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不害怕诺基亚等外资巨头，但是这种贴牌行为会毁了整个行业。”这位国产手机厂商负责人表示，“我们怕的就是水货和乱贴牌。” “托普手机”被查，是大，是小？ 来自手机业内的消息称，从3月底开始，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对托普在手机市场的贴牌行为进行了联合检查。在一些大中城市，一些非法贴托普牌照的手机已经不敢再摆到柜台上出售。
“从年初开始，我们就不再贴牌了。”4月11日，深圳托普国威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万荣向记者承认了上述事实，但他同时强调：“信息产业部一直在查，但查的不止托普一家。”
与托普国威共享一张手机牌照的北京迈托普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旭则否认托普因为贴牌被查，“查的主要是一些假冒现象，我们也注意到市场上有一些假冒托普牌照的手机在销售”，据他称，2004年托普贴牌手机销售约100多万台。
但波导一高层却估算，2004年托普贴牌的手机销量已接近1000万，“很多贴牌行为可能连托普自己也不知道”。
众厂商齐声“讨伐” 让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如此快速采取行动的，是来自波导、TCL、康佳和夏新等国产手机厂商的联合要求。 今年3月底，“国产品牌手机产销衔接座谈会”在天津召开，这个由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手召开的一年一度的会议是手机行业的一次盛宴，各国产手机厂商代表汇聚一堂，与国家主管部门就行业政策等展开研讨。在今年的会议上，打击贴牌成为与会厂商的共同话题。“在天津会议上，我们是异口同声地讨伐(手机贴牌现象)。”一位参加会议的国产手机负责人告诉记者。康佳的一位代表甚至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文件，要求信息产业部严厉打击贴牌行为。
托普等贴牌较多的厂商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不过当时托普和另一家贴牌较多的企业的代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位国产手机厂商负责人表示。而天时达的代表在会议上表示，自己公司已经不再做贴牌，希望大家不要再提这件事；CECT代表的辩解则遭到了其他厂商的进一步指责。就在这次会议上，波导、TCL、康佳和夏新等厂商要求信息产业部严查贴牌行为的联盟迅速形成。但据这位国产手机厂商负责人表示，参加会议的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的领导在会上只是静静地听着，并没有表态。
而在此前两年的“国产品牌手机产销衔接座谈会”上，国产手机厂商亦曾将该问题提了出来，但由于当时国产手机厂商都处在上升阶段，对手机贴牌的意见没有现在这么强烈，“再说前两年贴牌也没有现在这么疯狂”，这位参加会议的国产手机厂商负责人表示，“现在已经到了威胁我们生存的程度”。
信息产业部的统计也显示，2004年国产品牌手机销售乏力，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由年初的54％降到了年底的44.5％，比2003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从排名前3家的国内品牌企业看，2003年其内销总量占国内市场份额的31.6％，而2004年则下降到22.5％，下降了9.1个百分点。其中，波导下降了4个百分点，TCL下降了4.7个百分点，康佳下降了0.4个百分点。
国产手机厂商的困境直接导致了在这次天津会议上的讨伐。“我们不害怕诺基亚等外资巨头，但是这种贴牌行为会毁了整个行业。”这位国产手机厂商负责人表示，“我们怕的就是水货和乱贴牌。”
也就是在天津会议之后，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迅速采取了行动，而在深圳，甚至有消息说当地警方也介入调查水货手机的事情。信息产业部新闻处王立健处长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语带玄机，“我所问的部里的人不知道这件事”。
“贴牌”五宗罪 一些国产手机厂商反映，随意贴牌行为至少在五个方面影响了国内手机市场。首先是用低价和高利润扰乱市场。
迪信通的一位高层表示，在苏州、无锡等地的一些乡镇手机市场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县级市场上，托普俨然已经是第一大手机品牌，很多机型连做了10多年手机销售的他都没有见到过。就算是在一些大的手机连锁店里，由于托普手机销售的毛利润高达20％，也成为销售商主推的产品之一，而诺基亚、波导等手机销售的毛利润不过10％。 据厂商们反映，贴托普牌照的同类型的手机要比其他的国产手机厂商便宜三分之一，比三星等外资手机要便宜一半，这也是它最吸引经销商的地方。
与其他国产手机厂商不同的是，一些贴托普牌照的经销商向下游推销产品时采取的是不提供价保、不提供售后服务，也不提供广告支持的方式，甚至连促销人员也不请，“在乡镇市场上，托普摆在柜台里的都是真机器，连模型的费用都省了。”迪信通的这位高层在考察市场时发现。
