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周我不谈现货，也不谈期货，想谈一谈股票市场以外的一些微妙但却影响深远的改变。 自2007年之后，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为什么越调越多了呢？ 众所周知，我国曾经实行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后直至1993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断转轨，最终只留下了主要的调控目标，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总量、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财政、外贸进出口（主要是外汇储备）、商品零售、经济效益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等等。 到1997年，宏观调控八大目标确定为：经济增长率、价格、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总量、外贸进出口总额（外储）、人口政策（失业率）等项；并将其确定为“主要预期目标”（非刚性指标）。 1998年之后，我国的主要宏观调控目标的范围再次缩小了必要性的范围，最终只保留了以下提法，就是“增长”与“稳定”。其中增长两项，就是著名的“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稳定两项，即“稳定物价”与“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见《十六大报告》，2002年10月）。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 其一，自十六大至今，经济增长（GDP）一直是衡量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但这也是一个异常宽泛的理论概念，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减，有时可以体现到经济增长的变化上来，但有时不能。 其二，增加就业，同样也是一个难以进行完全量化的、比较宽泛的流动指标。增加就业有时能够达到科学利用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从而间接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有时同样也不能。关键取决于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同时，在经济扩张的同时，要保证社会分配基本公平、通胀指数不能过高。 “稳定”因素同样如此。 首先是“稳定物价”，近年以来，政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强势化，事实上改变了社会对于物价变化的稳定预期。 其次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并不决定于我国自身的意愿，而是决定于全球经济平衡的结果。 结果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了。在当下，我们可以说是内部平衡——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稳定。外部平衡似乎也没有获得稳定，而且似乎是“每况愈下”了。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那么，我们是在哪里走了弯路呢？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较之于十年之前，为什么越调越多了呢？ 事实上，目前大家都在深切地反思，有些问题，初步给出了一些分析，但有些还没有。 比如，在倡导“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政策调控目标，是否应当加入“公平”这一个选项，比如，将“稳定与增长”两项，强化为“稳定、增长、公平”三项呢？ 众所周知，由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失衡，都会导致经济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重新分配，因此，追求一个公平的政策环境，理应成为未来十年宏观经济政策评价的一个起点，而且是关键性的起点。 其实，以上就是中国股市最近十年来的大的外部环境。大家近期在感叹“股市十年零上涨”的同时，就会发现，股市其实受宏观经济影响特别大。相对而言，如果经济基本面的不公平指数是“1”，那么，股票市场的不公平指数就一定是“大于1”。 老话说得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股市同样如此。 可以这样说，公平与正义，不管在语意或概念上，皆与社会进步的原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是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公平的，但只有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这是公平所面对的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发展才有意义。 经济如此，股市同样如此。股市的问题，多数是在股市之外，而非股市之内。 如果自上而下的价格控制越来越多，宏观调控的力度愈演愈烈，也无非牺牲了公平，而迁就了个别的利益体制，那么，我们就必须有所改进——大体上，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让市场说话。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扭曲”，多半都是因为价值观念的扭曲，是公平的稀缺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合理，而非估值体系的扭曲，因为估值体系并不如有些人所批评的那样，一直以来，只能说“一般”，不能说“不正常”。 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政府不能增加各种新的宏观调控的选项，但有一个原则，我们必须遵守，这就是：宏观调控应当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向好，政府不能过于强势——如果事事处处，都靠“宏调”，市场往东有调控，市场再调头改为往西也有调控，“跋前踬后，动辄得咎”，那么各行各业，其实真的不好办了，是不是这个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