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哥，我是军人！”韩国战争大片《太极旗飘扬》里偶像明星元彬含泪说出的这句台词，撕碎了无数少女的心，也道出了“军人必须为领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忠诚及无情。这部影片把韩国的民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韩国的民族精神到底是什么？ 太极旗或许透露了一丝信息：以儒教及道教的思想为基础，意在团结、融合。然而，在全民兵役制度下，一代又一代韩国人经历了军队的洗礼，艰苦的训练、残酷的竞争、苛刻的制度磨练了韩国人的意志，顽强和忠诚成为他们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成立70多年来，三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神话，把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三星人”被认为是韩国民族精神和军事化管理的最佳代言——纪律严明、对老板极其忠诚、对工作认真到玩命。这种精神无时无刻不存在并影响着三星，就像韩国人的生老病死无法离开三星一样。 绕不开的全民兵役 根据韩国法律，除特殊情况外，每个身体合格的男性公民在成年后必须服至少两年两个月的兵役。但军队生活艰苦难熬，全民兵役制度让许多韩国男性又爱又恨。有的韩国男性为逃服役篡改体检报告、加入其他国籍，但更多的韩国男人愿意接受这种磨练，他们认为，只有服过兵役才是真正的男人。 全民兵役制度对韩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三星员工日后在服从性、吃苦耐劳和承受压力等方面做足了准备。三星的组织结构非常复杂，从上到下有会长、社长、专务、常务、部长、课长、次长等十几个层级，以普通员工身份进入三星，要经过大约15年的时间才能升为部长级别，而且晋升为部长后的仕途将更加艰辛。 结合全民兵役这种制度，三星就像一个“军事化家族控制”的特殊王国，国王就是李健熙。三星战略规划办公室和总裁办则发挥着总指挥部及总参谋部的作用。 “三星很多男性员工都当过兵。跟韩籍员工在一起，他们会经常自豪地‘秀’一下自己在服役期间练出来的肌肉。当过兵的，喝酒都很豪放，酒量也都不错。他们习惯喝一种‘炮弹酒’，就是啤酒和烧酒混在一起时产生一种炮弹的效果。”一位三星半导体部门的员工这么说，“军队纪律严明、等级森严、执行力强，这些也都能在三星随处可见。” 三星内部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由于两次相遇都没有给一名新上任的韩方高管行礼，一名中方员工在双方第三次相遇时被这名高管叫住询问为何屡次不行礼。这暗示了军队中的森严等级在三星企业文化中产生的深渊影响。 一名前北京三星通信研究院工程师向《IT经理世界》讲述：“韩籍三星员工类军事化的纪律严明到有点儿让人无法忍受。因工作需要，我们要去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手机测试，中方员工提议去当地景点看看时，韩方员工都会严厉拒绝。因为在他们看来，去这些城市是为了工作，并非旅游。” 管理的第一个功课，先管理好自己。纪律严明可从三星老会长李秉身上感受得到。 李秉生前每天6点起床、晚上10点就寝，清晨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他认为这样可以提振一整天的精神。公司领导人军队化的规律生活影响了整个三星集团。 从中国某企业空降来的“三星人”也许更能感受三星文化的魔力。 “新入职的员工会进行近一个月的培训。”三星电子中国总部一名职员向我们介绍，“军事体能训练太苦了，每天清晨五点起床，迅速统一着装吃完早餐便开始一连串到晚上才结束的训练。除体能训练外，还包括礼仪、商业基础知识、三星发展史及经营理念等。” 这样的入职培训有多么艰辛？ “真的就像军队一样紧张。每天训练后胳膊都抬不起来，只想躺在床上。但还有功课要做，不得不强打起精神。