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广州日报》11.27讯，今年3月，哈尔滨平房区一居民区发生火灾，一受伤男孩从一家医院被转送到了另一家医院，因为父母、亲人不在其身边，第二家医院对孩子按“三无”人员处理，而没有及时实施医治。孩子的母亲寻找几天后，才得知了孩子的死讯。 其实，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病人遭医院遗弃并最终死亡的事件频繁见诸报端，引来人们的愤怒谴责。对于医院这种让人寒彻骨髓的冷漠，众人一度把其归结为“惟利是图”而产生的“职业性冷漠”。但笔者认为，持有这种“冷漠”的主体虽然是医生，他们的道德伦理成为舆论棒喝的重点，然而从更深层的剖析看，这种冷漠的根源来自于不健全的医疗体制和社会相关制度，所有以上现象倒还不如说是“制度性冷漠”更为贴切。 法律上将政府行政过失归纳为“不作为”和“乱作为”，本质上是对“未尽义务”的追究，我认为在医疗界这种逻辑同样适用，“见死不救”或“对患者随意处置”都是医院失职的行为。医院和患者的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医疗交易”，虽然患者需要支付医疗费用，但应该是救治在先，而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商业规律替代了伦理规则，也就造成“没钱不治病”的医疗“不作为”现象。
在所有行业中，医院堪称是“冷漠老大”。这不是什么假设和猜想，而是缘于科学的调查。新华社有一则报道说，一调查公司对全国10个城市的4753名消费者进行了一次调查，选择了21个主要生产和服务行业，并提供了“热心”、“自信”、“快乐”、“满足”、“细心”、“冷漠”6个具有脸谱效果的形容词，让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觉，分别形容不同的行业。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医院的印象中，“冷漠”获选率最高，为25.1%。这种冷漠已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撕裂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今年11月1日，中央早间时段的《第一时间》栏目，报道了发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件惨事：活人被送进了殡仪馆。事件的主角是四十几岁的来自四川的中年女性打工者，因为高血压发作引起的脑出血，被送入医院，没几天，因为付不起每天几千元的巨额医药费，最后家属决定：把她送到殡仪馆。 类似的事件不断挑战着社会伦理的极限，经常成为新闻的焦点，好在随后往往是各地的捐款为当事人解除燃眉之急。虽然在新闻层面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但这除了唤起人们良知外和解决个别问题外，别的无能为力。在我们透过事件的背后去感知人间冷暖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在冷静思考类似事件的“本质”和“预防措施”？虽然医疗机构见死不救应该受到强烈谴责，但这已经不是医疗层面简单的问题了，如果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系统，那么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因为社会系统能力的不足，最终折射为“医疗公平性”的矛盾。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医疗体制不完善、政府监管缺位和公共医疗建设落后等情况都是其深层原因。 这种不足，归根结底源自于在医疗体制、医德伦理和救助立法三个方面。 首先，从体制上看：医疗行业规划不健全，导致医院的垄断地位基本未受触动，致使“社会道德义务”缺位，而作为经济独立体的特性被过分放大，并且医疗管理体制缺乏重大改革，医院“劣根性”依然如故。 其次，从伦理看：由于医疗体制改革处置不当而导致的医院商业化倾向，则让本来已经糟糕的医疗服务状况雪上加霜。由于机制的不完善，绝大多数医疗机构的收入结构不能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种机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医院过分注重经济收入。在这种扭曲的商业化经营体制下，医生被迫承担起了与本位义务相反的职责――为医院创造经济收入。在医院的收入指标压力下，医生成了推销药品和非必要性检查的掮客，而对于救死扶伤的本位义务越来越疏远。当行政化体制熏陶出来的“道德失职”，与商业化体制激发出的对金钱的欲望共存时，“冷漠”自然大行其道。 最后，从医疗救助上看：屡屡出现类似见死不救甚至医院抛人事件，一方面医德医风低下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与我国医疗救助制度法规的缺位不无关系。 虽然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把“建立医疗救助制度”纳入管理目标，然而国家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医疗救助没有走向法制化。对于医疗救助的理解，人们仍是习惯于各类形式的社会捐款活动，还只是从浅层次看待医疗救助是一种做好人好事的个人或社会团体的行为，并没有从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医疗救助是全社会责任的高度来认识。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对医疗救助形成约束，使得医疗救助成为我们口头上的“大道理”，因无“法”可言，医疗单位才冷漠地演绎出了一幕幕的见死不救。 医疗救助立法，一方面不仅有利于社会上孤立无援的弱势群体得到医疗救助，另一方面从法律法规上对医疗单位加以刚性约束，把“救死扶伤”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对那些“不作为”的医疗机构严格执法。医疗救助资金的来源可以是福利彩票、政府财政，也可以是民间福利组织，但是不论哪种形式的医疗救助，都离不开政府的介入，政府可以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加大医疗救助的力度。 真心希望在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的今天，政府能有效调动各种机制，根本改善医疗“制度性冷漠”；也真心希望医务工作者和社会每一个成员都重新审视身边道德准绳，让“冷漠”彻底根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