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中国)正在遭遇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时刻。一方面,其业绩显著,根据戴尔2003财年第一财季的报告,中国现已成为戴尔第四大市场,上个财季,戴尔在中国的总出货量同比增长了67%;另一方面,对戴尔的批评声也空前高涨,戴尔甚至有一段时间被“丑陋”、“灰幕”这些关键词包围。戴尔的企业文化甚至饱受质疑,有人甚至列出了几大关键点:没有文化、CEO不稳定、急功近利、缺乏慈善行为等。
7月初,处事低调的戴尔邀请一些媒体于北京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见面会,戴尔(中国)的高层,董事总经理符标榜、家庭及中小企业部总经理李和晟、中国客户服务中心总经理李元钧悉数到场。面对众多质疑,符标榜认为,戴尔总是不断磨练员工,以寻找更好的方法,戴尔只有一个公司政治,就是performance(业绩表现)。
符标榜话锋一转,告诉《财经时报》说:“刚开始,先要赚钱,不赚钱怎么去养活公司。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业绩,要考虑怎么去多做一些回报社会的事情。”
IT业三大“火坑”在IT业,对销售人员而言,曾有三大“火坑”之说,分别是:思科、戴尔、EMC。
三大火坑之一的EMC对此并不讳言,EMC总裁兼CEO乔·图斯在访华时还曾专门就此文化发表看法,他说:“我认为思科、EMC、戴尔这些公司的销售队伍,都是咄咄逼人的,而且工作非常勤恳、努力,而他们的工资较低……”
但符标榜并不认为戴尔是三大火坑之一,他认为的三大“火坑”是思科、EMC和CA。不过,他也承认,戴尔是一个颇有工作挑战的公司。
“戴尔只有一个政治,就是performance(业绩表现),大家都要很注意业绩表现。”符标榜细述了戴尔的“业绩为王”文化,一方面,要想在戴尔成为好员工,好奇心很重要。“为什么许多人喜欢在戴尔工作,我们列了几点,这个公司每天可以磨练你的资质,增加对行业的敏感度、客户的变化等,让你在好的时候寻找更好的方法”。
另一方面,在戴尔,员工必须具备好学能力,而且比较愿意面对挑战。作为一个成长性公司,员工必须每天不断地去学习,才能跟这个公司一起进步一起发展。即便是最好的员工,如果一个月时间不愿意去学,就会自动被淘汰。
戴尔家庭及中小企业部总经理李和晟也表示,戴尔的文化之所以与其他公司不一样,有两点:一是对客户的热忱;二是对业绩的向往。人们可以看到戴尔在市场上的成功,但这些成功都是在这两点之上的。
符标榜说:“这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环境。如果你问我,我对这个文化很兴奋。”
“志在必胜”文化被批评为“没有文化”的戴尔,事实上拥有另一种独特的文化,这是一种称为“志在必胜”(Wining Culture)的企业文化,据符标榜介绍,大概有五点含义:
第一,道德规范。戴尔为员工树立了高标准的道德规范,从员工进入戴尔公司的第一天就教育员工不能欺骗客户,而是要真诚地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第二,团队合作。相信持续的成功来自团队的紧密协作。
第三,客户第一。致力于为客户带来最佳的产品价值和使用体验。
第四,关心员工,从而为公司带来凝聚力。
第五,必胜信念。抱着必胜的信念专心做好每一件事。
在戴尔“志在必胜”的企业文化下,戴尔为员工制定了多项衡量工作水准的指标,如戴尔将“在第一次上门时解决问题”作为衡量技术支持人员工作的重要指标,其结果直接影响到员工甚至符标榜和李和晟本人的收入。
不可否认,戴尔的确是一个工作压力较大的公司,戴尔如何在压力和激励之间进行平衡?
符标榜介绍,在对员工提出高标准要求的同时,戴尔也会让员工看到所取得的成绩,会根据员工的业绩表现,而不是工作年限,对员工进行奖励和提升。
谋求文化“变脸”由于戴尔(中国)近来饱受批评,戴尔也开始谋求形象“变脸”。其中一大动作就是“补课”——开始进行一些大规模的慈善行为。
5月底,戴尔(中国)向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捐赠了一批总价值为100万元人民币的设备,同时,戴尔还将员工的慈善捐款72.6万元交给了卫生部,用以帮助那些受到“非典”疫情影响的广大医务人员、病人及家属。戴尔的慈善补课显然受到了高层的重视,据说,戴尔全球和亚太区高层领导,如迈克尔·戴尔、凯文·罗林斯、威廉·阿米里奥也纷纷解囊。
符标榜坦承:“戴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也不能一开始就做这个事情,我希望戴尔中国把一些缺的东西补上来。最近,我们提倡在中国做事情,我们要有贡献给社会,这个部分,以前也做过,不过没有协调地去做。”
戴尔的几个高层甚至拟了一个慈善计划,每个季度都存点钱,不管多少,每个季度都要做一件事——拜访一下孤儿院、敬老院等。
事实上,戴尔文化中最受媒体批判的恰恰是戴尔最引以为傲的,那就是看重“业绩表现”,这一点更多被理解为急功近利。对此,符标榜告诉《财经时报》:“戴尔是一家挺年轻的公司,我们还是有许多东西要去学,这是我们的态度。我认为,公司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
在“好业绩”和“好形象”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戴尔能否凭借新态度跨过这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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