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珠三角企业批判系列之南海篇（1）
2005年4月18日，被称为“审计风暴第一金融大案”的南海华光74亿元骗贷大案一审宣判，广东南海私营企业主冯明昌以贷款诈骗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南海区财政局原局长孙伯宽等5名涉案的主要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无期、死缓及有期徒刑。目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两级人民法院已分别受理南海华光系列案28宗，涉案单位3个、涉案人员35人。除上述6名主要被告人外，另15名被告被依法判处1年至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余14人尚在审理中。
时至今日，这起震动全国的华光骗贷大案接近尾声。但一系列幕后故事，正勾勒出一幅南海官商之链的骇人图景，“华光帝国”倒塌的后面是南海“造星”工程的破灭，更是对“南海模式”的反思。
以民营企业支撑大半边江山的南海，因投入巨资发展信息化建设，为南海带来了显赫的声名，也让南海成为“中国信息第一市”，特别是国际IT城的横空出世为南海信息化的“星光大道”褶褶增辉。
然而，南海信息化，在红遍大江南北之后因领导人更迭而归于寂灭；宣扬多年的“数字南海”改为“高效南海”，曾经梦想实现数字管理城市的南海，如今却对信息化只字不提。十年信息化之后，南海转了个弯回到了以招商引资为发展之本的路子。
——题记
南海向来以民营经济、信息化发达闻名，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南海的信息化进程高歌猛进，说起南海，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一个词——“信息化”。
“陷落”的国际IT城
南海国际IT城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南海信息化过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国际IT城的雏形本来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电脑城，但在南海市信息化发展如火如荼的氛围下，作为投资商的南海市兴达企业集团董事长邝锡煊想创造一个奇迹。按照南海市关于信息产业“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方针，邝锡煊基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争取到了国际IT城项目。2001年11月20日，国际IT城在南海市大沥区桂江公路段正式破土动工。
2002年6月1日，南海国际IT城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那时，大腕云集，人流如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与有“IT神童”之称的加拿大最年轻的CEO凯斯·佩里斯都亲临南海助兴。但自此之后，国际IT城却像人间蒸发般从所有大众传媒上销声匿迹，其董事长邝锡煊更是深居简出，不接受任何媒体任何形式的采访。
面对南海国际IT城，实在难以想象的是，这座冠以“国际”名头的IT城居然会是一座正面半个方框下挤压着半个球状的低层建筑物，或许是因为这个“国际”的名头让我当初充满更多的期望吧。当我站在南海国际IT城的现场时，“国际IT城”的招牌仍然竖着，但挂在那里的广告条幅已经不在了，IT城大门紧闭着，一群工人正忙碌着打桩绞架。留守在现场的保安告诉：“IT城去年就关门了，现在准备装修，但不卖电脑了，这里将会是一个铝合金和铜类产品的展览场所。”
IT城的斜对面就是邝锡煊旗下曾组装过电脑的“兴达科技有限公司”了，目前也正在装修。从门卫处得知，兴达科技去年就停产了，人员早就不知所踪，目前这家公司接手后准备做铝型材，但老板已经不是邝锡煊了。
南海信息化没有基础
从2002年6月的盛大开幕到2004年（甚至更早前）的“陷落”，南海国际IT城当初那些宏伟的目标已经远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此，有人评论到：“南海国际IT城的陷落可以看成是兴达集团老板邝锡煊的一次投资失误，但它实际上可以说是南海信息化神话在企业领域的破灭。”
当初，作为南海信息化建设的形象工程，南海市政府对国际IT城寄予厚望，他们希望南海国际IT城的问世，绝不应只是传统意义上的IT产品交易中心，还应当肩负托起信息化新南海的重任，同时创造辐射全国的影响力。而国际IT城项目的实施者们更喊出了“中国信息化看南海，南海信息化看IT城”的豪言壮语。而为了将IT城这个项目运作好，邝锡煊不惜代价将兴达集团内部的精兵强将都调集过来。但结果换来的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
“南海国际IT城”昙花一现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南海信息化的困顿，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南海学院院长罗余才明确指出：“南海进行信息化实验是没有基础的。一个信息化实践如硅谷等，要么有高校产生人才基础，要么有大企业支撑研发资金，但南海有什么呢？一是没有人才基础，南海地区连一所像样的高校都没有，做信息化这种高新技术没有研究队伍作后盾；二是没有大企业支撑，南海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付不起信息化实践的高昂成本；三是没有产业配套，搞信息化还需要一个信息产业来配套的，但南海连一个较大型的土生土长的IT企业都没有。”
政府迫切的功利心态
实际上，除了“南海国际IT城”外，南海酒类批发市场（平洲）、南海国际内衣城（盐步）等以政府主导和介入的项目基本以失败收场。
