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 2005年3月中旬，商务部科技司发布了2005年前两月的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海关统计报告。
前两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507.7亿美元，增长23.5％，其中累计出口261.9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27.5％，实现连续第5个月贸易顺差。其中1月顺差4.5亿美元，2月顺差11.6亿美元。
在带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顺差的主要进出口地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长三角地区保持了连续多年的龙头地位，并以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总额将近一半的数量和接近30％的增速引吭高歌。
而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出口龙头珠三角地区，则趋于稳定。环渤海地区的津、京、鲁、辽、冀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虽然仍旧以不足20％的比重难望前两者之项背，然而其排名前两位的增长速度亦是其它两地之不可比，其中1月份天津、北京出口分别增长104.5％和98.6％。
一升一降和一快一慢之间，中国三大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发展格局正在酝酿新的变化，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又一个新的增长点。
2005年3月底，本报记者在天津采访三天，选择天津作为个案，希冀从中寻找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的轨迹。 连续5个月的顺差，是否表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全球竞争能力的增强？
4月5日，接受记者采访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却反弹琵琶，“出口企业所有制构成上以外资为主体的现状，告诫我们不应对在全球视野下的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所造成的转移顺差太过乐观。”
对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连续五个月的贸易顺差，张将其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国际经济的复苏，外贸出口的需求量扩大；另外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制造能力和出口能力的升级。
“从天津来看，其外资企业所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到99％，而且，其104.5％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的贡献来自于外资企业的出口。这个现象在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中均存在，这也促使我们应该对利用外资的质量进行研究和思考。”张表示，外资的“候鸟”效应，其造成的短期GDP和税收增长非常明显，但是“技术外溢和自主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没有出现，那么在国际市场上的国家竞争力就不明显，所创造的绝大部分价值同样被带走。”
不稳定的顺差？ 《21世纪》：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连续5个月顺差，在您看来是否能够反映出一些新特点来？张燕生：高新技术产品顺差实际上表明了一个外贸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高新技术产品的附加值比重较大，产品的利润较有弹性，贸易收益大，也表明这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强，产品的科技含量较高。但是，在我们的出口结构中，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口占55％，而加工贸易占有47％。在机电产品中加工贸易的比重更高，占有9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出口的东西，很多都是外资的。换句话说，这种出口结构的变化是外资企业造成的，而非我们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
作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安排的一部分，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工序，这部分当然不能表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的加强。
在加入WTO之后，外商投资企业的独资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在和中国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的时候，跨国公司越来越觉得中方的要求强人所难。而中国企业尚未形成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能力，所以在融入跨国公司全球化的采购环节之时，中国企业碰到了许多现实的困难。
《21世纪》：在这种以外资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下，我们的顺差是不是也不稳固？
张燕生：这需要我们算一笔帐。通过海关的统计我们可以很容易算出来，出口产品是外资占绝大多数，在进口上也是外资企业占大多数。一般来讲，跨国公司都是从全球的其他地方进口零部件到中国加工组装，零部件的价格相对较低，而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那么买进和卖出的价格就会出现差别，顺差就产生了。实际上，这种顺差是一种转移顺差，是一种幻觉。我们目前出口的大幅增长和大幅顺差，多数都是“幻觉”。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很好，能够吸引很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但在看待外贸进出口的数字时要看下面的实质内容，有多少是自己的东西。
《21世纪》：按照你的观点，转移顺差就有很强的随意性，这种状况会维持多久？
张燕生：还是上面那个问题。转移顺差从哪里来？譬如说，如果摩托罗拉很早就将工厂放在越南，而且也组装成成品卖出，那么越南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也会很大，顺差也可能产生。转移顺差也就是将可以放在别国生产的环节放到了中国，那么它同样也可以放到马来西亚、印度、泰国甚至非洲、拉丁美洲。不过，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潜在市场，使这些跨国公司将这个环节放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产业北迁趋势未明 《21世纪》：你前面提到中国企业融入跨国公司全球化采购环节较难，我们应该如何改善？张燕生：很现实的一点，本地企业从技术、经验、管理和财务运作上，都无法同跨国公司相比较，而与此同时，大部分的跨国公司都有相对固定的全球采购合作伙伴，这些伙伴同样是跨国公司，大家共同控制着某项产品的绝大部分核心技术。所以，本地企业要想参与到跨国公司的核心部件采购环节中，目前看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说明，一方面是引进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技术扩散的能力不明显，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部门做更多的工作。
实际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同时，考虑如何运用市场化的手段，迫使跨国公司将技术向本地企业扩散，考虑如何让跨国公司将核心技术向中国转移，将核心的研究部门向中国转移，关键部门向中国转移。这是一个需要在今后重点注意的问题。
《21世纪》：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民营企业出口份额很小，能力不强，甚至还没有成长起来。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很多年了，中国民营企业为何没有很快发展起来？
张燕生：中小企业并没有成为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主力，除了上述跨国公司技术外溢有限，技术跟关系跟不上，不能成为跨国公司配套之外，还有几个原因：一是创新能力不够，干中学的机会少了，但是仅有的学习机会没有把握；二是国家公共科技创新体系还不完备，鼓励创新的机制还不够；其三是融资困难，缺乏健全和完备的融投资体系，资金分配的效率低，没有资金企业当然很难发展起来；其四是缺乏配套人才。
所以，我们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应该多考虑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不应当只看到吸引外资多创造GDP多，却忽视了技术的进步与全球产业链的参与。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应当努力培育和扶持内资企业的发展。不能只靠着“候鸟”经济，这样出口结构就会真正优化。
《21世纪》：从统计来看，长三角地区出口日益稳固，环渤海地区增长最快，是否表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地域转移趋势？
张燕生：还不明显。所谓目前所见的“北迁”趋势，实际上是一种开放时间和市场化程度高低的问题。外商投资当然是选择投资环境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这一点来说，珠三角最早，长三角随后。而目前环渤海地区的高速增长，只能说明环渤海地区投资环境的变化。事实上，目前外商投资的变化也有向中西部扩散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