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年，在中国宏观经济连续几个季度出现减速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引发了全球性的争论，在用电量与经济增速严重背离，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多年来首次低于个位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下滑，出口型企业面临比2008年更为困难的情况下，国内外的一些机构和学者，对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出现了悲观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机构等不断下调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 周期因素还是结构因素？ GDP指标应淡化 2012年中国经济的减速恐怕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更是趋势性和结构性的，经济减速的原因不仅仅有国际因素，还有国内因素，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有体制因素，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 “实实在在的增长”，其要义之一，就是不要华而不实的总量，而要具有科技含量，能够创造更多附加值的，居于全球产业链利润高端的真正的增长。 总体而言，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仍然是表现最好的。 增速回落超预期 事实上，如果看2012年中国“三产”的具体情况，数据并没有我们预期的糟糕。农业实现了罕见的九连增，前三季度农业增速4.2%，比上年同期还增长了0.4%，第三产业保持了7.9%的增速，只比上年同期下滑了1.1%。但在产能过剩、出口受阻等因素的影响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滑明显，从4月份开始连续6个月跌破了10%的心理关口，前三季度累计为10%，相对于去年同期下降了4.2%，下滑明显。从三驾马车来看，消费相对比较平稳，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1%，只比去年回落了2.9%。除消费外，投资和出口回落则较为明显，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为20.5%，低于近5年来的平均增速，增速下降除了高铁等基建项目减速之外，房地产投资的下滑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三驾马车里，出口下降幅度最大，前三季度出口仅增长了7.4%，完成2012年10%的目标基本已没有可能。 无论从“三产”的表现，还是三驾马车来看，尽管2012年经济增速回落超过了预期，但总体而言，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表现最好的，在经历了前三季度的持续滑落之后，第四季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数据上的“底部”事实上已经确立，围绕中国经济是否出现硬着陆之争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减速的分析，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速，则依旧分歧很大。一些机构和学者认为，中国经济2012年的减速是周期性的，主要是受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12年的困难之后，会重新走上高速增长的通道，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以8%的速度再增长20年。 笔者和很多学者一样，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的减速恐怕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更是趋势性和结构性的，经济减速的原因不仅仅有国际因素，还有国内因素，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有体制因素，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有短期因素，更有长期的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2012年中国经济的减速预示着中国依靠投资和出口的追赶型增长阶段的正式结束，2013年中国经济将不仅要正式步入中低增长的周期，而且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看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续超过20年经济增速达到8%以上的国家，不到20个，而连续34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9.8%以上的国家，只有中国。然而，中国在成功复制东亚奇迹的同时，东亚模式固有的弊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完全凸显，再加之我国固有体制的弊端，从而使得各种矛盾突出，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已经使得中国经济严重失衡，以前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一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发挥至极限。近10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近年来更是维持在45%以上，比同期全球的投资水平高出至少20个百分点，几乎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2006年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2010年更是上升至69.3%的骇人听闻的地步。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2006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6%，2010年为52.9%，2009年甚至为87.6%，可以说，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 二是消费过低。20世纪80年代，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50%，到90年代这一比重跌至平均46%，从2003年开始，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大幅减少，2008年和2009年都只有35%，2010年为33.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尼（63%）和泰国（51%）的份额，也远低于中国的历史水平。在全球G20中，中国的消费率是最低的； 三是技术创新不足。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很多产业尽管规模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但就产业的利润而言，却只是在产业链的底端赚取可怜的利润。钢铁、水泥、汽车莫不如此。以手机为例，中国每年出口手机10亿台以上，占据全球手机出口市场的80%，然而却只赚取了1%左右的利润。2012年，中国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达到了79家，然而大陆的73家企业，无一具有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仍然是靠投资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
第四，中国服务业落后，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由于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市场准入，以及分配格局的严重失衡，中国的收入结构和健康的橄榄型社会相去甚远，中产群体有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2002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为41.5%，到2012年9月，10年的时间，服务业的比重只是提高到43.8%，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低之列，而印度服务业的比重已经占到了60%左右，包括软件外包、金融等领域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 第五，轻重工业比较再次严重失调，近十多年来，由于受投资驱动的影响，中国的工业结构再次出现了改革开放前重工业化的倾向，轻工业比重由49.1%下降至30%以下，而重工业的比重由58.1%上升到70%以上。 除了中国经济自身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必然减速之外，从经济减速的规律而言，理论上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23%，以及按照购买力平价，以2005年的不变汇率计算，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1750美元左右的时候，经济必然出现减速，这两个指标，中国都已经达到，再考虑到中国经济面临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则基本意味着，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将正式步入中低速增长的通道。 就此，2013年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而言，最淡化的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无论是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的转换，还是产业的升级，无论是我们的体制性矛盾的克服，还是国际环境都决定了，期待经济回到高增长不仅可能性很小，即使快速增长，也是有害无益，错失良机，积累更多的问题和矛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谈及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时，在谈及经济增长的速度时，更是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要求的是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这是高层在观念和政策层面对经济增速的新的认识，但是，经济增速要真正有质量和效益，则必须转变生产发展方式，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将从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到创新拉动的轨道上来。 事实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早就深刻的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更多的依靠技术进步所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著称的索洛通过研究发现，在1909年到1949年的40年间，美国每人每小时的的产出增长了1倍，其中87.5%来自技术变化，只有12.5%来自资本投入；诺奖得主库兹涅兹也通过对20世纪中叶为止的50到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现代增长中，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1.3%。这意味着，中国以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增长本身并非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如果不及时改变，经济增速很可能陡然滑落。 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实实在在的增长”，其要义之一，就是不要华而不实的总量，而要具有科技含量，能够创造更多附加值的，居于全球产业链利润高端的真正的增长，要通过创新带动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等能够带动更多就业的增长，而要实现这个增长，则离不开创新和技术进步。面对差距，面对中国经济的软肋，中国企业也好，还是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好，急需实现从“规模扩张”到“竞争优势”的思维转换，规模的扩张可以慢一点，但一定要在全球产业链上塑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否则，企业的个头再大，也是一碰即倒的纸老虎。中国经济必须强化创新的紧迫性，只有增加中国经济的创新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含金量，才能真正建立强大的中国制造，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