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科技成为商业的道具，公众眼中充满科技感的商品，可能只是策划人员的杜撰，而那些台前倍受尊敬的科学家、科研机构，此时，也无非是商场上的“客串演员”。
调查显示：1998年到2005年的7年里，科研机构在公众中的“综合满意指数”从8.35下降到现在的6.71；有37%的被访问者认为：这些机构没有把足够的精力用于科研，而是用于创收和敛财；另有76%的被访问者表示，对科研机构的信任，导致了自己不同程度上遭受商业欺诈。
科研机构助力“黑箱制造”
记者见到的周远达已经离开了医药销售行业，提起一年来他所在企业所从事的药品营销，周远达依然心有余悸。2004年6月，他出任这家大型药品销售企业的产品总监，负责产品的选择和包装策划，他把这个策划过程称为“黑箱制造”，即使是再平常的药物，通过“理论包装”、“可售评价”和“病历撰写”一路包装下来，也能成为明星药物。
2005年1月下旬，周远达接手了一个心脑血管药物的“理论包装”。他介绍说：“在药品行业，理论包装就是从销售的角度，包装药物的成分和疗效，来配合宣传推广。这在业内是心照不宣的惯例”。首先，学广告出身的周远达翻阅了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图书资料，随后，打电话给公司设在北京的医学研究院。两年前，公司为了进行“理论包装”专门赞助了一家国有研究机构，它日常工作就是接受全国销售网络的医学咨询，研究院的专家是公司用重金聘请的退休教授，有很多还是业内的权威。
很快，这种已经惨淡销售了3年的常规药物有了一个新的出身：“中俄专家合作研究，历经10年时间，终于研制成功，独有R因子，彻底攻克心脑血管疾病。” 周远达解释说，所谓的“中俄专家合作研究”，也只是因为这家研究院给俄罗斯一个小研究所发了一封学术探讨的传真；“R因子”在医学上也根本不存在，研究院认为可以把药物中的几个主要成分统称为“R因子”，从而在销售过程中，增加科技感和独占性。
2月初，这套说辞被传真到各地分公司进行“可售评价”，各地的销售总监根据销售经验，对药物“理论包装”提出修改意见。一个突出的反馈的是觉得疗程制定得太短了：每个疗程是一盒药，患者很可能只买一个疗程，每单的成交价格太低。于是，周远达和医学专家商量，是否可以改成每两盒是一个疗程？专家反馈的意见是：可以考虑一盒半是一个疗程，如果买三盒，就是两个疗程，并且把价格定为15元，如果患者买三盒可以享受四十元的优惠价，而只购买一个疗程，不但没有优惠，找起零钱还很麻烦。至于药量与疗程的配合，则完全可以按照方便销售的方式进行包装。
完成了“理论包装”、“可售评价”，周远达开始准备“病历撰写”。不同于其他造假企业，周远达的康复病历虽然是伪造的，却要等到“病理表现”到手以后，才能开始撰写。“病理表现”则是从临床科研机构购买的。周远达首先联系临床科研机构，使用目前市面上普遍的几种药物给目标患者，根据患者症状进行分类，把不同的恢复过程记录下来，并反馈给负责“病历撰写”的广告文案。于是，一个个声情并茂的康复故事出炉了，患者可以找到与自己症状非常相似的“病友康复感言”，即使在药物服用过程中，出现了发热、心慌等不良反应，也可以在这些病历中找到类似情况的解释。
一次，公司刚刚找到了一个老战士作为“康复明星”，印刷资料都准备好了，那位老人却去世了，为了挽回损失，公司通知所有人封锁消息，于是，这边是公关部在南京出席老人的葬礼，那边销售部在广州向患者展示老人爬泰山的照片。
采访中记者发现，经过“黑箱制造”的药品大多拥有正规的批号和手续，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假冒伪劣药品，科研机构协同策划人员，通过“黑箱制造”，让一批批作用平平的药物，成了市场上被疯狂追捧的明星产品，高价销售，然后商人和科研机构瓜分利润。
患病农民遭遇俄罗斯专家
2005年3月初，周远达在一次药品促销会上，终于见到了经过包装的这种药品。周远达表示：“（在这家医药企业）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在产品上市以后，才真正见到产品实物，或者说，大部分的宣传资料是由一群对药品一无所知的人，根据理想状态编写出来的。”
活动之前，按照周远达的指示，所有的宣传都把口径统一成：“中俄心脑血管专家科普讲座”，并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我国科普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承诺，所有到现场的患者都有免费的检查和赠药。
说起赠药，周远达还着实费了一番工夫统一内部认识，当时很多的部门担心大规模的赠药是否会造成得不偿失，大家领走了药物，却无法促成购买。周远达咨询了参加讲座的专家，专家支持做这种尝试，专家认为：目前这种药物的主要作用机理是通过稀释血液来缓解血栓带来的病痛，在刚开始使用的两到三天内，效果是最显著的。同时，凭借周远达多年的销售经验，他断定：当人们使用赠药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思想意识上刻意寻找药物给身体带来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服用药物毫无作用，也能得到患者的肯定。
3月17日，促销现场的大会议室里坐了足有600个患者，周远达回忆说：“现场还来了一个拄双拐的农民患者，也在倾听‘俄罗斯专家的讲解’，当时我特别希望他不要购买，没想到他买的最早，因为还要赶最早的火车回乡下。”现场的患者不明白，“专家”都是制药企业花钱请来的，为了防止专家说错话，按照行业里的规矩，由医药企业先形成讲演稿，他本身对产品一无所知。