其次是逃避认证，新机型上市速度快。一般而言，正规厂商从机器送到信息产业部做检测到拿到入网许可证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而一些贴牌的厂商由于采取假的网标、假的3C认证，所以新机器上市的速度相当快，这也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国产手机的生存空间。
再次，由于在贴牌的过程中泥沙俱下，很多代理商知道部分企业牌照管理上比较混乱，比如多个厂商共用一个牌照之类，他们就直接从台湾买个机型，在国内找个厂生产便开始贴上假冒的牌照进行销售。业界流传，在深圳，大概有近100家地下工厂在贴托普的手机牌照。“市场太乱。”刘万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感慨，贴牌市场的混乱远非自己所想象。
另外，贴牌也导致了手机质量问题的不断出现。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鲁阳今年3月30日曾表示，由于贴牌泛滥，在电信管理局今年年初对22个厂家共22种型号的手机进行的质量监督抽查中，产品的合格率仅为63.6％。
而手机牌照实行核准制后首批获得牌照的厂商——江苏高通，此前一直从托普贴牌手机，3月底，由于托普手机出现质量问题，南京主要的卖场纷纷将托普品牌的手机清理出场，高通方面损失惨重(详见4月7日21版《江苏高通斩获手机牌照背后》)。
最后，更有甚者，一些小的贴牌商在手机生产出来之后，先将产品出口到香港，从而获得17％的出口退税，然后再通过走私的方式进入内地市场进行销售。记者从深圳市场了解到，在深圳，就有专门的走私集团，只要支付每台15到30元的价格，这些走私集团就负责将手机从香港带到深圳，通过深圳远望数码城等档口销售到杭州、郑州的手机市场，再被这些档口分销到全国各地。“就是这种乱贴牌带动了走私。”一位国产手机厂商负责人指出。
“这些假走私省了17个点的税，我们怎么去竞争。”上海迪比特实业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彭新淼说。而波导总经理戴茂余则表示，一个新机型的研发费用大概要500万，检测费用100万，再加上促销、广告等费用，正规厂商的成本压力显然要比贴牌大很多。
两个“托普”之谜 托普不幸成为首个被查的厂商。有消息称，信息产业部这次联手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查处托普乱贴牌主要是敲山震虎，希望能够在查处托普的同时给其他贴牌厂商一些压力，从而达到规范市场的目的。托普贴牌管理的混乱备受诟病，“市场上同时有两个公司在出售托普的牌照。”一位曾经贴过托普牌照的手机代理商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出售托普手机牌照的主要有北京迈托普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深圳托普国威电子有限公司两家，托普牌照的实际拥有者为托普国威的前身深圳国威。而让二者扯上关系的，则缘于北京迈托普的母公司托普软件(000583.SZ)的一次参股行为。
2001年7月16日，托普软件以注资1536万元获得深圳国威24％的股份，深圳国威随即更名为托普国威。深圳国威此前大股东为锡威电子(中国)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国威电子60％的股份，而锡威电子则为新确科技(1063.HK)的子公司，在托普入股之后，锡威电子在国威电子中的股份降为46％。而通过入股深圳国威，托普得以与其共享手机牌照并顺利切入手机市场。
深圳国威是国内最早开发生产集团电话交换机的厂家之一，“2004年我们的电话机出口有2亿多美元”，在刘万荣看来，手机生产只是该公司业务中很小的一部分。由于备受业界指责，深圳国威已退出贴牌阵营。“我们从年后开始就不再贴牌。”刘万荣表示。
“托普贴牌的80％是通过北京迈托普进行的，托普国威只占了20％。”上述代理商告诉记者，由于北京迈托普的贴牌服务比较好，所以很多厂商都喜欢找北京迈托普贴牌，“申请入网许可证这些手续到什么程度，北京迈托普都会随时通知”，相比而言，托普国威就比较难接触一些。
周旭并不否认这一说法。对于被查的说法，周旭称，“主要是托普的贴牌手机价格低引起同行妒忌，有意放大了调查事实”。
他表示，这次信产部和国家工商总局主要是“打假”，“作为正规企业，我们非常欢迎政府机构的打假”。他称，迈托普也已经发现了很多假冒托普牌照的现象，为了打击假冒行为，迈托普今年还砍掉了3家合作经销商，“主要是他们操作不规范，用假牌照或者贴别的机器”。
据周旭介绍，北京迈托普与客户的合作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投入资金，与客户一起完成手机的开发、测试、贴牌以及最终销售；另外一种是投入劳务，帮助客户完成测试达标以及贴牌，而销售等则完全由客户自行负责。“相比之下，后者居多”。
“北京迈托普一年进帐起码3000万元。”手机业内人士透露，由于向相关部门申请入网许可证、3C认证标等摊到每台手机上的价格只有0.3元多，而贴牌的价格约为30元一台，“简直是无本买卖”。
周旭对此说法不予评论，“这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于盈利状况，他表示，“托普以前在手机上投了很多钱，现在连赔的都还没有赚回来，公司还没有正的现金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