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深受债务危机之苦，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危及到整个经济体系。政权的不稳和缺乏信誉，使各国电信部门无力获得建立基础性网络和采纳新技术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严重阻碍了电信的发展，压抑了用户的需求。因而，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场电信的改革开放浪潮随之兴起。
拉美国家的电信私有化
在拉美，电话公司通常被认为是最适宜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大公司之一。政府看到电话公司在基础设施领域中效益较好，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需求，而长期国有的电信公司无力满足这些需求；而且电信生产率提高以后不致造成新的大规模失业，因而最合适出售作为私人投资对象。1984至1997年间，24个拉美、加勒比海国家中有14个将国有的电信部门实行了全部或部分的私有化改革。据ITU的统计，实行私有化的拉美国家电信资产总值达270亿美元（这个数值尚未包括拉美电信巨人巴西的情况）。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拉美一些小国也纷纷跟随这一潮流。与此同时，各国淘汰了过时的技术，更新了网络，迎来了电信发展的好势头。
表1将拉美各国实行私有化前后主线普及率情况做了对比。多数国家的主线增长率有不同程度提高。通过与表2中列出的电信国有化国家相比，我们看到，实行电信私有化的国家的指标优于尚未实行私有化改革国家的指标。
衡量单一指标难免以偏盖全，但这个比较仍说明了两点：第一，就拉美国家的情况看，电信私有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许多国家将多年国有制的电信公司拍卖以后，新组建的私有制电信企业扩大了经营范围，提高了服务质量，大大释放了被长期压抑的需求，增加了电路数量，其原因是引入竞争机制后激发了企业的活力。第二，四分之一的国家在电信私有化后主线普及率不升反降，而表2中几乎所有仍实行电信国有化的国家的普及率均随时间的推移而好转。这表明私有化并不是万能的，在缺乏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反而使情况恶化。事实上，一些拉美国家在完成所有制变革后未在价格与服务方面出现重大转变。65%的拉美国家设立了新的调节机构，但效果并不好，这也充分说明了单纯所有制的变革并不能代替管理的改革。
电信私有化与放松管制不仅加快了国内资金向该领域的流入，还更广泛地吸收了外来资本。欧美国家的电信公司开始大规模投资拉美电信市场，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电信全球化的进程。
拉美国家的电信市场对外开放
1.电信市场开放情况
拉美地区的电信市场十分广阔，至少在近几年内，拉美的网络发展速度将居全球领先地位。预计到2003年，拉美电子商务收入将达150亿美元，是现在的5倍。拉美还是现在世界上移动电话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手机拥有量从1995年的350万部增加到1999年的3900万部。
欧美等国自然不能视而不见，如南方贝尔公司在拉美的移动电话用户已达350多万，是这一地区拥有用户最多的公司。目前，这家美国公司四分之三以上的用户在拉美地区，其总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也来自拉美地区；西班牙电话集团自1988年进入智利后的10年间，已在拉美投资了100多亿美元，近期还将投资近200亿美元。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电信也已进军拉美。巨龙公司与哥伦比亚康巴斯电信公司在哥伦比亚共同建立巨龙－康巴斯卡萨那雷电信有限公司，与哥方共同经营10年。这是中资首次进入拉美电信市场。
以下是主要拉美国家电信市场向部分欧美电信巨头开放的情况(至1998年)。
①大西洋贝尔
——与墨西哥Iusacell合伙在智利提供移动业务； ——投资310万美元购买Iusacell 41.9%的股份在墨西哥开展移动业务。②南方贝尔
——投资5.12亿美元，在巴西东北部经营移动业务，在圣保罗地区投资25亿美元与本地公司合伙提供移动业务； ——通过智利南方贝尔提供移动业务。③西南贝尔
——在智利投资31.66亿美元取得VTR40%股份，经营本地、长途与移动业务。④AT＆T
