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拿破仑深刻地影响了尹钟龙。多年之后，这位三星电子首席执行官在回忆年轻时代的阅读经历时说：“拿破仑还在上军校的时候，就已经熟谙欧洲的地理和历史，为后来在欧洲的扩张作了很好的铺垫。这种未雨绸缪的态度令人钦佩。” 直到今天，更令尹钟龙迷恋的仍是哲学与历史。他曾说当三星电子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后，他就将游历世界的文化历史景观，重新思考哲学。当他在2004年10月25日站在上海科技会展中心面对将近1000名来自全球的商业伙伴、记者、三星员工时，只有很少人知道他的个人志趣。人们早已习惯于尹钟龙的那副面孔，他是《商业周刊》全球最佳经理人，《财富》的年度亚洲商人，《金融时报》的最受尊敬企业的领导人，在世界发行的商业媒体上，他微笑着、双手抱在胸前，他领导的公司生产了包括ＴＦＴ、ＬＣＤ、显示器、ＣＤＭＡ手机和内存芯片在内的7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全球领先。
它的广告以最绚烂的方式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Ｍａｔｒｉｘ》的片头上。在全球电子行业，尹钟龙信奉着“生鱼片原理”，隔天的鱼片只能以一半的价格出售，所以三星电子的新产品马不停蹄地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消费者眼前。
在李健熙作为亚洲最神秘的商业人物而隐藏在幕后时，尹钟龙努力将三星电子塑造成一个拥有不熄创造力、开放、时尚、全球化的公司形象。在尹钟龙1996年成为三星电子的首席执行官时，他在三星集团正好服务了30年。22岁的尹钟龙在1966年进入三星集团时，他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因为担心难以维持生活，他放弃了哲学爱好而在汉城国立大学获得了电子工程的学位。在那个年代，能进入三星这样的财阀工作是年轻人最佳的选择，当时三星集团的创建人与领导者是李秉吉吉，他最小的儿子24岁的李健熙也开始在集团内工作。
在接下来的30年中，尹钟龙既目睹了韩国发生的动荡的变革，也参与了三星的转变。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的军事独裁年代，充满了韩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血泪，也是韩国经济成长最为猛烈的时期。受到政治力量支持的财阀，迅速扩张为无所不包的超级公司。而在尹钟龙就任三星电子首席执行官几个月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在政治上，过渡的金泳三年代过去了，金大中的政治变革开始了。而长期支配着韩国经济的财阀体系面临着毁灭。“三星电子几乎破产”，尹钟龙后来回忆1997年的冬天。
接下来便是一个媒体过度报道的起死回生的故事。在全世界的厂商都在收缩时，三星加大了对ｍｅｍｏｒｙ ｃｈｉｐ的投资。在一个以稳定著称的商业体系中，尹钟龙裁减了24000名员工，停止了非核心的业务。再造品牌活动也开始了，三星不应再依赖价格低廉，而应是时尚、前卫的代名词。尹钟龙相信，电子工业由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移，使三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模拟时代，经验与技术都被需要，后来者很难赶上。但在数字时代，所有的竞争者都有机会获得同样的技术。最重要的是智慧与速度。”
但不管这个故事已被报道与分析了多少次，三星电子的成功仍像个谜。你可以很轻易地列举出一连串关键的时间表，三星会长李健熙1993年开始的“第二次创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尹钟龙领导的业务重组……但是那家在1998年濒临破产的企业，如何变成了2004年全球第59大公司，一家被视作典型的将被历史抛弃的财阀，又如何变成了全球电子业中最Ｃｏｏｌ、最富创意性的品牌。面对1997年－1998年那样的危机，只有一家拥有伟大的ＤＮＡ的公司才可能完成转变，因为管理模式可以复制，但公司的生命力与回复力却难以照搬。
但我们最终发现，推动这种戏剧性转变的关键力量仍来自于李健熙与尹钟龙偏执狂式的思维方式、不可解释的危机感。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都很难找出三星集团（三星电子的母公司）之于韩国的关系，这家集团市值占据韩国证券市场的30％，李健熙被称作韩国的经济总统，而三星电子则是韩国最大也是最富标志意义的公司，是韩国迈向信息时代的标志。商学院与经济媒体总是过度推崇制度的重要性，总是对过分强大的个人作用进行本能地怀疑，但最终却总是发现，如果不依赖于不可量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公司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一切成功都无从解释。
与媒体塑造的形象不同，尹钟龙安静而谦和，当他走上台去做主题讲演时，他走路姿势拘谨，两手紧紧贴在裤子两边。他的讲话过分平稳，与三星激动人心的品牌形象相去甚远。像大部分日本、韩国公司一样，当他接受采访时，他的助手与随从占据了大部分会议室。当他面对面和你谈话时，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你不能指望他突然说出惊人之语。他曾经称自己是一名混乱的爱好者，他习惯通过危机来重新调整组织的观念，他对于危机感几乎抱有某种迷恋。
在漫长而动荡的亚洲商业传统中，不要期待商业领导人与思维、行动与表达存在一致性，他们面临的经营风险要比欧美的企业复杂得多，他们生长在一个压抑得多的环境中。但是一个人如何兼具历史感与对速度的迷恋，既表情拘谨又内心开放，既谦和又强硬，对这种复杂人格的理解仍很艰难。
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韩国的经济与政治相互纠缠，财阀与政府间相互依赖，这种复杂的背景赋予了韩国企业哪些特殊性？
