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旧金山之秋，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沿着绿草簇拥的小路，王文生教授戴一顶灰色棒球帽缓缓而来。见面的地点是一所名字美丽的中餐酒店—“五月花”。餐厅古色古香，座无虚席。 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浩劫刚过，学术百废待兴。之前“靠边站”的王文生，奉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力推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复苏。他与复旦大学学术泰斗郭绍虞教授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成为大学经典教材，风靡一时，经久不衰。 1981年，王文生应邀赴法国作学术报告，担任普罗旺斯大学客座教授。第一次登上欧洲讲坛，他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倾倒无数国外学子，当地媒体称之为“杰出的中国文化使者”。1986年，他被派往美国开展学术交流，先后在普林斯顿、圣迭戈、耶鲁、加州伯克莱等大学讲学。 之后，随着学术研究“主战场”西移，处事低调的王文生逐渐淡出了国内学术界。很少人能具体说出这位学术“独行侠”的行踪。久而久之，国内同行不禁心生疑问：“王文生先生是不是退隐江湖了？” 就在人们疑惑之际，王文生的专著一部接一部，在国内权威出版社出版：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抒情文学思想体系》（丛书）；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美学史》（上下卷）；200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史》（任主编）。 原来，“隐者”王文生隐居海外，并非遁世闲赋，而是排除干扰，另辟路径，以全新视角审视传统文化。“不接电话，不看电视，不上网。”这句 “三不”名言，是王文生近年“苦行僧”式学术生涯的概括。“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年岁大，精力有限。岁月不饶人，必须减少干扰，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尽快写出来；二是压力大，时不我待。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泥石俱下，自相矛盾、以讹传讹之处不少，亟须廓清。” “从比较中发现自我，从自我中开展比较。”王文生是中国比较文论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之一。他几十年如一日，“寻根溯源，突出自我”，目的只有一个—触摸中国传统文化流动脉络，激活中国特色文学理论，重构中国文学思想体系“大厦”。“这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是争取中国在世界文化思想领域的话语权”。长期在西方讲学、生活，王文生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没有话语权，就没有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没有平等对话，就不可能建设文化强国。”隐者，更是使者。 2012年3月，三联出版社出版了王文生先生的《诗言志释》。“为何世界文学理论中缺少中国一席之地？”“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为何屡屡失误、失语、失落？”“中国人审美特征究竟是什么？”“中国文学‘话语权’在哪里？”翔实的考证、深刻的剖析、凌厉的追问，直指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数十年徘徊不前的痼疾。 中国文论的先天“寄生性” 时代周报：上个世纪初，西方文学思潮传入中国之后，一向受到冷落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升温”。迄今，中国文论研究领域热闹非凡，著作汗牛充栋，但中国文论始终没有摆脱“不规范”、“不科学”、“不成体系”的评判阴影，得不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基本丧失“话语权”。这是什么原因？ 王文生：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是在传统文化遭遇挑战、西学东渐影响下开展起来的。一批学者引入西方文论研究方法，对传统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注释，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简单地用西方理论、命题、范畴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比附、曲解、规范，排除中国文学思想的特质，限制了中国文学思想精粹的弘扬。 第一部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是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人写的。随后，中国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是陈钟凡写的，比较简略，只有7万字。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掀起第一个高潮，出版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这些专家学者筚路蓝缕开启之功不能抹杀，但“西化”的历史局限性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面倒”学习、推崇苏联文学理论，中国文论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改革开放之后，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任意强行对中西文论话语体系进行“切换”、“焊接”，制造出一个个肤浅而短命的概念，将中国文论生动的话语体系、鲜活的生命力一笔勾销，在“西化”路上越走越远。