——在墨西哥拥有Alestra部分股份，提供长途业务。⑤MCI
——在墨西哥投资4.65亿美元，占有Avantl 44.5%股份，经营长途业务。 ——与GTE合伙在委内瑞拉提供基本业务。⑥GTE
——在阿根廷投资1.13亿美元购得CTI 25.5%股份，经营其国内移动业务。⑦法国电信
——拥有阿根廷电信16.4%股份，提供基本业务；投资Telintar提供数据传输和长途业务。 ——在巴西提供增值业务、用户小交换机及电路出租等业务； ——在委内瑞拉投资15亿美元，占CANTV25.9%股份，提供基本业务和移动业务。⑧意大利STET
——占阿根廷电信19.5%、Norcable 33.33%股份，提供基本业务； ——在智利占ENTEL19.99%股份，提供长途业务。⑨西班牙Telefonica
——初始投资1.3亿美元占阿根廷Telefonica 19.8%股份，在南部提供基本业务； ——在巴西投资6.81亿美元占CRT 35%股份，提供地区基本业务； ——在智利提供本地和长途业务； ——在秘鲁投资20亿美元，经营基本业务与移动业务。 2.开放结果分析
引进外资、启动市场、增加收入与就业机会、掌握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是各国改革开放电信市场的主要动机。那么拉美国家的电信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市场开放是否达到了这些目标？投资于拉美的电信跨国公司其风险与回报又如何呢？
美国东北大学管理学教授Ravi Ramamurti的分析结论是：从欧美投资商的回报看，最早进入拉美电信市场的国外公司尝尽甜头，晚期进入拉美市场的欧美公司，没能分享先期进入者的优厚回报；从东道国电信部门来看，则是较晚进行电信改革、较晚开放电信市场的拉美国家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而早期改革开放市场的国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以1990年为界，将实现电信私有化的国家分为早期改革者和晚期改革者。以原国有电话公司拍卖时每条电话线路的销售价格衡量欧美跨国公司的回报水平，如表3显示，早期改革的国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只能接受很低的市场价格，而晚期改革者（委内瑞拉、秘鲁、巴西）则有条件在市场上抬高拍卖价。
秘鲁在1994年拍卖电话公司时，国内的经济局势甚至比1990年的阿根廷还要恶化，却获得比后者高出近8倍的拍卖价。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后金融市场对拉美投资已不那么乐观，但在那样不利的环境下，巴西的Telebras仍在美国股市获每线3178美元的高价。
除时间以外，影响拍卖价格的因素还包括改革前公司的债务水平、改革后资费水平、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业务需求等。但就这些因素而言，晚期改革国家丝毫不比早期改革国家更有利。而时间的选择对改革成果影响深远是有其原因的。80年代后期，拉美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高通胀、低（甚至负）GDP增长率使该地区成为投资风险系数最高的地区之一。此时，政府为吸引国外公司投资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在大幅度提高资费的同时削减税收；在阿根廷，将电话公司的债务负担转移至一国有的壳公司；为维护私有电话公司的垄断势力，长期给予基本业务领域的专营权（阿根廷10年，墨西哥与智利分别为6年）。那些先行进入拉美投资的国外公司可充分享有高价格、基本业务无竞争者、需求充足等优越条件。在垄断期内，它们有足够时间铺设网络，稳定大用户群，即使专营权到期竞争来临之时，还能继续享用在互联互通和固定业务用户方面的好处。这些均让国外的投资者财源滚滚，如西南贝尔1991年在墨西哥的所得（包括股票升值）竟超过该年度在美国本土的利润总额。与此同时，Telefonic、STET和法国电信也因先行进入阿根廷而获利颇丰。
晚期实施电信改革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则相对较小：先行开放市场国家的成功等于免费为晚开放者做了广告，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增强，越来越多的进入厂商使市场由买方市场逐渐向有利于卖方转变；政府借鉴了邻国引进外资和管理跨国公司的经验，学会了如何讨价还价只做合理让步，秘鲁和巴西的基本业务分别只给予5年和2年的垄断期，委内瑞拉虽长达9年，但政府在提价和减税方面所做出的让步比阿根廷和墨西哥都小得多。
