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纠纷从来没有断过，其中不乏砍光缆这样的恶性事件。但从来都是不了了之。 然而随着南北电信的分拆、新运营商的加入、业务互相交叉，中国的运营商正逐步由单一业务变成综合业务。一个全能运营商时代的到来更呼唤互联互通。 什么时候互联互通才不再是运营商打击对手的手段，不再是阻止新势力加入的法宝？ 令人欣慰的是，信息产业部已经痛下决心…… 在过去发生的互联互通纠纷中，扮演“反面角色”的往往是中国电信，但众矢之的的中国电信同样希望法律可以给自己一个公道。
5月10日，信息产业部在“截稿期”陆续收到了来自国内各大运营商的互联互通问题“自诉状”。
据电信管理局网络互通管理处房超峰处长介绍，为了保证“非典”特殊时期的通讯畅通，信息产业部此前曾下达传真文件给各电信运营商，要求它们对自身存在的互联互通问题进行“自查自纠”，并在5月10日前提交具体统计报告。 房超峰处长表示，这次自检行动早在信产部的工作规划之中，特殊环境的形成只是为这个计划的顺利铺开准备了一个契机。 在被定义为“互联互通年”的2003年，信息产业部的工作部署可以概括为“一个措施两个工程”。 一个措施是指，完成一个针对互联互通具体案例的司法解释，建立对类似违法行为的惩治标准。 两个工程，一是重估电信网经济成本，制定新的网间结算标准；一是建立独立的网间监控系统，为互联争端取证提供客观依据。 此外，其他相关措施还包括制订“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质量监督管理办法”、颁布“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质量指标和测试方法”、修改“公用电信网间通话费结算办法”等。寻求法律论据
司法解释工作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信息产业部已经将选择的具体案例和“司法解释代拟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下一阶段的操作将由后者和全国人大“会审”完成。 房超峰处长介绍，此次选择的具体案例主要包括通信电缆的物理破坏和软件破坏两方面，前者指的是比较恶劣的破坏光电缆阻碍互联互通行为，由于手段恶劣且比较容易取证，将来将成为重点“开刀”对象；后者指的是在网间交换机上做手脚，人为控制网络接通率的手段。 2002年，在四川、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广东等地，均出现了砍光缆的恶性事件。 “互联互通问题最大的牵制是执行，而执行环节最大的尴尬就是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后盾。” 中国移动企业合作部某人士称，对于中国移动自前年就开始经营网间长途IP电话业务，中国电信的态度一直以来都不怎么开明，技术上设置网间互通障碍的举动屡见不鲜。在相关通信管理部门耳目所不能及的地方性县市，中国移动IP电话用户接通率在10％以下，甚至为零。 对于这种状况，以前移动公司总部要求地方分公司把这些“卡壳”的相关数据统计实时呈报，总部拿到数据后，也是在电信管理局与中国电信两头跑来跑去，寻求解决方案，但一直以来成效甚微。现在，总部基本上放弃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折腾。 与中国移动处境类似的中国联通也有同感。 中国联通负责互联互通工作的贾春梅处长认为，通过企业间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现行的条例规章缺乏必要的强制性和威慑力，类似于罚款和警告的惩戒措施并不能伤及肇事者的痛痒之处。 比如，前一段时间河南网通通过设置互联互通障碍，垄断河南IP长途电话市场的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也出面对当事各方矛盾作了调停，而中国联通数据部互联互通处奚力生副处长担心，最后的结果“又有可能不了了之”。他说，最近，四川、山东、河北等地的互联互通局势正在恶化。
建立监测系统
在这些事件中，扮演“反面角色”的往往是中国电信，但众矢之的的中国电信同样希望法律可以给自己一个公道。 比如，接入费拖欠问题一直是中国电信面临的互联互通痼疾，除了双方“磨嘴皮子”以及信产部从中调和外，从来就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 中国电信监管事业部综合协调处王大方处长称，吉通公司自开通IP电话业务以来，从来没有向中国电信缴纳过一分钱接入费，目前已经欠费1亿多，现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吉通公司并入中国网通后，双方资本行政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中国电信与网通总部协调多次，但仍然没有成效。 王处长称，中国电信每年在互联互通上的损失都是好几个亿，她希望司法解释的出台，可以为中国电信找到一条可行的“追债”途径。 另外，造成主管部门在互联互通问题上“执行难”的原因，除了缺乏法律依据外，违规取证上的困难更为关键。 虽然从现象上，很容易就可以察觉出问题的存在，而在技术上却没有办法断定“不联不通”责任在哪一家。 中国移动企业合作部人士介绍，现在每家运营商都有自己的网络监控系统，可以对话务流量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但由于整个网络缺乏独立的监控系统，一旦出现问题，矛盾双方都会拿自己手中的数据说事，主管部门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很难作出有说服力的裁决。 据反映，最近四川联通与四川电信就因为这样的问题发生互联互通争端。5月9日，中国联通四川分公司某处长指出，目前信息产业部定义的忙时时段为上午9：00到11：00，而现在四川联通实际忙时段为晚上9：00到10：00，但是中国电信并不认同这个所谓“优惠时段”，不给扩容。 据悉，由于网络忙时定义的不同，造成的互联互通纠纷问题在全国都比较普遍。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失语”局面，信息产业部计划在今年建立一套独立于运营商的全国通信网络监控系统，为互联互通争议解决提供判断依据。目前该工程暂时还没有正式启动。制定新的网间结算方案