高强度的训练让我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一名三星员工回忆，“虽然精神和肉体在训练中已达到极限，但每次回想那些日子，觉得非常珍贵。” 跟军队中集中的思想教育相似，三星也会给新员工发放企业文化方面的书籍、小册子，必备的有配合李健熙“新经营运动”的《三星新经营》，这本小册子被称为“三星蓝皮书”抑或“三星宪法”，约5万字，此外还有《三星人的用语》等。这些书籍涵盖了“我们的现状”、“竞争力”、“国际化”、“超一流企业”等，基本上都是李健熙思想语录的汇集，员工还要组织学习这些思想语录。 此外，在三星还有一种被称为“区域专家”的特别训练，就是进入三星三年以上的优秀员工将被外派一年。在这一年中，被外派的员工的家属是不能“随军”的，更为严厉的是，“区域专家”不可接受当地分公司的协助，类似于军队的“野外生存训练”。 “非韩籍员工其实很难适应三星的这种军事化管理以及令人拘谨的文化。”上述前北京三星通信研究院工程师这样说：“中国人比较含蓄，不会主动向上司行礼、表忠心，但三星员工内部有一种叫喝‘忠心酒’的游戏，下属为了表示对上级的忠心，甚至把袜子、皮鞋等放入酒缸中，当着上级的面，喝下‘忠心酒’。” “军魂”战斗力 如果把三星比喻成一个强大的军队，战斗力就是三星的“军魂”。 “在我看来，三星与中国企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上面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因为执行力，三星的反应迅速远高于同行，军事化的管理制度使得三星在市场上具备高效的战斗力。”三星液晶研发人员这么分析。
“执行为王”是三星内部员工共同的体会。他们普遍认为，在三星，由于等级森严，上级与下级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权力距离，所以即使层级多，但策略的上传下达表现得异常坚决和快速。 “三星很实干。”慧点科技副总裁韩国权这样总结：“最终敲定合作的那天，三星集团副会长和SDS副社长一同过来，没有寒暄，直奔主题。此后，三星迅速派遣工程师共同研发，这使得新产品在两个月内就能内测。三星的这种高效执行力让合作方特别踏实。” 慧点科技与三星SDS不久前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共同开发企业移动应用软件。韩国权认为，执行力强还能推动三星在新领域的扩张。例如，移动应用软件是移动互联时代的新课题，但以硬件擅长的三星早已介入该领域，甚至领先于部分软件巨头。 的确，军队讲究快速反应，特别是在吃饭、洗澡等生活细节上培养快速的习惯。当过兵的“三星人”很好地保留了这种习惯，不断追求军队式的“快速反应”。“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认为是快速执行文化集大成者，三星电子前中国总裁李相铉极力推崇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快速机动能力”与三星电子推崇的“速度经营”不谋而合。 三星与著名的美国王牌之师“空骑一师”相比也不为过。作为美军全球快速机动部队，“空骑一师”能在18个小时内部署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而且能马上投入全天候作战，包括其轻重武器、重炮坦克导弹、后勤补给物资等的跟进，甚至包括战前动员。 在产业界，半导体芯片只要开发晚1个月，就会产生几百亿韩元的损失。三星的决策、执行、建厂和产品出货速度都相当快。这样的速度才能让三星在半导体产业独霸一方。 三星对“快”的渴望可以说无极限！ 李健熙提出了“40秒”这一概念：盖一栋100层的“三星之城”——80～100层用于居住，30～60层用于办公，在1～10层开设百货公司和购物中心。上班所需时间是乘电梯从100层到50层的时间，40秒内就能让所有的人围坐在一起。 虽然这个“乌托邦”式的大厦并未在三星盖起来。但这个设想很好地诠释了李健熙所倡导的“快”模式管理：提高速度，减少物流费用，只有立体思维和技术开发，才是生存之道，三星新项目的规划也都尽量避免横向距离过远。 