由于网络的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性，跨国公司在先行开放国建网的投资急于寻找业务市场，也使后开放者有条件以较低成本吸引外资。由于市场需求大，投资于委内瑞拉和秘鲁的GTE和Tolefonica公司均有赢利，但与南方贝尔和法国电信在墨西哥、或与STET和法国电信在阿根廷的经营业绩相比则大大不如了。
拉美电信改革为我们带来的启示
拉美与我国电信改革的背景不完全相同。当时的拉美政府急需硬通货，希望依靠基础设施部门提高收入以弥补越来越大的财政赤字，而电信是基础设施中效益最好的部门。换句话说，电信改革的原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宏观经济环境的压力而非单单是电信企业自身的技术与效率的原因。就电信私有化过程本身来说，在拉美也存在着政府对决策和干预的能力被削弱的问题。
我国在电信市场开放中的处境与当时的拉美相比更为主动、有利一些，而且，我国面临的主要不是电信私有化的问题，而是民营资本进入电信市场以造就公平竞争环境的问题。尽管如此，电信全球化与世界各国均息息相关，我国与拉美在面临的国际环境上有共同之处，从拉美电信改革中我们可以得到某些重要的启示。
1.掌握开放市场的时机至关重要
市场开放并非越早越好，当然也不能等我国电信业的竞争力足够强大到与发达国家抗衡后才开放。即便是付出较大代价的拉美先行开放市场的国家，其自身电信实力也在开放后获得很大增长，说明开放市场与竞争力的增强具有一定正相关关系。关键是抓住最有利时机，除了自身条件外，还要了解市场需求、国外相关竞争者实力、国外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技术发展前景甚至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市场等等。
2.尽快建立规范的竞争环境
多数拉美国家电信所有制变革与放松管制、解除垄断不同步，一般先将电信公司私有化5-10年后再减少进入障碍。与亚洲国家的改革相比，拉美赋予电信跨国公司的专营权期限普遍更长。这自然是由当时政府面临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但早、晚期开放国的比较也表明，越是竞争不充分的市场，开放国越处于不利地位。
根据中美间达成的协议，中国将分阶段开放电信市场，加入WTO后，外资需要5-6年时间才能达到投资的上限。在这段时间里培育新的竞争者，让私人、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业，这已不是单纯的经济理论问题，而是迎接市场开放所必须的条件。如果仅有市场的开放而没有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让原有的三、两个国有电信公司与国外公司抗衡，我们就会失去一个能够提供各国内企业间合力的“场”，而使国外进入者占据有利地位。3.避免新的不平衡，解决开放后的普遍服务问题
由于私有公司的逐利本性，开放市场后往往带来城乡、发达与落后地区信息享有差距的加大，一些拉美国家注意并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巴西为例，在拍卖蜂窝业务的许可证时，除了对经营期限、股权份额做合理限定外，还在地理范围上做文章。政府划分了10个经营区，其中的6个属经济比较发达、业务量大、利润率高的地区；4个北方地区经济落后，业务量少，利润率低。政府规定取得6个发达地区之一经营权的公司，不得再经营第2个地区，而取得4个落后地区之一经营权的公司，可以再购买第2个地区公司的经营权。我国地区间电信发展的不平衡非常严重，普遍服务任务艰巨，巴西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同时较好地防止了私有化后形成新的垄断局面。4.建立起良好的投资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开放的成本
拉美国家开放电信市场的成败很大成度上取决于信用状况改善的程度，一般来说，越是缺乏信用时期，国外资本要价越高，因为对任何投资者而言，风险与回报成反比。在全球化经济中，整个企业的生产要素都是流动的，不流动的是一国的投资环境和基本的劳动力素质。投资环境好，劳动力素质高，法律、会计、经营的规则能够与国际接轨，特别是有良好的信誉，无拖欠债务的记录，始终兑现所做出的承诺，才能够低成本地引进国际资本，在良性循环中实现电信市场的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