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四章：财富和影响力的巅峰对决
以财富衡量成败当然有点片面化和庸俗化，但是衡量高科技创新成败与否，财富的创造是最受关注的指标。高科技的美与丑，互联网的冷与热，其实就是根据资本和财富的波动来衡量，人们就是如此现实和势利。
那么，在当下中国崛起的关头上，无论从历史积累，从人才积累，从国家政策的支持，中关村都应该是中国创造财富的枢纽。中关村必须以高挂在纳斯达克或者香港和国内股市上的“阳光财富”来显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可惜中关村最终让人们失望至极，中关村没能在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富的合法创造”中一马当先，反而落在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中关村科技财富效应的不断没落，是“中关村创新之死”的最直观、最通俗的显示。互联网改变了“中国首富”的颜色，“中国首富”也重新塑造了高科技的形象。这是一种真正的“双赢”。随着“启蒙阶段”的正式结束，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丁磊、陈天桥、张朝阳和马化腾等一批中国财富新贵的崛起，标志着高科技创造财富的游戏正式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将强劲地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塑造中国社会的新的价值观。这样的使命居然不是在中关村完成，这是对所谓“中国硅谷”的最大讽刺。财富巅峰的悬殊对照国内各种版本的“中国富豪排行榜”蜂拥而起，但是他们共同的结局是：无一不受到各界的关注与评议，甚至很多富豪榜被戏称为“通缉榜”和“死亡榜”。这大概就是中国社会财富的中国特色。因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下，财富的来源充满了灰区和黑区。
当今天我们努力从这份《2003上市公司中国科技人物财富排行榜》寻找中关村的影子，寻找中关村的价值之时，我们大失所望。在这份25人的名单中，除了王文京、柳传志及其团队以及亚信团队外，中关村在这份名单中实在是轻之又轻。与其在高科技领域如雷贯耳的名气相比，实在是很不相称。而在2003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美400位富翁的名单中，高科技的身影十分醒目。我们将其中高科技的富翁们挑选出来。在软件榜上，名列前茅的四大富翁中，位于华盛顿的微软占去了其中三大富翁，硅谷只占到一位。这与当今全球软件业的格局是相当的。但是，在科技榜（互联网、电脑业等）的25位富翁中，硅谷占大约一半的数量。《财富》杂志公布的2003年度美国40岁以下的40位富翁，在前10名排行榜中，高科技富翁居然占了前8席的位置，令人匪夷所思。但是，这也充分说明了高科技已经成为美国人致富的最重要方式，这也是美国人技术创新和创业全局性活跃的重要指标。在前8位富翁中，除了第一名戴尔公司的迈克尔·戴尔和第三名亚玛逊的杰夫·贝佐斯外，其他6位富翁居然都来自硅谷。有意思的是，这6个人居然都是成双成对，他们是互联网领域最成功的3家互联网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但是，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关村，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观。与硅谷在美国的地位相比，中关村在中国高科技的地位已经完全无法类比。这个结论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论证，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先以大众最关注、最认可的方式——财富来证明。2003年，中国媒体最热闹的大概就是胡润炮制的《2003年中国大陆百富榜》。其中《2003年IT富豪五十强》排行榜是业界最为关注的。这个排行榜由胡润与国际著名传媒集团“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共同推出，也是第一个中国内地高科技富豪榜。虽然不乏缺点，却对我们理解中国高科技的现状和趋势，不无参考价值。第一次细看这个排行榜，令我吃惊的不是丁磊名列榜首，而是中关村富翁的“稀罕”。在排行榜上，网易创始人丁磊、盛大网络游戏创始人陈天桥和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这三位互联网新贵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排行榜的前三席。而这三位人士的起家和成功完全与中关村无关。很有意味的是，三个人中，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基本与中国高科技当下的竞争态势吻合。前10名中，互联网领域还有深圳腾讯的马化腾，这种互联网富翁的排名格局也与当下互联网格局吻合。而代表北京的张朝阳一直没有“进村”，其创办的搜狐一直在朝阳区，与中关村无缘。为中关村挽回一点点面子的是，用友的创始人王文京排在第10，使中关村人在排行榜前10名中避免了“吃鸭蛋”的尴尬境地。在前50位IT富翁中，中关村有关的入榜人员也屈指可数，除了王文京外，还包括百度搜索的创始人李彦宏和徐勇、实华开创始人曾强、亚信创始人丁健和田溯宁、四通的段永基、联众创始人鲍岳桥、简晶和王建华以及江民杀毒软件的王江民。联想、方正、四通等早期成功的IT公司由于众所周知的体制和机制原因，没有贡献多少巨头富翁，包括互联网时代的风云企业新浪。这当然不是完全反映了中关村的成绩，但也反映了中关村企业机制的弊端，与高科技行业的趋势相比，中关村在企业机制上，在技术创新上，都明显落后于潮流。如此下去，中关村的尴尬将更趋明显。颓势麻醉着神经财富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明确量化，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财富不是惟一的指标，另一大同样重要的指标就是影响力（通俗一点就是名气），影响力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意会无法量化。一个英雄就是一项创新（表现可能是一项技术、一个产品、一个理念或者一家公司）的“象征物”，影响远远超越个人。柳传志、王选、倪光南、段永基、求伯君等诞生在中关村的第一批企业家的确令人敬仰，他们都在各自领域领时代之先。可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在中关村已经毕露无遗。