除了以速度保证执行力之外，三星还极力保持组织的清洁度，杜绝在企业经营中影响公司利益的各种不良行为，防止企业内部腐败和徇私等问题的发生。三星内部规定，下属不得请上级吃饭，公司员工不得与客户有任何经济往来，内部员工之间不允许有200元以上的经济往来。 “5年前我结婚都没有告诉公司同事，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想给别人制造麻烦。”她说到，“这一度让像我这样的中国员工非常不适应。不过，这种文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公司内部小圈子文化，同事关系变得很简单。”一位三星中国公司的中方女员工这样说。 针对“腐败”，三星设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监督调查。在三星，不管是谁，只要使用、佩戴与自身薪水不成正比的名包、首饰、手表等，就会被调查。李健熙对腐败深恶痛绝。去年，他痛斥三星集团内部腐败问题已蔓延到集团的全部企业，要加强对企业监察连根拔除营私舞弊现象，虽然他本人因政治献金曾被判两年刑期。 就是因为上述组合举措，尽管三星像大多数韩国企业一样仍然由财阀控制，而且组织管理还类似中央集权，但其决策的流程，尤其是在面临风险时的决策速度和战斗力要高于大多数同行企业。 拼了命的“狼性” 战争的残酷注定要让军人在战场上拼了命去战斗，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个倒下去的不会是自己。这样的背水一战往往能激起将士们无法估量的勇气。在三星，“狼性”根深蒂固。 东家赌命，打工的在玩命。外界对“三星人”的普遍评价就是“对自己太狠！” “在三星4年，我陆陆续续与几十位在华韩籍工程师打过交道。为尽地主之谊，每次我都会盛情提议周末带他们去北京的景点看看。但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婉拒了我，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工作，要加班！因为即便周末，即便中方员工休息，韩籍员工仍在主动加班，这股劲儿让中方员工无法理解。在三星员工眼里，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都不算加班，他们认为的加班是一宿，然后打个地铺睡会儿，第二天继续工作。”三星北京通信研究院工程师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三星4年，我收获最大财富就是‘拼命’。”两年前，他离开三星来到了一家美国公司。在连续熬夜、一人当三人用、独立完成“处女”项目后，所有同事和上司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只有三星才能练出来这样的员工！这种忠诚耐劳的员工也是三星领导人的“定心丸”。李秉就曾说过：“三星克服严重危机的最大力量，是信赖我并忠于职守的社员的团结和爱社精神。” 以手机研发为例。苹果一年只有一款产品，诺基亚、摩托罗拉、HTC最多也就二三十款产品，三星呢？五六十款！三星这样机海战术，让所有不知疲倦的三星研发人员真的是拿着命在拼，是用血汗堆出这些产品，力争做到市场的全覆盖。 三星一名手机研发人员对一名金姓韩籍首席工程师印象深刻。一次有个项目非常紧急，他亲自带领团队工作21个小时，忙到夜里3点半，那一天是星期六，整个团队不但没有休息，第二天一早继续工作。 “换成中国公司，做到技术首席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把任务分配下去后就直接回家了，但在三星，级别越高越会坚守在岗位。”这名研发人员发自内心地对韩籍三星员工的敬业和拼搏表示敬佩。很难想象，在中国企业中，一个管理上百工程师的首席工程师不让下属动手，而是亲自熟练地调示波器，自己去摸电烙铁。但在韩国公司，在三星，这种场景天天都在发生。 在三星韩国总部有个说法，“晚上社长下班，专务办公室的灯才会灭；专务下班了，常务开始下班；常务下班了，部长下班；部长下班，课长下班，课长下班，验工下班……领导一定会陪你到最后。 