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说技术变革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需要未来的经理人变得更有智慧的话，那么培养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商学院似乎应该更具“智慧”。但要成为“智慧”生产商并不容易，在中国大大小小几百个商学院中，成功登录《金融时报》全球顶尖商学院排行榜的仅有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和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学院。
商业向东流，管理学教育却向西走，缺乏顶尖商学院的尴尬，在中国开始突显。相似的品牌宣传、重叠的目标市场、深度学术研究的缺失，中国国内的商学院需要寻求喧嚣中的冷静，它们要思考的是下一步的定位在哪？
学者的管理经 短短七个年头，科大与凯洛格的合作就进入全球最佳排行榜之列，而科大本身建校也不过12年。对此，科大商学院院长陈家强的解释是，科大在最初制订策略时，就把商学院定位于全球市场，而不是专门针对香港或是某个市场。“我们的培养理念和全球顶尖商学院基本一致，都是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领袖才能；在课程结构方面，我们也和全球各大商学院基本一样，但是会加入一些亚洲元素，更多地会加入跨文化的学习，每门课中都会涉及中国文化。”
陈家强认为，好的学生加上好的老师，课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招生、师资配备和课程设计对一个商学院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在科大商学院的师资名册，能发现的老师绝大多数是来自哈佛、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等美国著名商学院的博士毕业生，不少教授本人此前就在这些名牌学校任教。不过，陈家强之所以底气这么足，敢请全球最好的老师和博士生前来任教，跟香港政府的支持分不开。据悉，香港政府给予大学教授的工资属全球最高水准。“政府对我们商学院的资助占很大部分。”陈家强说，“这跟内地一些商学院很不同，内地商学院的收入可能需要用于部分支撑学校的财政，但是我们的MBA和EMBA课程属非盈利性项目，收入只能回流于这些课程，用于提高质量。”
由于香港政府承担了本科和MBA部分的高额教学开支，陈家强可以聘请最好的教师来商学院任教，同时把这些教授“借用”于EMBA课程教学，而EMBA项目的收入又让这些教授们有了额外的津贴。这样一来，科大商学院的教授们可以安心投入科研和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科大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也吸引更多具潜力的学生前来，形成良性循环。
而对商学院教授，陈有自己的一套“经营理念”。他的要求是：要保持教学、科研和服务的三方平衡，其中教学是最基本的，在此基础上，研究是体现学校自己的特点，服务则是体现学校对学生和社会的责任。作为院长，他考核教师时主要也是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核。
他的做法是，对于有的教授，教学不是他的强项，那么可能就要求他贡献更多的科研成果；而对一些资深的教授，则要求他们为学校以及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陈家强并不讳言，身为院长，他的意见与标准能决定这些教授的晋升与前途。可以想象，要做这样的“强势”院长，让众多清高的教授们服首，并不简单。科大MBA项目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正是因为陈本身就是一位搞学术出身的院长，在财务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他的话能服众。”陈家强对这番评论不置可否，他半开玩笑地说：“院长一职一半是行政职务，一半是CAO(Chief Academic Officer，首席学术官员)。”这位美国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及金融学博士，因其在学术界的一席之地，已经名列环球经济学者名人录(Who＇s Who in Economics)。该校会计系主任白国礼教授是位颇自负的美国人，在接受记者专访过程中，他对科大商学院在全球的地位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甚至颇有不满地表示，不论是香港还是大陆同胞，居然还不知道就在香港，有一群全球最强的经济研究专家。
“虽然我们建校不过15年，但在研究方面，已经是全球几千所商学院中的前20名，某些系的排名更靠前。当人们说商学院，会想起芝加哥，斯坦福等名校，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们看重研究，在研究方面的领先带来了它们排名的领先，而科大商学院之所以在亚洲无人可及，原因也正是如此———我们会计系今年在全球排名前10名。”
他认为，科大的成功在于实现了“人才吸引人才”战略。“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对教授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他们潜力的可能性，科大的学术气氛和同事间的学术活动都很好，而且这儿也有亚洲最好的学生，这是激发他们创作的源泉。”
无缝链接科大的师资与声誉带来的另一个成果是，在创出自己的MBA品牌同时，也成功吸引美国西北大学与之联合办学，共同打造EMBA课程，名利双收。一方面，这个收费64万港元的高管课程人数不断扩大，为学院带来了巨额收入；另一方面，这个课程自前年参加金融时报的排名活动以来，已经连续两次榜上进入全球前十强。