互联互通不畅直接伤害运营商的经济利益，而目前最触动运营商神经的就是网间结算的问题。 今年2月份，信息产业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相关专家启动电信网经济成本的探讨项目，要在基于成本制定出尽量合理的网间结算费。 据该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主任、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张昕竹研究员介绍，项目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目前，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新的经济成本模型和分析方法已经出台，下一阶段将进入具体价格确定阶段。 他表示，新的网间结算方案预计今年9、10月份出台。但是，具体结算费是否高于现行费率，在具体计算结果出来之前，还很难说。 中国电信王大方处长认为，每分钟6分钱的网间结算费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也远远低于中国电信实际网络成本，而互联互通收入在中国电信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远远跟国际水平脱轨。另一方面，享受了“优惠服务”的其他运营商得了便宜还不卖乖，依靠低廉接入成本大打价格战，将主导运营商置于一亏再亏的境地。 中国联通贾春梅处长认为，如果真正按照成本进行核算，网间结算费应该降低，因为原来的结算费建立在自费基础上，而资费自然包括成本和利润两方面，现在按照成本核算，自然要减去其中的利润部分，所以应该会降低。 房超峰处长指出，从现在情况看来，主导运营商接入费过低的呼声比较大，而且实际上这种结算费从国际环境来看，也显得相当低下，增加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但贾春梅处长认为，中国电信互联互通的收入实际上并不低，问题出在计算方法上。比如，固定电话用户作为主叫方在打手机时，中国电信并不向移动运营商结算，这部分省下来的费用应该计算到其成本当中，同样的道理，通过郊区固定电话向室内手机打区间电话时，固话运营商会向用户收取区间费，而实际上，这仍然属于本地网业务。新格局的新要求
在引入本地电话竞争之前，互联互通的内涵相当简单，仅包括国际间的互联互通及固定、移动电话间的互联。当时，由于传统运营商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不需要为市场份额问题在接入方面动心思。另一方面，移动电话初生，资费高昂，但对固定电话威胁不大，双方可以共生共荣，而没有必要在相互接入上为难对方。 而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 本地化竞争的引入，互联互通跟市场份额产生了直接联系，而移动电话运营商也在技术推动和竞争牵引下，大打价格战，将“战旗”插到了中国电信固定电话市场的城池之上。 互联互通成了运营商之间的博弈。 比如，固网运营商网通的南侵就遭遇到了移动运营商的刁难，双方的互联互通工作进行得举步维艰。 中国联通贾春梅处长称，与中国网通相关互联互通协议签署一事，双方正在等待信息产业部的协调建议，何时达成合作，不得而知。 对此，中国网通互联互通处崔涛总经理不愿发表评论。 据悉，互联互通协议在签署上一般遵循从总部到分公司的两级互签机制，总部存在严重分歧时，交由信息产业部协调处理。 另外，据中国移动企业合作部人士透露，网通与中国移动总部的互联互通协议已经在今年2月份签定，从今年3月份开始，南方21省的部分省分公司已经相继签署了互联互通协议，5月份会全部签完。 张昕竹研究员认为，互联互通矛盾更多表现在固话运营商和移动电话运营商之间。 “虽然在数据业务市场，移动运营商羽翼未丰，但固定电话作为一个行业正逐渐面临被移动电话取代的危险，尤其是3G时代到来后，这种可能将渐成现实。” 房超峰处长则认为，目前主要的互联互通问题出现在同质化竞争运营商之间，比如铁通公司在固定电话开展上的窘境，再比如移动和联通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明争暗斗等等。 “现在看来，资费、擦边业务、互联互通、市场准入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制衡关系，任何一方的举动都可以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变动，而新的电信竞争环境的形成将很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互联互通障碍。” 比如，在一些移动市场容量较小的地区，中国联通凭借地盘小、可以承受价格战的“优势”，通过大肆压价争夺市场，结果用户数量短期内激增，网间话务流量也上升很快，最终导致话务阻滞现象的发生。 为了应战，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对策除了跟风打价格战以外，就是在互联互通上设置障碍，遏制对方继续扩张，“以非正当手段对付不正当竞争，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状态”。 另据悉，经过历时两年多的谈判，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已于4月20日达成协议，改变了双方互不结算的局面，但在具体结算价格上，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双方结算价格的确定，将再一次为错综复杂的互联互通问题增添新的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