而在中关村新一代企业家越来越难产的背景下，在北京的中关村之外，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地，却开始涌现了一批批新锐人物，他们势头之猛，令中关村尴尬不已。显然，企业家已经越来越不是主导中关村发展趋势的主角了。中关村依然沉醉在“中国惟我独尊”的慰藉之中，虽然中关村的一些企业家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关村的影响越来越局限在“本地化”，中关村新兴企业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局限在“村”子之中。这种趋势在进入21世纪之后越发明显，可是几乎没有人为之真正焦虑。漠然和不屑，麻醉着我们的神经。2004年，美国产业界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集体担忧：谁会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领先者”的地位？最关键的问题是，下一次“伟大的发明”还会不会诞生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格莱格·E·布朗迪说，美国的“智能稀释”过程已经开始，这种趋势是不可改变的。风险投资界人士认为，未来技术界的重大变革肯定会产生在美国之外，而美国的创新可能会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恰好与它的人口比率相当。业界巨头纷纷惊呼“狼来了”，他们认为，中国、印度的技术创新资金来源，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支持，但是它们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听话。最近美国采取的入境政策，严重阻碍了科技界高端人才的进入，反恐战争的负作用降低了美国的创新能力。当然，从整体上看，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科研实力依然无可匹敌的。但是，人无远虑，必由近忧。硅谷人思考的是：当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技术发明产生于国外的土壤时，美国的经济辉煌还能保持多久？以技术创新发家的美国人，会不会在技术创新的大潮中淹没？中关村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提出类似的问题，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趋势的严重性，而在整个中关村掀起一场真正的“忧患运动”，以最大的努力挽回颓势，重塑中国创新之都的领先地位，重振当年的雄风？这是一切问题的首要问题！揭开中关村的“数字化生存”面对批评，中关村有关部门自然会十分恼火，他们作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拿出一堆数据，说明中关村的现在并不是如此槽糕，相反而是成绩卓越。讲道理，多少张嘴都说不清，但是，在真真切切的数据面前，怎么能够如此失之偏颇？的确，在所有的道理中，数据是最硬的道理，在所有事实中，数据是最可靠的论据。我们看看2001年和2002年前6个月的两组数据，其中经常用来说明成绩的主要两个数字：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园区技工贸总收入，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全球高科技面临大衰退的背景下，中关村依然保持强劲增势，实属不易。怎么还会遭遇批评？在中关村的“数字城堡”中，我们往往不知如何面对。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些数据其实十分虚弱，甚至问题严重。因为这些数据基本上只是简单的几个方面，比如技工贸总收入、税收和出口、企业数量等等。进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网站，也只能得到这些有限的数据。然而，数字有时候也会撒谎的，尤其是数字不能说明本质的时候，数字有时候更会误导，尤其是数字本身存在问题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这些标志着中关村成绩的数字。要综合评价一个科技园区，当然需要建立一个复杂的指标体系。但是，科技园的灵魂就是高科技企业。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来看看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惟一的数据就是新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而缺乏更多能够反映问题的其他数字，比如关于创新情况，关于新企业健康程度，创新技术含量等等。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这一点，中关村第一成功偶像、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柳传志就公开表示，“作为企业，我希望政府明确，到底是想从中关村要经济增长，要GDP？还是想要硅谷？还是说两者都想要？”柳传志的质问可谓一针见血，目标直指政府对于中关村未来定位的思考。这个矛盾不得到解答，中关村的发展问题就无法打开“死结”。“中关村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对中关村如何定位。从这几年执行层的举措来看，政府在到底是追求‘中国硅谷’还是以IT产品制造和销售为主之间来回摇摆。”有“中关村村长”之称的段永基无奈地表示：“从中央1999年批复的市委市政府建设中关村园区规划来说，中关村园区无疑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创业环境，成为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推动力的‘中国硅谷’。而这几年的政策似乎仍然倾向于IT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追求近期GDP的增长。”政策定位的模糊，直接导致了企业家们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时的不确定性。甚至直接导致了园区发展的方向性错误！数字化生存的第一法宝在中国，像中关村这样处于风头浪尖的地方，体现在社会层面最重要的就是政绩，而体现政绩最直观的当然是数字。因此，“数字化生存”是许多人最基本的市场方式。我们来比较一下2001年中关村和硅谷150强的名单（这是两个地方用来标榜成绩、证明自己的第一依据），就会发现一些令人诧异的现象。