三星的狼性还表现在对对手的“狠”，这种“狠”就像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要取敌人性命那般。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这两年致力“联合日企狙击三星”的背后，暗藏着三星的这股“狠劲儿”：2010年，包括鸿海旗下的奇美在内的5家面板企业遭欧盟反垄断处罚。事实上三星也曾被调查，但在转为“污点证人”后被免罚。自此，郭台铭把三星列为头号不诚信的敌人。 三星的“狼性”发展惹怒的不光是郭台铭，三星似乎已被架到“行业公敌”的位置：华硕董事长施崇棠就曾抱怨“三星擅长模仿别人再把对方宰掉”；苹果怒斥三星抄袭得太过分，并把三星告到了法院获赔10亿美元；中国彩电企业集体控诉三星采购友商面板囤货涨价。 “狼性”中拼搏、快准狠的一面成就了三星，但过于凶残和血腥让三星贴上了“不地道”的标签。 危机感逼来的“第一” 著名的美国海豹突击队信条——“最轻松的一天，就是昨天”。这句话也折射出了军人的危机感。那么，三星这只军队的危机感有多强？是否随时待命备战？ 李秉有一套“鲶鱼论”：将鲶鱼放入泥鳅养殖池混养，泥鳅会比别处长得更快更健壮，因为它们担心被鲶鱼吃掉，所以要不断游动保持警醒。李秉的危机感更是让人唏嘘。一次，得知三星派遣日本学习开发半导体的所有研发人员搭乘同一班飞机返回的消息，他勃然大怒并斥责相关人员。被骂的一头雾水、满腹委屈的工作人员事后才知道李秉的苦心：万一发生事故，这些耗费心力的技术不就毁于一旦了？ 李健熙把父亲的这套理论加以推广。他平时屡屡向员工劝诫：“危机总是在最骄傲的时候到来。”“三星蓝皮书”中，专门有一课就是“危机意识”：“企业想发展，就得具有真正的危机意识，不停地超越现在的高度。我们在不经意间陷入‘我们是韩国第一’的自满情绪，看不清世界的变化。” 2005年，当三星电子无论在销售收入还是品牌价值上已超过“老师”索尼时，三星电子上下员工都兴奋万分。但李健熙却意外地板着脸孔，反应冷淡。他认为三星的技术仍落后索尼，担心三星内部却会因为这一次“超越”而自满。 因此，李健熙对全集团各部门发布了“五个戒律”：不夸耀公司、不接受往来公司的高尔夫球招待活动、不接受毫无理由的奖项、不需要过大的宣传、聚会时避免过多的讨论。 2012年，三星可谓风光无限：三星把诺基亚从稳坐了14年的冠军宝座上挤下，成为全球手机销售量最大的企业。但就在这个时候，李健熙意外地提出集团管理人员早上6点半上班。 “对于管理者来说，由于整天都要参与各种会议，所以很少有时间静下来沉淀。6点半上班可以把提前的两个小时留给自己思考。”三星一名韩籍高管说。虽然被要求6点半上班的是管理人员，但三星许多普通员工也主动每天早早来到公司。 危机感把韩国人逼成了急性子——“说干就干”，也被逼成了“要做就做最好”的“第一”精神。三星就有这么一股精神。 上个世纪50时代开始，三星开始进军制造业，李秉把新公司都冠以“第一”命名——“第一制糖工业株式会社”、“第一毛纺工业株式会社”。与名字一样，三星的制糖与毛纺公司分别做到了韩国第一。到后来李秉时代的三星把“第一主义”列入“三星精神”。 为保证“第一”，三星总是提前准备占领市场先机。以显示技术为例，当中国企业还在市场上主推LCD时，三星已开始把LED产品推向市场；当中国企业主推LED时，三星已把其3D产品推向市场。 在“第一主义”这种企业文化之下，改变的不仅是三星的国际排名和地位，三星的员工也在改变。在职场上，勤奋好强的三星人一眼就能被认出。 三星康宁社长宋荣鲁平时喜欢慢跑，每天清晨他一边跑一边告诉自己：“我一定能做到第一！”一名三星董监也坦言：“只要是工作方面，我就一定要拿到第一，不光是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连晋升加级也都必须争取到第一才行。” “三星人”已经从内至外具备了“大韩民国”的民族精神：“大”不在其于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不在于其5000万的人口，而在于精神上的强大，在于让世界惊叹的“汉江奇迹”、在于足球场看台上的“红魔”、在于金融危机时高达21亿美元的全民献金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