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履新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王旭东，可能是对未来电信行业监管方式影响最大的人，他属于典型政治官员，对产业管理将主要依靠法律法规，在“增殖业务”上将创造一个允许大家犯错误的环境。
岁末。
在关乎“2003年中国电信市场的状况与格局”命题研究报告的成文前夕，北京一家颇有名气的电信咨询公司出于“更全面和权威”的考虑，不得不启动了一项专门针对一个人而进行的调研——王旭东。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王旭东日前被国务院任命为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而更早的2002年11月26日，王已经被任命为信息产业部党组书记。
“政策法规对未来电信市场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新《电信法》、电信监管条例被贯彻执行的程度和电信行业管理部门在具体执行行业监管时的做法。”该公司的电信分析师说。而“电信行业管理部门在具体执行行业监管时的做法”方面，在不远的将来，王将是最能够产生影响的人之一。
信产部的“挡风屏”
从2000年6月任中共河北省省委常委、书记，到日前坐镇信息产业部，业内将王旭东称为“圈外人”或者“意外人选”。
王现年57岁。1982从天津科学技术进修学院工业科技管理系统工程研究班进修毕业后，随即进入天津市委工作，1983年，37岁的王旭东担任天津市委组织部长。1993年，王从天津市委副书记一职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2000年，王出任河北省委书记。
他惟一能够与信产部搭界的，是1976年以后曾在电子工业部十八研究所任职，他一呆就是18年，而信产部正是在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
在本次国务院新任命的政府官员中，与王类似的“意外人选”还有：原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出任电监会筹备组负责人，原中纪委秘书长吴定富出任保监会主席，以及57岁的吕福源，在2002年3月由教育部副部长调任外经贸部后，10月成为接任石广生的人选。
有观察家指出，上述从外系统调派主要领导的部委中，多为多年来垄断色彩浓重、内生系统盘根错节的行业。而由政治官员出任部委一把手，辅以专业人士协助，或许正可以有效解决行业痼疾。
“王旭东属于典型的政治官员，这一类属的区分，意味着他具有许多不是吴基传所具备的能力……再综合考虑信息产业部本身的特点，你可以把信息产业部想像成一片田园，而王的到来，就等于给这片田园罩上了一个温室玻璃——很可能将风雨无惊。”这是该电信咨询公司在完成调研之后，得出的结论之一。
吴基传任期内，信产部工作开展常常遭遇掣肘，并且形成事实上的多头管理。以3G规划为例，信产部主要从运营商的角度考虑3G方案以及发展时机；而科技部从技术开发、科技进步和自主知识产权角度，希望能够促进国产3G的发展；国家计委，则又从综合计划，拉动内需的角度看待问题。各方利益互搏，造成3G规划方案一直无法浮出水面。而中国电信二次分拆定案，事实上则是由“计委做完后才告知信息产业部”。
对于信产部的独立性把持难遂心愿，分析人士认为“与吴部长的背景不无关系”。吴是典型的技术官员，而王旭东则恰恰相反。
监管换位
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监管手法的变化。
这家咨询公司几乎追随了王旭东的所有职业足迹。与王有同事交谊的天津市一位副市长的评价似乎代表了大家的一致看法：为人温和，行事稳重。
再综合王本人的非技术官员背景，业内人士预期，王上任后的产业管理将主要依靠监管手段，即法律法规和相关条例。
王或许将比现部长更多地体现出自己的角色意识。吴基传是1965年即进入邮电部的老“电信”，工作近20年后于1984年出任邮电部副部长。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任过几年河南省副省长之外，1993年随即又回到邮电部，并很快由副部长扶正。1998年邮电部与电子工业部合并为信产部之后，吴一直担任部长至今。
有舆论认为，吴部长任期内的主要业绩，就是利用固话初装费和移动电话入网费两项措施，为中国的通信产业改造积累下充裕的资金，并利用该资金完成了程控电话改造和移动通讯网络建设，中国借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运营大国。“吴部长是从电信分拆走过来的老人，身上具有较浓的‘中国电信情结’，可能有时候会在监管还是干涉方面分得不太清楚。”一位观察人士称。监管方面，王旭东或许能比吴基传走得更稳妥。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技术出身的管理者的共性。“吴因为什么都懂，所以忍不住什么都要抓”。而在电信价格领域，有的人士认为，现在的价格监管之所以难以成效，就在于“大家不分家，运营与监管是一家人，没有监管手段，也没有惩罚手段”。王旭东的“圈外人”身份则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这一点。对王的未来监管手法的预期，同时也来自目前电信领域已经发生的质变。“现在四家运营商商业化色彩已经相对浓重，大家都上市了，上市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脱离信息产业部。而且，现在的这些运营商官员如果做得好，就可以直接进入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产部其实就无法对他进行干涉——有些话可能就不听。相互间的关系也由此会变得越来越淡，不再是一家人了。信息产业部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并转而借助法律法规来实现，最后，双方只会出现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分析人士说。
2003年，业内普遍预期历经千呼万唤的《电信法》将会出台。但是有评价认为，这一王旭东在未来执行监管的主要依据，“由于法律法规相对于市场发展的滞后性，真正能监管的应该只是传统业务，即话音业务；所以，类似于价格战这类具有清晰界定的业务监管，会在这一时期得到加强”。
而增殖业务，“因为很多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意识到，《电信法》不会做出明晰的规定”，也正是因为这些业务的违规界定非常困难，“王旭东也极有可能不会去仔细追究。比如广电与电信的网络融合，娱乐业与电信融合，又比如对现在广东电信开展的一个给用户一个特定的号码就可以去博彩的业务的界定，彩票业原本是国家专营的，现在你怎么界定？在这些问题上，王旭东反而可能给运营商营造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王旭东时代
而增殖业务在未来，特别是3G时代，正是中国电信业的重点。有分析认为，有意或者无意，王即将营造的“增殖业务温室”时代，顺应了中国电信产业已经开始的向娱乐化转型趋势。“事无巨细什么都管，在传统上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到现在，无论是考虑受监管主体的性质，还是电信产业的未来走向，管理的思维方式都应该发生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评论认为，中国电信业的监管接受者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大家做尝试，需要大家犯错误的时候了”。中移动、中电信、中联通上市之后，有着“追求高效率，允许犯错误，但一定要迅速”的企业诉求。而与王旭东随之而来的监管，将带来一个允许大家犯错误的环境。随之，运营商的经营水平、电信官员的监管水平，是决定未来的电信市场到底有多大的两个关键。王旭东时代，人们倾向于他带来的增殖业务温室，即市场条件有了，同时不能打价格战了，不能造成两败俱伤。接下来的故事，就要看运营商的演技，他们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