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相同的发展轨迹，在工业社会初期，一般都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企业一般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追求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的多样化，政府职能逐渐弱化，企业和社会逐渐成为经济成长的主导，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寻找适应经济发展的生存之道。
问：过高的社会声誉，是否会影响三星的商业决策，在做决定的时候过于小心谨慎而不够果断？
答：企业做决策的时候难免受到自身声誉的影响，但是企业是追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多考虑企业的发展，因此不会太多考虑这种影响力的限制。
问：李健熙最吸引您的特质是什么？
答：李会长最吸引我的有两点：第一是他制定一个目标，一定会完全按照这个目标努力，对目标很执着，付出最大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另外一个特点是李会长小的事情不太管，只决定大的战略，下放很多权力，并且非常重视技术和人才，最关心技术创新和人才教育。
问：李健熙的最大弱点是什么？
答：他看起来很严格、很严肃，但其实很容易动感情。
问：今日三星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答：任何一个公司都会经历一些困难，对三星来说，在发展之初，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优秀人才的缺乏，进而影响到技术水平比较低，接下来进行国际化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国际化人才的缺乏，面临比较大的语言障碍，但是三星在发展过程中一个个克服了这些困难。
问：是否发现自己身上有些弱点妨碍其发展？
答：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我也是常人，也难免存在很多缺点。
问：就任三星首席执行官已经8年，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您个人？
答：2004年与1996年相比，我最大的变化就是“耳顺”，能够听取下属的意见，耐心增强了，懂得感谢别人。
问：三星最大的动力之源来自它领导层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意识由何而来？
答：很难说这种危机意识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应该是互相结合的，人到了一定位置，领导一家公司的时候，一定会形成一种危机的意识。
问：之所以有这种危机意识，是否因为韩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有一种危机感，长久以来它对自己缺乏信心？
答：三星具备危机意识，与韩国国内的情况有一定关系，但是关联性不是很大，我们在全世界范围经营公司，不仅要考虑韩国国内的情况，也会考虑全世界的情况。
问：三星电子的产品如此之多，经营范围如此之广，您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最关注的是什么？
答：我们更注重公司和产品未来发展的潜力，如果没有发展前景，我们不会考虑。
问：看起来，三星是一个非常迷恋技术的公司？
答：单靠技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技术创新可以带动企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但只靠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公司虽然技术很先进，但是仍然很难取得成功。就三星来说，我们非常重视技术的创新。
问：外界对三星的最大误解是什么？
答：外界一些说法认为三星对外界投资人的经营透明度低，支配结构不够合理，但是这只不过是误解，从企业内部看，我们的经营透明度很高，支配结构也没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韩国很多企业的所有者直接经营公司，因此给国外投资者留下这个误解。三星在这方面有很多改善，与日本的很多企业相比，三星的经营透明度和支配结构都很先进。
问：这种误解是否与李健熙个人相对比较神秘有关系？
答：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看法。
问：三星的成长模式可能被其他公司复制吗？
答：有些公司可能是在参照三星的成长模式，但不一定公开承认；即使有些公司复制三星的发展战略和成长模式，但是未必能取得成功。
问：您通过阅读管理书籍来获得管理经验吗？
答：是的，除了管理方面的书籍，我还经常阅读历史方面的书籍。
问：历史经验对您现在的管理有直接的影响吗？
答：有很大的影响。我年轻的时候不觉得，现在面临困难的时候，自然而然想到当时读过的书籍上的一些内容。
问：您认为Ｓｏｎｙ作为三星最大的竞争对手，最值得您学习的是什么？
答：Ｓｏｎｙ跟我们的关系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伙伴关系。最值得学习的是它的技术力量和国际化水平。
问：您对其首席执行官出井伸之有何评价？
答：他具有很高的国际化水平，非常聪明。
问：这个世界变化越来越快，这种快速的变化是否妨碍企业制定长期的计划？
答：确实对企业长期计划的制定有一些妨碍。
问：现在的企业领导人与20年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答：过去的企业领导人对未来比较少担忧，准备应对变化的努力比较少，当时最重要的能力是魄力、体力和智力；而现在的领导人需要具备很强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有非常好的洞察力。
问：领导像三星这样一家公司，您对权力的理解是什么？
答：权力就是当你掌握在手的时候，你会变得很强大；当你失去它时，你会变得很弱小。
问：您担心离开目前的这个位置吗？
答：我不担心，如果一个人太执著于权力，是不会得到后代的好评的。
问：您迷恋历史，是否希望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记？
答：这个我自己很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