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后红塔三代领导者直接决定了红塔山的命运。
褚时健:专一带来成功
在褚时健时代,一切似乎有条不紊。在上游原料产品上,褚和农民建立利益联盟,把“第一车间”放在农田。他不时还到田间和烟农聊天,甚至和他们共同劳动。作为他们“利益联盟”的经典案例:褚从财政部要到政策,每年从红塔集团的税利中抽出20亿至30亿元资金返还烟农,这部分资金不计入红塔的税利,而是计入红塔的成本。
很多年以后,褚向记者解释了当时的做法。他说,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提高农民收入,使利益分配趋向合理;另一方面,烟农收入多了,实力增强了,就能种出更好的烟来,红塔的原料就会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成本链的拉长反而进一步壮大了红塔,这是褚时健的辩证法。而褚离开红塔后,烟农再也没有得到这么好的待遇。
褚还认为,要做大红塔就要共同做大云南的烟草业,一强俱强,产生聚合效应。正是这样的思路指引,他的几个得意门生姚庆艳、魏剑、邱健康分别被派到昆明卷烟厂、曲靖卷烟厂和红河卷烟厂。这三人后来成为这三家卷烟厂崛起的关键人物。云南烟草税利一度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
值得一谈的是褚时健的品牌经营观。不管市场多么紧俏,那时的红塔集团只生产一个规格的红塔山。红塔山的配方、包装在褚时健执掌红塔的18年间自始至终没有动过。一年前,他对记者阐释了他的品牌经营观。他说,品牌就是还没有购买就知道它是什么的东西,是始终如一的。品牌只有价格的变化,没有品质的变化。
字国瑞:多元化经营失败
红塔山的灾难似乎又伴随着另一个人———褚的接班人字国瑞。
字对褚的战略有延伸的地方,但理念和出发点不一样,比如多元化投资。褚时健建造多元化战略的目的是把红塔“用不完的钱”用来再造一个红塔,是扩张形态的。但字的多元化目的是规避烟草单一产业风险,表面扩张实际上是对主业信心不足。
字有对褚时健理念和思路改造的地方,一是对红塔山配方的改变,字试图在红塔山的口感上下工夫,但结果导致了红塔山产品的大量积压。另一个改变就是对品牌经营策略的改变,不再固守“始终如一”的理念。1999年,字又推出一款红塔山———就是目前出了问题的红塔山(金),后来再接连推出15mg世纪红塔山(软、硬)。这看似品牌的扩张,实际上却对红塔山品牌形成不断的消解。多个规格没有使红塔山的销量走高,反而锐减至30万箱。
姚庆艳:面临品牌信任危机
字离开红塔后,云南省原组织部副部长柳万东携姚庆艳入主红塔,一开始即对字的战略进行否定。回归主业是红塔新战略的起点。
柳、姚二人入主红塔后,又推出了10mg铂金红塔山(硬盒)、15mg新红塔山(硬盒)。于是,红塔山目前出现四个系列5种规格。但现在推出,和字时代推出的理念上已经不同。字的时代,红塔山是强势品牌,到柳和姚时已经面目模糊。柳、姚连推新品种可能是希望用新品种取得突围,这可能和姚庆艳在昆明卷烟厂时成功推出“红云烟”突围以前的“云烟”品牌的经验有关。
但是,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多规格必然对品牌形成消解,这样,做大品牌在主观上形成了障碍,无法提高单一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这正是中国烟草难做大的根本性问题。另外,单品种下的多规格布局,任何一个规格出了品质问题,必然损害到整个品牌。这次红塔山的信任危机正是由此产生。
褚时健近况
离开企业近十年,褚时健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对他那段近于传奇生涯的回忆。
近日,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褚时健声音不高,语速缓慢,不时擦去眼角的泪水———风沙眼。“我今年77岁了,过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不如意的东西越想越多,想它自己找麻烦不是?”对于目前与他背景相似的企业家(如郑俊怀等)相继出事,他并不大知道,甚至连伊利也没有听说过。“离开企业十几年了嘛,兴趣应该是减了。”而听到张瑞敏、倪润峰的名字,他会频频点头,表示知道。他觉得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共性是对事业的忠诚。
对于大家对自己的尊敬,褚时健说:“应该说这些事情,掌握规律后别人也能做到。这个我看得很平淡了,如果历史往后延长一点,还是有人会出来把它做好。”
关于褚时健,最普遍的评论是“如果当初给他多少多少钱,他还会那么做吗?”褚时健不同意这种说法。“那时候我们一年挣三四万元工资,干得还是很高兴,还在想企业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当时我们的动力主要是,哪个说中国人的企业做不过外国人?发几万块钱算个哪样?底下扫扫地都比那个多(笑)。现在年薪制,工资提高了几十倍,也还是有你说的问题存在。还是要靠法制,要有明确的规定,随意性大就麻烦了。”
“作为企业家,我对褚时健是尊敬的。但是他拿国家一分钱也是不对的。”对王石的看法,褚时健表示同意。
李经纬、郑俊怀等与褚时健背景相似,但他们的要求与褚已大有不同。褚时健不知道管理层回购(MBO)之类的概念。“哦,现在年薪不能满足了。”听完解释,他说。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企业家们拥有企业的股份并不是坏事:“那终究是社会的资本。你现在说资产流失,要是不改制过几年统统不在了,也没人说流失了。而且法制健全以后,遗产税可以拿走他40%、50%,最高可以到80%,请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样就保证了社会公平,又没有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