在南海西樵的“轻纺城”同样看到，占地规模宏大的“轻纺城”行人极少，许多店铺已经关门，而开门的店铺也冷冷清清。一位店主向我大倒苦水：“在2003年以前生意都还很旺，但现在是一周都难得接上一个单，你看看这里，我们这些店主比前来买货的顾客都多了几倍，做得很心冷呀。”
为什么南海一个个大型市场都陷入不同程度的沦落？南海黄岐镇某俱乐部里，在悠扬的轻音乐中，广州市花都区永恒不锈钢制品厂老板孔善广娓娓道来南海之所以有这么多“陷落”的更深层次原因。
孔是南海本地人，先前一直在南海工作，曾是南海某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近两年才出来自己干。他指出，这一切与政府迫切的功利心态息息相关。
在“广东四小虎”中，最令南海有压力的无疑是顺德，作为邻居兄弟的顺德经济发展势头并不比南海差，更有超过的势头，并在全国的排名已超过了南海，而且逐渐发展起一批上规模、出品牌的企业，如“容声”、“科龙”、“美的”、“万家乐”、“格兰仕”等等，与南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中小型企业形成鲜明的对比。“只见星星，不见月亮”，这也是南海为人诟病多年的一句口头禅，作为施政者，自然感到脸面无光。毕竟，在90年代，南海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评比中，先后名列全国第四，连续两届全国第三，为广东之冠。
面对邻近区域甚至是长三角其它同级区域的发展，以及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南海一改以往政府“无为”的做法，除了抓住信息化建设以突出亮点并引起全国的触目外，还加大了“有为”的力度。最终在2002年出台“扶优、扶大、扶强”战略，从中也表露出南海要做大做强的迫切心态。
政府耕错别人的地
“政府太心急了！”孔善广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对南海经济的“陷落”负有主要责任。
他认为，南海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其原生性的特点，是在自身的土壤环境下自我成长起来的，并一直敏感地灵活把握政策，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进行的自我发展。政府过去也较好地处理了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很少去直接干预企业的行为，这一直是南海的优势。如摩托车市场、烟草市场、纺织市场，甚至是九江的“汽配市场”和大沥的“电器市场”，以及有色金属加工业（如铝型材）、陶瓷、内衣等产业，均是由原生自发而形成的，政府开始并没有起主导作用。
但南海政府一改以往“无为”的做法而过度“有为”，过于介入各特色行业、产业甚至民营企业，过于追求做大做强，免不得让人感觉到政府有为面子、为攀比、为政绩之嫌，更为后来的一系列“陷落”埋下了祸根。而政府这些行为都是与南海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原生性自我发展的轨迹有所违背的，政府主导和过分介入的急切心态和早期南海民营资本急切做大的心态相结合，必然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并最终导致“陷落”。“审计风暴”而披露出来的“华光案”，就突现出这种结合背后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因此，并不是因为“信息化”搞坏了南海，“信息化方向是对的”，也不是“扶优、扶大、扶强”的战略失误。而在于关键是如何“有为”？如何“扶优、扶大、扶强”？这也是现南海区政府所面对的问题。而且要做强做大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官场也不能代替市场，“耕错别人的地，放弃自己的田”，这才是实质原因之所在。
不少外资准备撒离
在南海，有两笔帐是谁也算不清的：一是信息化投入了多少钱？二是窗口公司亏损了多少钱？
“华光案”始终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不过，这个案子与窗口公司亏损有关。有消息称，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南海市政府少数官员便暗地调集大笔资金包括南海当地财政资金和当地一部分窗口公司向境外银行的贷款注入其在港澳两地的窗口公司，用于在香港市场炒作楼花、股票及期货。90年代中期，香港楼市泡沫破裂，并引发证券市场崩盘，致使南海市的大批窗口公司巨额亏损。为归还境外贷款，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南海市少数官员逐年将大笔财政资金悄悄调出境外还债。但因亏损过大，财政资金明显不敷使用，他们遂将目光投向银行贷款。于是，国家银行成为补亏提款机的目标。为了持续不断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必须要有相关企业支撑，冯明昌及其掌管的华光公司便被南海市少数官员看中。
两笔“糊涂账”使得南海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南海的财政困难逐渐显现。有企业家指，现在南海的政府拼命抓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南海的税是有名的重”。“不少外资都准备撒离，但有官员明确表示，南海的经济已经成熟，不怕外资走，走了还会有新的来。”
实际上，由于南海被并入佛山市及一把手的更迭，从前相对独立的众多行政权需要经过市里审批，使得南海有些官员在办事过程中逐渐消极起来，害怕承担责任，人浮于事的现象较浓。
老板心态走向平和
