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 医改何时脱离“官本位”?



最近,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专题培训班上讲话告诫他的下属:“我们不要争论卫生改革成功不成功。”

 医改何时脱离“官本位”?
由于原来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遭到普遍批评,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医改方案,但有关细节外界仍不得而知,新方案实在不应该成为秘密。这种做法潜台词中,新方案就是政府部门说了算,不需要人民参与讨论和修正,几乎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全抛到了脑后。

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从官员个人到政府系统逐渐蔓延,虽然江泽民曾经痛斥“官本位”并进行整顿,但千年积淀的封建思想仍留有遗毒。巧合的是,劳动保障部部长不久前突然宣布,为与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相衔接,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人们不免质疑,这样一项关系到几亿人的改革,怎么说出台就出台了,而没有经过事先的论证和试点。难道这种现象已成政府大多数部门所奉行的决策之道?政府应该允许各个群体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改革方案的整个制定过程,应当是公开的、透明的、民主的,最终的结果应当是平衡的、合乎情理的。只有通过这种程序,才可以赋予改革方案足够的合法性、正当性。

“官本位”现象虽然诞生在古代,但在改革开发后的今天仍然侵蚀着我们的官员。医疗之外的领域我想不说为妙,这里我们还是看一下医疗行业中“官本位”的具体表现吧:

第一,医院系统归口事业单位,就意味着医院的人事体制是和政府行政体制挂钩的。许多公立医院的院长都按“局级”、“处级”论,这本身就为医院机构附加了诸多政府色彩。早在十几年前,政府便开始“政企分开”的管理调配,但当时主要矛盾是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必须对医疗实行计划管控,并且将医疗收入用于医疗资源扩建,因此把医院系统规划在事业编制下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但十几年来,国家迅速壮大,市场经济环境日益成熟,医院作为经营实体的特质逐渐显现,却仍冠冕堂皇享受着“事业”的待遇,必然引起腐败。

第二,用于解决医疗“公平性”问题的医保资金,其管理方也是政府机构,对公共医疗资源拥有绝对的分配权,这就使得分配规则的执行中产生诸多“不可测”因素,因此很难保证资金流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由于医保资金的运营缺乏市场规律,使得医保资金库出现巨大的漏洞,令“医疗公平性”冲突进一步加剧。

第三,医疗体系缺少第三方监督,舆论和法律对医疗体制几乎没有影响力。就拿这次哈尔滨“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来看,政府对医院的管理监控也是极其混乱。自从案发,政府的调查一浪高过一浪,从地方公安机关到中央公安部,从卫生部到中纪委,调查越来越深入,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泛。中纪委、中纪委驻卫生部纪委组、监察部驻卫生部检查局联合组成调查组,调查从患者家属、医院直到卫生厅不断深入并全方位展开……政府的这些动作看似对事件的高度重视,但类似事件如果在正常的机制下,只需要一两个政府部门处理即可,又何必“劳师动众”呢?这充分说明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日常监控管理中缺少章法,也是相关部门行政管理能力不足的表现之一。

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医院的市场属性相冲突,政府应该良好地协调,哪些交给行政系统做,哪些交给市场系统做,沟壑分明然后井然有序。而政府在这场冲突中混淆了自己的职责,揪着医院的市场属性不放,而将份内的“公共医疗”职责全盘抛给医院,医院自然不堪重压必然转嫁于患者,进而产生药价混乱、乱收费以及“医疗冷漠”的问题,这些也正式医改不成功后饱受人民职责的医疗黑洞。古人云:君子日必三省。那我们的卫生主管部门“省”了几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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