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几年来，IT行业赢利能力的下降、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产业发展的趋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躺在昔日高利润旧梦里的企业却很少反思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源。当上世纪80年代初IBM射出第一支PC之箭时，它的划时代创新带来了持续20年IT高速发展;但是，20年后，这支PC之箭将渐成强弩之末。这时IT业需要进一步的创新才能延续这个产业的繁荣。
创新不足 产业乏力
有人说，在物质时代，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轮子的出现，因为数千年后，人们仍然无法离开它；也许，计算机是信息时代的“轮子”。轮子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发明,在于其后多次突破性的创新——基于轮子的发明，人们从手推车发展到了马车、汽车、飞机。可以预见，计算机要像轮子一样具有影响力，它需要进一步的变革性创新。
不可否认，互联网的兴起是基于PC这一“轮子”的又一次突破性创新，这次创新激发了新浪、搜狐等一批互联网企业的爆炸性成长，就像轮子在汽车业的应用带来了一批世界巨头汽车企业一样。
由此，不难理解，创新已经成为计算机行业发展的关键，深度创新不仅决定了计算机到底能发挥多大价值，同样也决定了IT产业能否持续繁荣。
对于一个产业来说，创新决定繁荣与否;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创新则往往决定生存与否。曾经埋头研究数字纸张技术近10年的王东临认为，我国的IT 产业发展乏力，创新不足是主因：“在中关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越是缺乏创新的企业，其生存质量越容易受到行业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影响——IT行业中传统产品的利润越来越低，死抱着传统产品的企业也自然越来越感觉到生存的困难。中关村很多企业就是这种情况。”
“产业的发展往往取决于一些变革性的创新，因为这些创新不仅为创新者本身带来收益，它还会给整个产业中的大批企业带来发展空间，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王东临说，“比如，IBM创造了PC，而从PC中获益的不仅是IBM，而是难以计数的相关企业；互联网的发明也不止是一两家企业受益，而是各行各业几乎绝大多数企业。因此，对这种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推动是促进产业繁荣的关键。”
在王东临看来，数字纸张技术虽然不像互联网那样引人注目，但它也是一项能形成一个产业群落的技术创新：“在国外，仅围绕Adobe的数字纸张技术开发相关产品的企业就有上千家之多，而其中有400多家完全依靠基于这一技术的应用开发而生存。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这数字纸张技术也养活了 400多家软件企业，对我国的软件产业将是一个多大的促进作用？”王东临说这正是他在过去10年中一直埋头于这一技术研发的重要原因。
据了解，最近，王东临创办的北京书生公司刚刚获得海淀园创新资金的支持。应该说，我国政府近年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日渐加大，但王东临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对于那些能够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创新，政府更应该加大支持力度。
有专家指出，对IT行业的创新支持方面，我国政府的很多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细化。比如在政策支持方面，中关村很多从事计算机产品贸易的企业也堂而皇之地挂上高新技术企业的牌子享受优惠政策，而对于真正从事创新的企业，支持力度却又显得不足。这种吃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大锅饭”的状况使政策倾斜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十分有限。在软件开发方面，我国仍把软件作为“著作”来保护，这种保护明显地倾向于软件的代码，而不是软件中的独有技术。
如果说，IT行业发展趋缓和创新的不足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那么，另外一个影响IT产业发展的因素则是我国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个因素就是产业链缺失带来分工不细的现状。
分工不细 鲁班作篾
众所周知，鲁班是木匠的祖师爷，尽管这并不能说明鲁班并不精于制作竹器，但鲁班需要竹器时仍会去找专门的篾匠。这正是古人所说的“术业有专攻”。但是，如果没有专门的篾匠，鲁班不得不去学习篾匠手艺时，他也就难以再“专攻”于木工手艺了。
我国一些核心技术价值的开发上正面临这样一些问题。
就在获得海淀园创新资金支持的同时，书生还同时获得了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政策支持。尽管这对于书生而言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但王东临似乎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为此而高兴：“当‘创新’和‘转化’在同一个公司完成时，这意味着我国的产业化分工还不够细致，产业链中还存在缺失。”
也许，王东临宁愿做一个“专攻”于木工的鲁班，也不愿兼做承揽竹器活的篾匠。但是，当鲁班做的竹器获得好评时，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这一现象让笔者想起一年多前的另一个故事。当时笔者与TurboCRM的一位负责人谈及软件开发的事，这位负责人称他们把原来在国内的一部分开发部门转移到了美国。在一般人看来，国内的软件开发成本较国外低，它会使产品有更强的成本优势。但这位负责人却不这么看：“我们在美国可以把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去做，规范的合作开发机制使用这种分工非常容易，而且也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合作伙伴；而在国内，所有的开发都必须由我们自己完成，这样，开发周期变长了，市场反应变慢了，成本也得不到节省。这就是专业化分工的优势。”
这种情况使我国以往很多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难以形成产品化带来社会效益成为情理之中的结果——科研机构原本没有科技转化的能力，而产业链的缺失和脱节又令这些科研成果无法被其他企业转化为商品。
近年来，由于政府的推动，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上有一定的改变，但它仍然在很多行业大量存在，而在产业发展还不甚完善的软件产业，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据笔者了解，书生把自己定位为一家“卖技术”的企业。但是，书生的数字纸张技术转化工作几乎全部由自己来完成。从电子公文应用到数字图书馆应用，书生的数字纸张技术应用转化均由书生自己一手“包办”。
“如果农民都进了城，袁隆平研究出来的杂交稻只由他自己去种，结果会怎么样？”王东临称这种情况并不是书生愿意看到的，“不仅数字纸张技术是这样，我们在基于数字纸张技术基础之上开发的智能文档技术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随着《电子签名法》的实施，这一技术在电子合同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市场，如果所有这些应用都由书生自己来完成，其市场价值就很可能会大打折扣。”
这意味着，产业链的完善程度很大程度上地影响了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这种转化效率意味着同样的创新能带来多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这种转化效率反过来成为创新的激励因素，这是一个循环体。当转化效率低下来，创新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低下，从而抑制了创新的积极性。因此，产业链的完善和创新激励机制将是我国信息产业发展中两个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