从生意场来说，一个合作项目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合作伙伴的关系能否维持长久。一般理解，联合办学不如单独办学更容易。但是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家强却很肯定地告诉记者，他们跟西北大学的合作非常愉快，没有任何沟通问题。
陈家强认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两所学校都是研究型，在风格上很接近，协调起来很容易。“科技大学的教授背景、研究成就以及在国际上的排名，在许多方面跟西北大学一样，是相当高的；而我们和西北大学对于教学的理解，对于研究、管理等问题的看法也是相互了解并相互尊重的。所以大家的教育方针和理念很合拍，合作起来非常容易。”凯洛格商学院的副院长Magee也表示，最初西北大学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战略合作伙伴，而当时就感觉香港科技大学的价值观及教学背景等跟西北大学很一致。
当然，这里也有历史的渊源，据Magee介绍，香港科大商学院的创院院长陈玉树曾经任教于西北大学，此外，香港科大的大部分商学院教授都曾经在美国授过课，或是毕业于美国一流的商学院。
不过，科大与凯洛格商学院联姻已经七年之久，却没有经历“七年之痒”，有一个关键人物不能忽略，他就是EMBA课程的创始主任、科大商学院副院长戴启思教授。谈及自己的工作时，这位直爽的美国人毫不谦虚地谈到自己在两校间的作用。“你问我们为什么合作这么成功，是因为我不仅是凯洛格的毕业生，而且在那儿当了6年的商学院的副院长，从安排教员到招生录取等相关事宜我都非常熟悉。所以我会确保在合作项目中体现出西北大学的素质……我对两所学校的熟悉以及感情，可以保证这个合作项目中不会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而这对于合作双方是很重要的———我可以很容易的做到这一点，但很难说这种事由其他人来做会怎么样。我想，合作的失败往往是管理层不能平等对待合作伙伴，而我们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据戴启思介绍，这个EMBA由两校分别各出近一半的教授任教授，而对教授们的待遇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中外之分。以EMBA为例，这个项目共需要28名老师，有16名来自凯洛格，12名来自科技大学。
挑剔的学生 戴启思在被问及现在科大EMBA最困扰他的问题是什么时，曾经思考了许久，然后很自负地笑笑说：“其实我一直干得很不错，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转而表示，如果说有什么最大的挑战的话，就是如何确保师资力量。然而戴启思所谓的挑战，在白国礼眼中并不见得如何困难，这位身处第一线的教授认为，商学院EMBA课程的最大挑战不是招聘老师的问题，而是来自他们的学生。“EMBA不像MBA课程，你面对的不是未来的企业家，而是当前的企业家。而且这些人专业不一，你会发现有人拥有CPA(美国注册会计师)证书，有人是CFO(首席财务官)，而有的人则根本没有接触过财务。而我们的任务则是既要保持他们对这个课程的兴趣，同时，不论是CPA还是头遭学习的人，都能从课程中获益。”
刚刚毕业的EMBA学员葛国瑞和Sophia就是一对典型的例子，Sophia本人是一个融资公司的董事，以前就学过工商管理课程；而葛国瑞是麦当劳在中国华南区的总经理，他本人是学历史出身，想来EMBA补充财务管理知识。
Sophia谈到课程时说：“我们每个小组成员的背景都不太一样，有的是做财务的高管，有的是做销售，有的是营销，还有的是一般行政管理，我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经常会有非常激烈的讨论。”她认为由教授主持的这种讨论对自己获益很大，她可以从不同的管理人员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原先的角度，这对于今后她与其他部门主管的配合很重要。
葛国瑞则补充说，EMBA同学与教授之间也会有很多的讨论，有时很激烈。“有时老师跟我们讲理论，而我们就和老师谈经验。我们会告诉老师，这个理论可能跟我们工作中的经验不一样；这些老师大都是从事过商业顾问的工作，而我们是执行者，所以我们的角度会不同，这正是讨论的不同之处。”
至于最终结果是否是经验打败了理论还是理论打败了经验？葛国瑞称，很难说最终是谁赢，更多时候是大家通过讨论更清楚地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能想到的例子是法律课上的讨论，由于中国市场的变化很快，五年前的案例可能就已经不能运用于现在了，主要是现状已经不同了，我会(对老师)说，这在当年是很对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上个月就这么做过。”
提及选择初衷，与中国大部分想出国学习MBA的人没有太大不同，一个关键指标看中海外商学院的排名。
然而目前有关全球商学院的排名众多，这些排名并不能照顾到每所学校的实际情况。例如，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以注重学术见长，其教员获诺贝尔奖的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商学院获得的诺贝尔奖都要多；而中国人普遍熟悉的哈佛大学则以案例教学见长，其案例甚至已经成为学校创收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这样的学校进行确切的排名是很困难的。
但对于像葛国瑞这样的学员来说，学校的名气固然是重要的选择依据，但一纸名牌大学的证书却已经不再是问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