所以说，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一开始就具有“寄生性”，随后几十年“西化”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失去了“自主性”。正所谓“先天不足、后天缺氧”。当年，朱自清先生就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 ）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 当然，强调“自我”、“自主”，并不是说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不对，也不是反对汲取外来文化“营养”；而是说，研究中国文学不应丢失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文学特质、中国文论“原味”，不能盲目西化、全盘西化，让中国文论沦为西方文论的附庸。 “崇洋”之风有增无减 时代周报：有人说，中国文学理论“发育不良”、“先天不足”、“没有体系”，才出现了崇洋媚外的学术现象。你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比较文论研究先驱之一，对中西文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均有深入研究，能否回答这个问题？ 王文生：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生存背景、文化传统，有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价值取向。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本是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 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为研究主体，西方文论产生了“情节”、“典型”、“内容”、“形式”等语汇概念，比较注重理论体系构建。以诗歌、散文等抒情文学为研究主体，中国文论出现了“韵味”、“情境”、“风骨”、“性灵”等语汇概念，大多是只言片语，点到为止。即使是《诗品》、《文心雕龙》、《原诗》、《诗式》等文学评论专著，也是采取含蓄、隐晦、形象的语言表述，让人感悟。《四库全书》出现了“诗文评”，类似于文学评论，只附在“集部”之后 没有列为正式学科。但是，中国文学思想深厚、丰富、有特色、有渊源，虽然若隐若现，却一脉相承。 现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崇洋”之风有增无减。从概念到概念，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穿凿附会，脱离实际。“转换”之中忘掉自我，“移植”之中失去个性。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思想体系，最后变成了中西杂糅、没有血肉的怪物。这就好比用西医标准看待中医、用交响乐的标准看待二胡，得出结论自然是“中不如西”，不可能真实、客观、公正。 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不一定比三言两语更精辟。与西方文学理论相比，中国文学理论毫不逊色，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学思想史上占一席之地。
以讹传讹误导比较研究 时代周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一个艰苦的研究课题，需要广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出现“盲目西化”、“自暴自弃”现象，是否与专家对一些西方理论、概念、词汇的理解有关？ 王文生：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即使是一些学术巨匠，翻译外国著作时，也难免出现词汇、概念不准确甚至错误的情况。何况，有些著作是从其他语言间接翻译的，更容易出现以偏概全、以讹传讹的情形。 比如，中西方关于“批评”的含义就不完全一样。在中国人眼里，“批评”带有负面意思。汉字的“批”字，原意是“反手打人”。而西方人眼里，“批评”包括正、负两方面的含义。西方民族的“批评”由“critic”一词演变而来，后来发展为“评论”（critic）和“批评”（critism）。康德又称“批评”为“批判”，包括“判断”和“解释”的意思在内。中国学者很少分析其中的差异，将“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画上等号，笼而统之地用“批评”一词概括中国文论，产生了误导作用。 早期的西方文学理论家认为，理性与情感互不相容，张扬理性，废黜情感，自然排斥文学的感情作用。他们认为，通过阅读文学著作，可以清涤情感。西方古代文学理论的纲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用“catharsis”一词表述文学的功能，即把情感消灭、清除掉。这与中国古代文论讲文学“应和”、“情味”的美感作用，是有很大区别的。“catharsis”的原意，就是医学“通便”、“洗肠”的意思。但是，罗念生、朱光潜先生等把它翻译为“净化”、“陶冶”。这种翻译错误抹灭了中西审美心理的差异性。后来，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中西方对文学功能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被混为一谈，最终弄得面目全非。 文论研究必须“回到原点” 时代周报：体系无自我、语汇难对接、翻译不准确，成为当今中西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三大障碍。要清除这些障碍，需要在哪些环节上下功夫？ 王文生：对症下药，“回到原点”。中国文论研究，经历了“西化”、“转化”阶段，现在应该是“回归”阶段。但是，“回归”，不是否定一切、从头开始，而是回归本行、探求真相。一方面，正本清源，站在巨人肩膀上，弄清中国文学思想的特色、特点及演变轨迹；另一方面，研读原著，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清中西文学思想的异同。 西方文学以叙事文学为主，以情节为核心，形成了以模仿行动为主的创作方法，强调反映生活的真实和本质，引起认知的“体会”，产生了“文学认识社会”的价值观；中国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以情感为内容，形成情境结合的表现方法，注重表达激起共鸣的感受，引起读者的情感“体味”，产生了“论诗辨味”的价值观。