谈到南海的企业，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南海学院院长罗余才教授指出，“目前的南海企业已经到了转型期，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和智力已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罗分析到，由于南海企业股权结构和经营管理仍以家族式为主，管理方式异常落后。如果不逐步建立和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将很难开创适合自身发展扩张的经营之路。“在南海，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是利用而不是重用。”
对此，曾在南海某印刷公司任营销总监的职业经理人文少波颇有感受：“南海老板很排外，而且许多老板的思维还停顿在90年代初中期，管理企业更大程度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要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体制，南海老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文透露，由于和老板思维上的分歧，上任一年不到的他已经离职了。
小额投资、小本经营、作坊式生产、家族式管理，是南海民企做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南海企业外向型特征不明显，不少民企眼光仅盯在国内市场，缺少像浙江人那样敢把市场建到国外的勇气和创业精神。目前，南海企业的海外定单很多是别人找上门的，很少是南海企业自己开拓的。
不过，作为南海本地人的广州市花都区永恒不锈钢制品厂老板孔善广却认为，事实上，南海的企业并非不想做大，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做大而已。“近两年来，我所接触的南海老板都在改变之中，比如在企业合作方面，要是在90年代，没有大股东的位置坐就一切免谈，但现在这种心态就开始变了，不一定要做大股东，有分红、利益就行。”
还有另一个变化就是：南海老板急切想做大的心态开始变得平和起来。孔认为：“主要有二个因素，一是南海第一、二代老板由于想凭着自己的能力不断向做大做强的目标冲击，扩张心态很急切，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前车之鉴让南海老板不得不谨慎。二是外部竞争大激烈了，现在必须具备深厚的内功才可能赢得发展机会。”
现在南海许多老板还处在管理粗放状态，显然与南海经济的现状极不匹配，而且，由于竞争太过于激烈，许多老板都想退休了，但这不是主流，毕竟南海的企业家还是非常上进的，目前的南海企业还比较健康，都在等待着发展的机会。
出路：南海企业需走向竞合
针对目前“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南海模式”状况，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南海学院院长罗余才教授分析说，这是因为南海的地理环境、民营经济自发性发展和政府无为而治的行为三者结合所造成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南海的民营企业仍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数量多，但行业整合能力较弱。而且南海的主要支柱产业基本上都还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偏低的行业。对此，罗教授分析指出，南海区域经济存在着自身无法弥补的不足，比如：现代高技术型企业数量偏少，产业竞争力弱；企业的产品开发以模仿为主，企业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和二次创新能力薄弱；企业分工和专业程度远远不够，主要在规模、价格等低层次上竞争，内耗严重等等。
最致命的是南海企业长于竞争而羞于合作，可以说，不仅仅是南海，珠三角聚群经济内部都是竞争大于合作，而长三角却是合作大于竞争，可以是和文化有关。
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以及竞争的加剧，南海企业发展的原有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竞争环境了，“干什么亏什么”，企业需要上规模、上档次。因此，建立合作的竞争是南海企业、行业乃至政府目前必须思考的问题。
从企业内部来说，许多企业都意识到了这点，企业家期待合作的欲望也较高，但是，如果仅盯着国内市场的话，就很难有真正的合作。企业需要走出国门，抱团出战，通过由外部市场的合作来逐步改善国内市场的竞争。
广州市花都区永恒不锈钢制品厂老板孔善广就非常认同，他说：“企业要做大，就必须是内部联合+外部投资，这样，合作就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由于利益之争，虽然众多企业意识到了这点，但很少这样去做，因为放不下面子。这时，政府的协调作用就非常关键了。但目前政府对此认识不够，只是单纯地促进企业协调，或者是建立商会、协会，放手让这些中介去协调，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机制，结果是谁也不买账。方向是对的，但路径选择错了。
因此，政府应该主动出去，先声造势，组织大批专家去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同时在小范围内建立一套机制，谁违反就制裁谁。然后再拓展到大范围，甚至是跨行业。很简单，拿WTO这套东西来套用，都可以使目前的行业竞争状况耳目一新。
无论如何，在民营经济已经获得充分正名的今天，被视为中国草根经济原生发展珍贵样本、孕育着最具“民间经济活力和草根精神”的“南海模式”，在与同期成长的“顺德模式”、“东莞模式”以及长三角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相比，发展速度却明显不足。是南海在信息化进程中遇到了障碍？还是谁妨碍了南海的发展？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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