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3G营销观察
3G商用正在提速，但知识产权的基本费用问题却横在中国3G产业与庞大价值之间。 2005年2月14日，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产业盛会3GSM全球大会在法国戛纳开幕。会上GSA（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宣布，WCDMA网目前已商用的有64个，开通国家31个，到2004年年底，全球WCDMA用户已经达到1629万。
数字的背后，一个事实日渐清晰：3G商用正在提速，潜藏价值就要喷涌！
然而，就在3G产业巨大的潜在价值下，却隐藏着一道不可忽视的鸿沟——3G基本专利费问题。
2005年2月，高通宣布授权明基开发、制造以及销售TD-SCDMA产品。这次高调宣示其在TD-SCDMA方面的权利，正表明了高通已完全做好强势介入的准备，就专利问题与国产厂商进行一番厮杀。
还记得，欧洲3G运营商为购买3G商业运营牌照支付了1000亿美金，庞大的资金支出几乎断送了其3G的前途；还记得，曾经收购飞利浦CDMA的国内华立集团，终因高通庞大的专利壁垒而偃旗息鼓，放弃了国产厂商开发CDMA的大好时机。
面对教训，在GSM专利下吃尽苦头的国内手机企业，该如何掌握3G的知识产权游戏规则？该如何规避曾经的苦难历程？
算一算3G知识产权账
事实上，高昂的3G专利授权费早就给国内研发企业竖起了难以跨越的门槛。业内人士向《IT时代周刊》透露，波导南京通信研究所曾研发了一款CDMA2000手机，研发费2000万左右，其中专利费就占了一半以上。
3G专利平台专家Brian Kearsey表示，在随后的数年里，3G在全球的资本投资，无论是网络基础设施，还是终端，都将达到千亿美元的市场规模，而这几乎是现在的翻倍。假定累积许可费率的平均值为相对温和的10%(占设备销售额的比例)的话，那么，在3G技术商用的整个产业周期中，需要支付的专利费用将是100亿美金。
即便是如此“温和”的估计，又有几家国产企业可以承担？
何况，3G的专利费用并不简单是一个百分数。主流3G技术标准包括WCDMA、CDMA2000和TD-SCDMA，每个标准对应的基本专利持有者的比例都不尽相同。就WCDMA而言，2005年1月，约有450个WCDMA专利可以被独立地进行技术许可，而且会有更多的专利权人加入，3G专利的技术许可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
更有可能的是，一些企业，特别是国外一些基本专利持有者，潜伏在暗处，在对其最有利的时机，发动知识产权战争。
这样复杂的体系下，专利费用恐怕已经不是简单加减就能计算得出了。
2G时代，18个基本专利权就牵扯出众多的知识产权官司。眼下，3G基本专利体系更加庞大，又会有多少纠纷与冲突？
混乱的专利征收局面
理论上，所有厂商应该向3G基本专利的拥有者缴纳基本专利使用费，缴纳基本专利费的模式由一个统一团体制定，然后大家根据情况执行。
然而，理论上的形式却无法约束现实中的利益冲突。
1999年9月，产业界达成协议，发起成立了3G专利平台合作伙伴（3G3P），就3G技术标准所涉及的基本专利进行评估、认证和颁发许可证，并实行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的IPR政策。
但这个组织里，却没有包括高通、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参与3G专利平台定义的公司。
Brian Kearsey无奈地表示，“他们在专利许可业务方面各有自己的打算。这个平台本身是开放的，被许可人与3G专利平台签了许可协议后，就不必再向组织成员单独付费。”
高通、诺基亚、爱立信都没有参加，就是想一对一和被许可人也就是终端厂商谈，这样对他们有好处。
另一方面，因为利益分配的比例问题一直谈不拢，专利拥有者不加入平台，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更大化。
长期以来两个3G标准的观点互不相让：爱立信、诺基亚等因为专利数庞大，希望按照专利数来分专利费用；而高通因为手握最核心的CDMA专利（这是三大标准的基础），主张按照专利的重要性分配费用，核心专利占大头。但怎么算核心专利、专利标准等问题都无法谈拢。
如此一来，导致3G专利平台至今只包含一部分3G通信协议的基本专利，已向3G专利平台付费的被许可方仍需同平台外的相关专利持有者单独谈判，分别达成许可协议。
专利征收过程在不明朗的利益面前，变得耗时、繁琐。更有无法控制的成本消耗让国内企业苦不堪言。
专利谈判前各自为战
即便如此，中国厂商却也一片混乱。
2004年初，一批国内电信企业委托信产部电信研究院同高通、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外企业开始3G标准的IPR（知识产权许可费）谈判，谈判的目的就在于降低授权费。
然而，谈判虽然已持续了一年多，却一直没有什么利好消息传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企业却陆续脱离了既定的统一谈判口径。
2004年年底，夏新、波导先后宣布与高通在3G领域达成协议。此前，UT斯达康、华为、中兴已和高通签署了技术授权合约。知情人士向本刊透露，高通对华为收取的专利使用费，国内产品收取费率为1%，海外出口产品收取费率在6%到7%左右。高通已成为中国3G未来的最大受益者。
为什么要背离初衷？
中兴一位内部人士向《IT时代周刊》解释，“信产部牵头的3G专利许可系列谈判还在谈系统设备，终端手机部分还没开始。电信研究院和高通的谈判短期内估计不会有太大动静。由于我们本身拥有大量CDMA的专利技术，高通给我们的授权价格比较优惠。不管谈判后我们能够拿到什么价格，但是前期的利润我们已经拿到了。”
知情人士分析，中兴的行为动机并非这么简单。
中兴担心的是，即使电信研究院能使高通同意给国内企业一个统一的费率，但这个费率也许会高出高通单独许给中兴的价。
一位业内人士向《IT时代周刊》介绍，“高通的专利许可费率会因企业而不同，交多交少要靠双方谈判来解决。信产部电信研究院和高通的谈判也是一样。”
针对高通采取的各个击破策略，有专家认为：“国内的知识产权状况是一团浆糊，国外大企业其实心知肚明，混水才能摸鱼。”
国内手机厂商该何去何从？
业界也知道，能否顺利解决此问题，是3G商业化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如何才能防止3G基本专利的突然暗算？
也许，努力争取拥有WCDMA基本专利，让自己腰杆粗一点，不失为方法之一。
高通方面曾表示：对于持有大量基本专利的少数许可人而言，被许可人用了他的技术，他可以不收被许可人的基本专利费，可以从卖芯片的收入里收回来；如果该被许可人也持有较多基本专利，只要他的芯片里不用被许可人的技术，他就不会让其占一点便宜；如果被许可人一点基本专利也没有，那许可人只能看他的脸色。
上海宇梦通信的法务顾问朱肃华认为，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我们倒是可以学习日本的做法。70～80年代，日本靠模仿美国的技术，用最短的时间赶上了美国。日本企业比较聪明的是，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然后大量申请专利，众多日本企业都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部门，且和标准化以及技术部门密切合作，为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服务。
就国内而言，华为的做法是非常有益的启示。华为某高级副总裁向《IT时代周刊》介绍，华为在标准方面就有专职人员200多人，参加了50多个标准组织，2004年申请了2000件专利，提交了300多篇标准文档。
也正因为华为申请的3G专利非常多，芯片商给华为的是比较优惠的许可价，不论高通还是爱立信。用高通内部人士的话来说：双赢是最好的局面，没有人愿意和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打交道。
市场就是战场，专利就是武器。国内企业该好好武装一下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