专家介绍完心脑血管常识，患者可以享受免费的检查，但是，负责检查的却换成了药品销售企业的业务员。
周远达说：“这种办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作用显著。并且，参加的专家还能得到心理的安慰‘对方又不是假药，国家批准生产，总会有点效果’。”
到底谁还可以信任？
周远达感慨地说：“现在患者面对的‘医务工作者’中，有八成是被收买的。他们都以医务工作者的名义出现，却都是药品企业雇佣的说客。例如：收取提成的药店服务员、社区义务咨询、与医药企业勾结的医生护士……”
陈先生想到北京的一家药店买些感冒药，刚接近柜台，就有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员过来接待，了解了陈先生病情后，执意推荐一种广告上常出现的新药，遭到拒绝后，悻悻地走了，把陈先生冷在当场。
陈先生不知道，在中国盛行了千年的“坐堂医生诊断”，已经被医药企业的促销攻势所化解。“在销售终端，能对患者购买决策产生多大影响，直接决定销量。尤其对于一些非处方药品，如果能让药店的服务人员进行推荐，销售业绩可以至少提升一半。”周远达介绍说：“以往，药店里面的销售人员担负一般的诊断职责，他们根据患者的介绍，推荐药品，现在，大家（医药企业）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服务人员知道，卖甲药品可以提成4元，而乙药品则没有提成。”
目前，我国商业企业收买科研机构的情况相对普遍，从洗发水、化妆品等生活用品，到药品、医疗器械的医疗领域，饮料、服装，甚至儿童奶粉。记者走访了几十家与企业有着暧昧关系的科研机构，总结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完全依附于某个企业，除了继续使用政府直属的名头外，其他所有的经费由关联企业承担，如某预防医学会；其二，出卖认证报告，应企业的要求，为产品或者服务提供权威认证，并默许企业对认证报告进行选择性宣传；其三，与企业进行科研合作，经费由国家支持，但具体的研究成果则服务于关联企业。
周远达对记者说：“无论是纳米、磁疗、蓝牙还是彩棉，每一次应用层面的科技创新，都必然掀起一场科技欺诈浪潮，而这种以科技之名所带来的损失，以及对公众的伤害，与这项科技对社会的贡献不相伯仲。那些为欺诈提供支持的科研单位，和我一样，也是凶手。”科研的道德，已经不再是实验室道德，他正通过商业领域，影响的不只是公众的消费行为，甚至关乎公众的生命安全。
障眼法：科技助力行销
在讲求个性化诉求的竞争中，科技正从背后走向前台，向科技要诉求，向科技要对比，甚至可以向科技要销售演示。
1．向科技要诉求
2005年初，一个面部美白器具开始在广州登陆。这个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应用了最新的纳米技术”。在销售柜台前，销售人员更像是一个科学家，大谈高科技纳米的意义。这种产品是一个布质的面罩，在药水浸泡后，热敷在面部，每天保持佩带半个小时，一个月以后将产生美白嫩肤的效果，而全部的疗效都仰赖这种昂贵的“高科技纳米药水”。
采访中一位美容专家向记者道出了真相：即使不使用任何的药水，正常人保持每天半个小时的面部热敷也会收到明显的美白效果，产品设计人员在原本简单的原理基础上，附加了复杂高深的“科技含量”，从而让原本十几块钱的东西卖到了上千元。
2．向科技要对比
“经过某某防治组验证，我们的产品可以抑制86%的细菌再生”，利用“科学对比实验”进行广告表现是最近几年常见的日化广告形式，使用对比的方法，把处在同一状况下的两组实验展示给消费者，不仅科技感十足，同时还能打压对手，自然被许多企业广为利用。而实验类广告宣传的核心却是假借了科学实验的严肃性和严谨性。
专家介绍说：很多情况下，一个研究机构、一次完全杜撰的实验，被赋予了科技的光环，对消费者实际上构成了误导。例如：一则广告中宣称对药品进行两组人群的试用，最后的结论是其中一组以绝对优势胜出。医学专家表示，这类的实验称为“双盲实验”，在执行过程中，选择患者、选择执行医护人员、选择接受测试样本，都应该在非常严密的规则下，本着双盲的原则来完成，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结果的可信程度都要大打折扣。
3．向科技要销售演示
一个纯净水销售人员在向顾客演示纯净水和自来水的区别，在盛有纯净水和自来水的两个杯子里，分别插入两个电极碳棒，并通电，这个专门用来进行演示的工具开始工作，10分钟以后，纯净水杯子里的水没有任何变化，而自来水的杯子里却出现了大量红色、绿色、黑色的悬浮物，看上去让人很有“触目惊心”的感觉，最后产生“自来水不能喝”的印象。
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销售人员依靠这个初中生都能识破的实验，来说服那些缺乏化学知识的老年人，实现销售目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解实验，纯净水多经过了电解，金属离子经过电解以后被过滤，自来水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所以才会出现很多上面提到的“让人恶心”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