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中国经济界最可爱的人？
那么，我会告诉他一个名字：郎咸平
郎咸平无疑是中国经济界的“坏小孩”。当德隆、海尔、TCL、格林柯尔这些中国大企业，趁着“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国资重组的机会，在一条写满“合法”、“合情”标语的大道上，一路上旁若无人，高歌猛进的时候。这时候冷不防“半路上杀出个郎咸平”，口无遮拦，当众大喊“皇帝没穿新装”。这与主流一点也不和谐的声音，犹如给正在津津有味，品尝狂欢盛宴的人的海鲜汤里，下了几颗了老鼠屎。在引来了观众议论纷纷与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时候，更引起了正享受盛宴者的牙根发痒，有的忍不住气急败坏，恼羞成怒起来。如格林柯尔的顾雏军，就纠集了御用文人及律师，开始了对郎咸平的“反击”，甚至闹到了要对簿公堂的程度。随着郎咸平事件的进一步升级，与国内外众多媒体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笔者逐渐开始关注这个郎咸平，随着了解的深入，愈觉出郎咸平的可爱之处。颇有点不吐不快的感觉。
郎咸平的可爱之一：敢说真话，不畏强权
作为人，说真话本应是最基本品格，但不知从何时起，说真话竟然变得多么的难得可贵，在到处充斥着虚假与谎言的时代里，当笔者听到一个经济学者能站出来，履行他——也许是作为人的最基本品格，说出一些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却熟视无睹、不闻不问的真话与真相时，笔者莫名的被感动起来。这种敢说真话的勇气，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真的太稀缺了。
其实郎咸平教授提出的关于国企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的话题，也不算什么新话题，至少在前几年的那个女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她的《现代化的陷阱》这一书中披露过，但可能不是像郎咸平一样诉诸媒体，所以也并没引起什么波澜。但其实，中国国企产权改革已是旷日持久的事，改革中出现的对国有资产的巧取豪夺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问题，也决非自今日始。笔者以为，任何一个视听系统正常的人，任何一个不抱利益偏见的人，任何一个不是故意回避问题的人，包括那些常以忧国忧民面孔出现的学问高深的专家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们，都不会看不到问题的存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摆着的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却硬是没有人像指出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那样去说及，或者虽然说及了，但却没能大胆直言真正去说破。为什么非得一直要等到这个来自香港的郎咸平来一语道破？中国有句话说，家丑不可外扬，那难道说是这个原因，因此大家知道了也保持敛口不语了。其实是不是的，实质上是他们不敢说，或不想说，进一步说，作为一般的人，说了也没什么用（就如何清涟的言论，说了也没几个人听到），对自己也没有好处；或者，本已得到了好处，根本就不愿再说不该说的话。其结果只能是，当看到问题的时候，要么，干脆什么也不说，要说，就一定是歌功颂德。
但是，郎咸平没有这样做，他以一个叛逆者的形象，平地刮起一股“郎旋风”，先是质疑海尔持股会，又是炮轰格林柯尔的“民企神话”，并扬言，下一批目标将是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及三九集团等。一句句看似口无遮拦，却振聋发聩的话语打破了暗黑中的宁静，道破了谎话，搞得那些正在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嫌疑的资本家们尴尬异常，气急败坏。
郎咸平的可爱之二：一往直前，勇者无惧
按理说，郎咸平的这些话，本该由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想当年何清涟一样。但让人惊讶的是，郎咸平的话在媒体公开后，在大陆知识界的反应居然是贬多褒少（这在中国传播网的几篇文章相关文章可见一斑）。更有甚者，有人竟说国资产权改革是学术问题，未有定论，不该在媒体上公开云云，大有指责郎咸平破坏“稳定”之势。从顾雏军的状告郎咸平，到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张文魁、周其仁等主流经济学家论战郎咸平过程中，郎咸平一度是“独狼”一匹，然而，郎咸平在声势浩大的“倒郎”声中不退反进，咄咄逼人，勇气实在可嘉可佩。
在上个月的8月28日，在一个名为“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上，郎咸平说：“我们邀请过但拒绝参会的经济学家名单：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再说：“我们广发英雄帖，希望能够研讨会是针锋相对的，我是非常愿意听到反对我的意见的。”不难看出郎咸平的勇者精神，与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不回应”的失望。先不说郎咸平的论点、论据是否正确，如此勇者无惧的作战精神，在当今知识分子之中，也绝对是个楷模人物了。