西方“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定义有明显缺陷—个性消融于共性，文学失去了独立价值，与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没有区别。相反，中国以“情味”论文学，别具一格，含义深远，“情”、“气”、“意”、“韵”、“境”等，如无数珍珠，熠熠闪光。如果我们比较中西叙事、抒情两种文学理论，或许可以给文学下一个更科学、更完整的定义：“以形象方法表现人的感情、描绘人的行为、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影响人与社会。” 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认为中国文学理论零星、琐碎、感性，没有思辨能力，没有理性思考，不成体系。而这种偏见在中国学术界居然也有市场。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破除成见。不揽镜自照、孤芳自赏，也不在别人眼中寻找自己的影子，而是通过“第三只眼”重新审视中西两个个体，以便完整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内涵、外延，显出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伟大。 “说什么”与“怎么说” 时代周报：如果撇开西方文学理论体系，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又在哪里？中国文学思想是什么？中国文学思想体系是什么？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中国学术界至今纠缠不清。 王文生：“体系”是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规律组合而成的整体。体系不是越大越好，简约、精炼、扼要的组合同样可以自成一体。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学理论纲领是“诗言志”，体系是“源于情、形于境、成于味”；说复杂，“情”、“境”、“味”各有侧重，内涵丰富。“源于情”，讲的是文学的本质—文学表达人的情感。“形于境”，讲的是文学的结构要素—情境结合，情景交融。“成于味”讲的是文学的审美特征—精神享受，情味盎然。“情”、“境”、“味”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创作观、审美观、价值观。 研究中国文学思想体系，不仅仅是研究“说什么”，还要研究“怎么说”。中国文学理论延绵数千年，正是因为它蕴含着符合中华民族审美习惯、特性、情感、心理的价值观，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情”、“境”、“味”三者互动规律，清晰地组成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一思想也贯穿于中国的音乐、绘画、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之中。 中国文学思想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只是需要去发现。这种发现，不是抽象推理、没有理论支撑、没有实事依据的虚构，而是在比较中发现、从整体中把握，让中国文学思想精华复活、重现。这些年，我全身心投入，有意识地进行系统研究，编写过中国文学史、文论选、美学史以及西方美学史等，发表过一系列论文，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为“中国文学”正名，二是为“中国文学思想体系”正名。钱谷融先生说，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发现最有价值的规律，廓清模糊不清的认识，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寻找中国文论的异质性 时代周报：最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解决。重构中国文学思想体系，也是寻求中国文化生命之源、之根、之魂。这种研究无异于一场“文化苦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不同民族、国家的人群审美习惯的差异性是否会越来越小？ 王文生：经济趋同性是大势所趋，但文化差异性不可能消失。自然生态需要多样性，文化生态同样需要多样性。只有同一性，没有多样性，文化之树会枯萎。只有根植于中华原生态，中国文学才能枝繁叶茂。 中西方文学各有所长，中西文学理论各有特色，不能轻易断言谁好谁差。人类历史长河中，以表现人的内在情感为主的抒情文学和以描写人的外在行为为主的叙事文学，双峰并峙，共生共荣，构成世界文学史的全部。产生于两种不同文学土壤的理论体系各呈其美，互相补充，都是世界文学思想宝库的精品。 “羊大为美”。从上古时代开始，中国人已经把美与味觉联系在一起。此后，“情味”一直主导着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形成了抒情文学的美感论和价值观，滋润着中国文学的根柢，催生出中国文学的花果。如果以“反映生活”作为唯一标准，指导研究以抒情为主的中国文学；以“认识”代替“情味”，来规范注重审美感受的中国文学理论，其结果必然是圆凿方枘、削足适履。生动活泼、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思想湮灭在日益炽烈的“西风”之中，其话语方式、理论精髓、历史地位、现实影响几乎无人提及。现在，中国大学开设文学理论课程，多是西方文论一套，中国文论被边缘化。“缘木求鱼”、“水土不服”、“失误失语”的文学研究乱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加严重。可以说，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已走入死胡同，危机四伏。 当然，有“危”就有“机”。这个“机”就是，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学理论的异质性，开始重视中国文学思想的主体性、独立性。我相信，把握中国文学的鲜活性，修补中国文论原生态，明确中华文化的世界坐标，中国“文化强国”之梦终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