是国家的政治体系存在问题。为什么希腊能够拥有一个庞大的公务员体系，给公务员，甚至其他的社会公众，提供这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退休社会福利保险体系？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希腊的政治家或者政治首领们，在争取政治上的胜利的同时，没有考虑到财政在中长期的可持续性。他们开了很多空头支票，最后发现自己国家的财政不能够支持这种状况。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希腊的危机，包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能在中长期都很难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式。要想解决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就必须要削减债务。而一旦削减债务，就会影响到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或者是影响到本国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所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希腊的状况最严重，其焦点无外乎就是削减债务和刺激经济之间的平衡。由于债务已经非常高了，还债的成本无论是利息还是本金都非常高，所以没有给各国政府留下太多的可操作空间。整个欧洲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对有些脱节。为什么希腊留在欧元区会对欧元有很大的影响？大家提出了很多对于欧元作为一个统一货币体系，是不是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猜测。可能有这样两种情况。第一，希腊状况不断恶化，可能第一个退出欧元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欧元区有提振和稳定的作用。但是，在希腊提出之后，下一个国家可能就轮到西班牙。西班牙国家的收益率大幅度上扬，很多国际投资者都开始怀疑，一旦希腊退出欧元区，西班牙是不是还能东山再起。如果希腊不能在欧元区之内，下一个很可能是葡萄牙或者意大利退出。一旦这几个国家退出，欧元就可能不成其为欧元了，这是一种情景。还有一种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有可能冲击性更大，就是德国不愿意再留在欧元区里。在短期内，德国保留在欧元区之内，对于德国本国经济来讲，带来的更多是责任和投入，而不是收益。一旦德国决定退出欧元区，那么欧元区将会受到沉重的冲击，因为现在欧元区都是由德国一个国家的财政来支撑。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出现，都会对欧元作为一种统一的一体化欧洲货币，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一国货币的投资价值取决于该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任何一种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里，都会有它吸引投资者的地方，也有不吸引投资者的地方。对于很多主要的货币而言，很多投资者主要看重货币的三个方面。第一，货币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一个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取决于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越发达的经济，可能财政收入就越稳定，越有保证。所以很多投资者在考虑一种货币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时候，首先会考虑这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有前景。第二，投资者往往会考虑所投资或者持有的货币，是不是能起到保值、增值的作用。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所以，各个国家的央行，包括欧洲中央银行，都会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部分。第三，投资者关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整个财务健康水平。虽然一个国家有能力把很多财富从民间收集到国家，但投资者除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之外，还会关注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健康状况。也就是在财政获得了之后，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明智、正确地运用这些财政收入，把它们用在那些更可以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上。正是出于这一点的考虑，现在很多国际投资者对于欧元区或者希腊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认为虽然这些国家有经济增长的能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财政收入用到一个可以让投资者信服或者放心的方向上。这一点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和社会价值的问题。建立控制货币和通货膨胀的有效机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各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量一直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话题。有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方面是比较隐性的约束，即一个国家在滥发货币之后，自然会引发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自己本国货币对外币的贬值，给对外贸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这是从自然经济规律来讲的隐性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往往认识到除了这种隐性的长期约束机制之外，可能这些约束机制不足以防止或者阻止国家集体、中央银行强烈的印发货币化解自己的债务负担或者解决自己社会问题的动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个国家都要通过立法的形式，限制各个货币主管当局乱发货币。美国在这方面分成两个比较重要的机构，一个是美国联邦储局，即美国的中央银行，一个是美国财政部。两者在货币政策制定和实行方面，都必须严格地向国会汇报，而不是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超政治性，也保证了货币的发行或者财政的增加，都必须得到由国会所代表的全体国民意志的认同。
2011年就曾经出现过必须要大规模上调预算的最高上线的情况，否则美国政府就不能正常运行。这一点很好地反映了，在关系到整个美国政府是否能够继续运行这么重要的问题上，美国国会虽然有它的政治考虑，但是仍然是对于整个货币发行和财政健康，具有最终话语权的立法单位。所以它反映了美国财政政策的超政治性和超政党性。货币之所以能够被各种文化、不同种族的人所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带给了人类一个非常需要的元素—信任。我们为什么到了别的国家不能接受他们的纸币，而从海外来的朋友们，也不能接受国内的人民币，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各种不同的货币，带给人类不同程度的信任。货币与银行的信用要靠法律体系来维护货币化首先要具有独特性。无论是原来的贝壳，还是钻石，都是相对比较稀缺的，而且大家又比较喜欢持有。其次，货币带有非常强的社会性。货币可以带给人安全的感觉，这种安全的感觉是同货币背后的财富及其所能支配的资源、完成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货币给了每一个持有人，一种对于社会和其他人相互之间接触的能力或者能量。这种能力或能量导致各个国家、社会、种族都会不约而同地对货币产生很强烈的需求和追求。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银行最大的作用，就在于把信用体系带到了人类社会。原来无论是存款、借款，还是对一个公司的了解，每一个个体都很难非常尽职地把这个工作做好。银行正是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不但帮助方方面面的人作了必要的调查，也作了时间上和地域上的区分。这些不确定性和缺乏信任的问题，都通过银行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一旦跟银行打交道，那么对于银行把钱放贷给谁，是可以信任的。这种信任的增长和信任体制的推出，是银行对于整个人类经济体系的发展作出的一个巨大的贡献。银行体系很大程度上就是信用体系，讲到信用就必须讲到法律。中国在明清时期都出现了比较基础的金融机构，之所以他们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成熟的银行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制于司法体系的落后和缺乏行政体系的支持。所以如果要更好地发展银行体系，必须要保证法律体系能够正常地运行。不论在哪个朝代，一个银行体系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保持独立性，要独立于社会的权力机关。只有依赖于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才有可能保障自己的价值和贡献，并反映到自己的业务之中。银行体系要想非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处理好它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只有一个不屈从于权力的银行体系，才有可能把自己真正要反映的信用体系、价值和功用，更好地反馈到社会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