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还有第三种观点，申请发言。” 多年以后，华生对自己的那次举手仍然记忆犹新。彼时，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但很快遭遇以价格改革为主的多重难题，调还是放，两派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改革踯躅不前，历史行进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而正是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几位青年学者另辟蹊径，首次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理论雏形，年轻的华生被推为代表，在会上阐述这一理论。幸运的是，他们的理论很快得到了决策层的认可，得以实践推进，进而突破了当时城市改革的核心瓶颈。就像所有的经济理论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去验证，27年后的2011年11月，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价格双轨制理论”，而这时的华生已经鬓染微霜。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小型的学术座谈会上，当年为改革鼓呼的几位学人，互道寒暄之后不禁感叹，三十年前就是这些人在发言，三十年后黑发变白发，这些多年来或隐于朝或隐于市的人又重新以不同的方式为改革发声，尽管他们之间仍是意见纷呈，争论不休，但就像多年前一样，继续改革仍是讨论的基础和共识。 不约而同，是因为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对此华生有清醒的认识，“社会和个人一样，往往几十年中也就只有一两次选择，或偶然或必然选择走上哪条路后就有了路径依赖，再想折回去也不可能了。” 在华生看来，我们一百年前的历史，六十年前的选择，三十年前的改革，都构成了今天发展的路径依赖，简单否定，完全推倒重来都是不理性的，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再也不能有那种一种主义解决所有问题的幻想了。 在这方面，华生尤其提到他对新自由主义简单思维的不认同，“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切问题都是政府造成的，那结论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私有制、市场经济、投票选举等都有，但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的实质问题都没有解决。” 他也明白，现在在知识分子内部，新自由主义最受欢迎。也是在一次座谈会上，华生曾跟一位自由派学者爆发了激烈争论，双方互不认可，大有剑拔弩张的意味。
华生认为，动辄主义，会把问题政治化，最终会压缩改革的空间。他想写篇文章，专门研究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当然，华生也明白，高度集权的体制，正是新自由主义得以生长并易走向极端化的土壤。正如大半个世纪之前，左翼思潮席卷中国。以至胡适这样的大家，也只能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因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一谈主义，他肯定谈不过共产主义。 华生现在能做的就是远离主义和简单的理念之争，在自己擅长的机制和政策设计的园地里耕耘。除了莫干山上横空出世的双轨制理论，后来的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这些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政策方案，都出自华生的学术团队。 2003年这位被称为中国最富有的经济学家，更是推掉大部分企业高管的职务，把事业重心转向学术。他自嘲自己是最懒的企业家，更向往学术研究。现在，华生的学术视野在广泛的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上也有诸如城市化道路和土地问题的聚焦。 前些天，华生将他最近研究的房地分离的改革设想发在了微博上，在收到任志强等地产业内人士的质疑后，他又迅速在微博上对所有质疑进行了回复，一位学者对机制设计的信心跃然而出。 然而，今天的学术讨论空间已与彼时不同。 在刚刚过去的9月，华生参加了中青年经济论坛，又被称为新莫干山会议。但让华生有些失望的是，现在的学术会议上那种激情四射的色彩已经逐渐淡薄了。知名经济评论员马光远发微博谈到，此莫干山非彼莫干山，很多人“是去镀金的”。 华生也曾在一次论坛上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完就走的嘉宾，“既然是论坛，就应该有对话有交锋，讲完话就走哪有一点学术讨论的精神？这是时代的退步和悲哀。” 华生也清楚，那种一次思想激荡、一个制度设计影响决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华生也相信，庙堂与学术仍有对话的空间。但时代进步了，政府也知识化了，这时候“要想能够影响决策，影响这个国家的方向，快餐式的加工是不行了，必须沉下去，独立地去做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