对于主流经济学界“倒郎”观点，笔者发现最大的一个现象是，大多数人在避重就轻，混淆视听，比如说并没有正视郎咸平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国企效率与民企效率、产权改革等核心问题，而把讨论的重心转移到郎咸平的个人问题上，认为他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文章中也有不少问题，甚至，有的还来文革那一套，说他个是台湾人，是来破坏中国安定的经济特务、汉奸云云。其它的暂不谈它，就郎咸平提出的是不是学术问题，能不能在媒体公司说点看法，按笔者的看法，其实郎咸平要说的，显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如果真是学术问题，引来无数经济学家无休止的争论，顾雏军等就不会那么火大了。让顾雏军等火大的是：正当他不断把财富往自己的口袋里放的时候，朗咸平冲着他喊了一嗓子：有小偷！所以，那些人认为不该公开的，恐怕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另有不便明说的东西。再退一步说，学者开口说话不一定就是为了学术研讨。也可以是为了正义。
郎咸平的可爱之三：真率耿直、狂傲自负
据说，生活中的郎咸平耿直而自负。除对杨振宁、丘成桐等少数大师表示尊敬外，他自恃海内无对手。“我讲一句大话，假如哪一个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是我郎咸平看不出来的话，我从今天开始封剑退出江湖！” 上周，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一位听众的手机突然在会场响起，郎咸平马上对其以讥讽：“这位听众肯定不是一个成功企业家，难道你在生活中重要得非要24小时开手机不成？这说明你没有好好设计自己的管理架构，没有找到可以替你分忧的帮手，这怎么能做好一个企业呢？”
在演讲结束后的现场提问时，一位听众慷慨激昂地表示，伟大的中华民族有信心在10到20年内造就出中国民营企业的“通用电气”，当时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咸平毫不客气的泼出冷水说：“不要空谈那些信心，信心根本没用的，要实实在在的去做，‘通用’是经过100多年才炼就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可能在10年内学会驾驭一个大企业。”。他说：“50年内，一个中国民企做大的上限是200亿到300亿元。”
这样言论，听起来确实有点听起来“刺耳”与“尖锐”，但仔细想来也不全无道理。这让我想起鲁迅，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的对国人的启蒙意义就在于他的“刺耳”与“尖锐”，不刺耳，不尖锐何以在茫茫人海中传出声音。所以，有刊物上说，郎咸平生活中没什么朋友，这点与鲁迅也是多么的相像。郎咸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这个社会历来不欣赏做派，而喜欢中庸、四平八稳。所以我这几十年走得比较辛苦”，他说：“没人关心我，我都是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电视。”“我很习惯这种日子———‘不要我’的日子。”，郎咸平捧腹大笑：“说实话，除了我妈，欣赏我的人不多。”
《瞭望东方周刊》有报道说，当记者提问郎咸平：你在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前，有没有成名的这个想法？郎咸平直截了当回答：当然有啊。如果说不想，那不是太矫情了吗？“退而独善其身，进而治国平天下”，哪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想做这种事呢？再接着说：这个世界上都是很聪明的人，我不想表现出做什么事情都很脱俗、很高超，做事情都是为了什么什么理想之类的。我是学商的，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也是个比较庸俗的专业。毕竟我也要有个人的理念需要完成嘛。
这种尖锐与不合群，甚至是带点叛逆的性格，的确是会让很多人——特别是国内这些崇尚四平八稳主流经济学家与道貌岸然的坐在黑皮大班爷上的企业家们感到“不爽”的。然而，在我认为这却是郎咸平——一个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
郎咸平观点的局限
在郎咸平的观点中，无论是国企改革就在国家利为重，应该注重改革的公平性，反对国有资产留失，健全法律制度以及实施经理人制度等等，笔者深表赞同，然后谈了许多，郎咸平却始终避开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即政治经济学，笔者认为，在没有谈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下，去建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实际上很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得不到正确解决的。另外，加强中央集权显然也是不妥的，不能把我们的目前政府与西方资本国家政府相提并论。“保姆”变主人是不对的，但政府也不是国企的真正主人，国企的真正主人是全体人民，政府只是一个“大管家”。解决“保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给“管家”给更多的权力。
附:郎咸平简介
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2003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被中小投资者赞誉的“郎监管”；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畅销书《公司治理》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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