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534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其中3季度7.4%的增长创下了2009年一季度以来，中国季度增长的新低，同时，7.4%的数字也低于7.5%的年度增长目标。 因为在数字公布的前一天，相关媒体已经提前发布了高层对前三季度经济形势的“标准解读”，因而7.4%的数据并没有引发市场的恐慌，按照高层的判断：“三季度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比较好。现在可以有信心地讲，中国经济增速基本趋于稳定，并且继续出现积极的变化。随着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中国经济还会进一步企稳。”
实事求是而言，有关方面对三季度经济形势的乐观，绝非主观层面打气的需要。的确，从一些重要指标看，中国经济在三季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软着陆”的迹象：第一，经济增速下滑逐渐趋稳。三季度7.4%的增速虽然创下14个季度以来的新低，但从前三个季度的趋势看，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二季度增速比一季度回落了0.5%，三季度增速比二季度回落了0.2个百分点，而且增长速度回落的幅度比上个季度收窄了0.3个百分点；第二，从实体经济的景气指数和具体表现看，9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8%，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是该指数自今年5月份以来首现回升。特别是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等主要先行指数回升明显，是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库存呈现持续下降走势。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三季度增长9.2%，比上个月增速回升了0.3个百分点；第三，三驾马车里面，除了投资增速回升比较明显外，超出预期的是9月份的外贸数据，9月份进出口总值为3450.3亿美元，增长6.3%。其中，出口1863.5亿美元，增长9.9%，单月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进口1586.8亿美元，增长2.4%；贸易顺差276.7亿美元。可以说，9月份出口增速远超预期，可谓惊喜；第四，就业形势没有出现恶化。虽然经济持续下滑，但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24万人，完成了全年目标的114%；同时，无论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民纯收入都超过了GDP增速，城镇居民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以后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以后实际增长速度是12.3%，等等。 但是，透过这些数据只能认为是出现了趋稳的信号，并不能由此推断整个经济探底的过程其实已经完成。就宏观经济的整体趋势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困难期，这个困难期，不是简单周期性的困难，而是内外因素交织，长期短期矛盾结合引发的一次“总清算”，不要期待一下子可以走出来，更不要期待经济很快就会回到8%以上的增长，在寒冷的冬天中，我们看到了春天的曙光，但不要忘记，我们仍然处于寒冬。在冬天找温暖不易，但在冬天，找到寒冷的理由却是容易得俯拾皆是。比如，前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以钢铁企业为代表的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PPI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并且创下35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都预示着企业对未来前景依旧不乐观。再比如，从投资结构看，三季度，中央项目的增幅是2.3%，地方项目的增幅高达21.8%，但在地方财政出现困难的情况下，这些项目能否持续和落实，都是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看到，中国过去30多年来复制东亚国家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2003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量年均54%来自投资的贡献。投资维持这样的比例，也许在东亚国家有过先例，但连续10多年维持在如此高的比例，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不能再抱有幻想，认为可以依靠这种高投资的模式再维持20年的高增长。投资率高，意味着储蓄率高，因而必然会拉低消费。不可否认，中国的家庭消费过去20年的增长率绝对值不低，但家庭消费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2003年开始，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大幅减少，2008年和2009年都只有35%，2010年为33.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尼（63%）和泰国（51%）的份额，也远低于中国自己的历史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不应该急于寻找底部，而应该立足于解决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在投资率已经过高的情况下，通过投资可以短期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是为下一次经济危机积累弹药。中国经济目前的困难和将来都要面对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在产能过剩，企业盈利下滑，总体负担比较重的情况下，笔者强烈建议：第一，告别高增长依赖症，将中国经济的正常增速控制在6%到7%，对于中国近50万亿规模的经济体而言，这个经济增速已经非常快了，切不可再盲目追求保八；第二，告别“货币政策依赖症”，用改革和减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比继续释放货币刺激经济更好的，当然是继续为企业减负，为产业的复苏创造宽松的税收环境，继续解决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继续开放民间投资，并且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将大量的财政盈余用于弥补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欠账，来提振民众的消费欲望；第三，改变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对于中国而言，一定的投资增速是必需的，但应该看到，近10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一方面造成了产业结构的扭曲，造成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停滞，同时也造成了服务业的发展滞后，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是一条成本很高，并且违背包容性增长的道路。调理中国经济的药方应该回到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从外需转向内需的发展战略，舍此别无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