单从名单的表面看，似乎中关村的表现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硅谷。名单的份量足以让硅谷羞愧，其收入增长数字也足以让硅谷自叹不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硅谷依然是中小企业（按照美国的标准）的天堂。除了惠普、英特尔等少数几个巨头外，10名以外的企业都属于名气不大、规模有限的中小企业之列。这种生态特性保证了硅谷持续创新的能力。而中关村虽然只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却已经是大企业（按照中国的相对标准）和跨国企业的天堂，除了联想、方正和四通，还有着无数令人敬畏的跨国公司的名字：诺基亚、微软、惠普、朗讯、爱立信、松下等等。“后发优势”似乎体现得淋漓尽致。可是，这些是中关村真实的实力吗？这些能够代表中关村真正的内涵吗？这些名字和数字能够证明中关村的成绩？显然，IBM、微软等公司在硅谷业务再大再强，也不会把他们列入硅谷的名单之中，许多日本、欧洲的大企业活跃在硅谷几十年，也同样不可能进入名单。硅谷的“出身论和血统论”没有被中关村所效仿，只要一个公司把注册地选在中关村，就可以马上进入排行榜。而不管你真实的业务是否跟中关村有关，甚至也不管你是不是在真的在中关村办公。因此，只要成功拉来一家跨国公司，中关村的业绩就可以上涨一大截，多么轻松迅捷，而要辛辛苦苦培育中小企业多么缓慢，而且碰上不好的年头可能连增长都难保。其实，这样的数字游戏并不是中关村特有，而是全国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城市继续下去，必然走火入魔，这样的“数字化生存”究竟能够为我们的高科技发展带来什么？要数量还是要质量？要技术还是要贸易？要外表还是要内在？要创新还是要规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赵慕兰认为，“实际上技术和贸易是并重的，单纯的技术换不成钱，而贸易中如果没有技术含量，那么附加值和新创造价值的比例就会很低，从道理上来讲就是这么简单。”话音之间明显流露出“两者得兼”和“两者并重”的答案。这当然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这其实是没有作出真正选择的选择，是最糟糕的一个答案。因为两者之间，并不可能并重，而是有着方向性的不同，和本质性的冲突。中关村在这个问题上不作出鲜明的选择，就不可能真正明晰中关村正确的发展方向，就不可能真正抵达一个以创新为中心的科技园区的理想目标。追求规模，成为严重影响中关村正常发展的一道“符咒”。其中通过地域的扩张成为现实权力和数字大跃进的捷径。地域大跃进中的虚幻20世纪80年代末，中关村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外地农民进京，寻找高科技，出租车司机把他拉到人民大学附近的四通桥底下，指点他“从这往北都是高科技”。一则笑话生动地描画出民间心中的中关村。从四通桥北面以双螺旋标志为中心的这条大街上，曾诞生了中国最辉煌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关村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整个中关村的政策区面积有100多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面积则有300多平方公里，远远超出了海淀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赵慕兰委员宽敞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张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地图，地图上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包含了海淀、丰台、昌平、德胜、电子城、亦庄、健翔7个科技园。赵慕兰用“一区三基地”来概括政府关于这个庞大的科技园区的定位，即“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成为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立足首都、面向全国的科技成果孵化和辐射基地;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这也是1999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科技部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中的批示。“十五”规划中又进一步明确，“2005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将初步建设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全市新建30个左右国家级和市级研究开发中心、设计中心、工程中心。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技术创新与研究开发体系，产生一批世界先进的技术创新成果和有较高市场份额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关村 “一区多园”的战略，目的是让中关村的功能日益完善、全面。2003年7月8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第7个科技园——健翔科技园开园，以“科技商务”为特色定位。而就在此前不到一个月,丰台科技园刚刚启动“总部基地”的规划。所谓“总部基地”，是指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形成企业总部在本区域集群布局，企业生产加工基地则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 政府的规划似乎并没有完全得到民间的认同，许多人心目中的中关村依然是最早的中关村大街区域，许多企业的搬迁被描述成“逃离中关村”，而耐人寻味的是，搬迁的大部分企业的下一个去处正是中关村园区规划中的其他区域。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味扩建有可能会冲淡‘中关村’原有的品牌积累。”学业、事业、爱情都在中关村完成的点击科技总经理王志东表达了他的担忧。“政府规划先是把很多人都拉到了上地，然后又衍生出‘大中关村’的概念，好像北京市所有的高科技园区都要叫中关村，原来的中关村也从海淀区中关村变成了中关村海淀园。这样一来等于把中关村的品牌给打散了，中关村也被掏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