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2012年的反腐战争中，如果说刘志军、王立军、薄熙来等人的落马是高层反腐决心与常规反腐路径的代表，那么表哥杨达才、艳照门倒下的雷政富、房叔蔡彬等人，则显然是公众高涨的反腐情绪和渴望反腐路径创新的体现。 目前，2012年落马的官员多已进入司法程序。其中铁道部窝案已于2012年12月24日首次开庭，中铁集装箱运输集团原董事长罗金保被控受贿金额4700万元，却被分析认为是该案牵涉人员中最小金额；而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厅长董永安受贿案发后，人们发现他已是该岗位上第四位落马官员；王立军案一审宣判后，王在涉司法系统的诸多腐败细节逐渐被媒体披露，而其腐败所涉领域亦早已越出职责所及，延伸至学术、政治领域…… 令人遗憾的是，过去一年中，在中央一再强调反腐决心与举措之下，仍时有为腐败开脱的“必然论”或“适度论”（主张“腐败必然”和对其应“适度容忍”）出现，公众呼吁良久的“财产公示”亦未能在制度上出现较大进展，这或许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当前反腐的严峻形势。 更为深远的忧虑在于，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阻力和困难同在的改革深水区，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更多的公平、正义保障，而腐败最大的特点即在于破坏这样的公平、正义。也因此，有研究者2012年以“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为题，详述腐败对市场经济破坏之大，与我国正在行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严重相悖，更威胁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 反腐、改革，市场经济下二者的交互联系，决定了他们必须有相同的步伐和密切的配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解决好反腐败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这一表态，无疑为即将进入第二十年反腐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腐败的新与旧 新的更隐蔽，旧的也一样坚固存在，但只要是腐败，都会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破坏严重。 在2012年的反腐成绩单中，喜欢微笑的陕西省原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被网友发现拥有名表达11块之多，而纪委介入调查发现其名表总数多达83块，账户和家中藏有巨额资金。 加之这一年微博举报的房叔蔡彬、艳照雷政富等人，网络反腐取得的成绩，成为过去一年反腐战争最大看点。 但纵使列出更多反腐成绩，一个尴尬的问题依然摆在面前：所有的腐败均已发生，且已在相应领域造成破坏，其隐藏的过程、未被惩处的过程中，其腐败行为无疑已向周边人、系统内甚至更为广阔的范围内释放着不良信号，甚至变为一种“潜规则”。 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理论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吉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发生在2012年的案件来看，当前腐败案件出现了两类新的特点：首先，制度化腐败呈现出更多迹象，一些官员在制定政策、制度的时候，把个人利益设计到政策、制度中，因此整个制度的实现过程就是个人贪腐的过程；其次，资源腐败现象依然严重，土地、煤炭等资源腐败、国有资产流失、非法倒卖票据、中介机构虚假评估等腐败问题，和前几年相比问题依然严重。 特点分析中，腐败的领域除了旧有的存在行政垄断的领域外，非法倒卖票据、中介评估等领域，则显示腐败有向更宽广范围扩散的趋势，而制度化的腐败无疑比行政系统中个人的腐败更为可怕，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新，意味着腐败的升级和扩散，老，则提醒我们应对之举未能发挥实效。而随着新的腐败出现，其对市场的破坏也更为深远，对社会秩序伤害更长久。 本报刊发的“重庆打黑申诉潮”系列报道中，即呈现了大量在打黑期间民营企业家财产遭违规处置事例。其中李俊案中，多个申诉人在申诉材料中不约而同地提到刑讯逼供，且还原警方“劝说”认罪的描述中，几乎一致地出现了宣扬“国进民退”“花钱消灾”等内容，这让申诉人认为当初的打黑恰是因为某些官员向其企业提出无理要求未得到满足，所以才以“打黑”名义打压并试图以此侵吞企业。而当时媒体报道称，打黑期间不少富豪外逃，足见在部分腐败分子违纪违法行为之下，市场受影响程度之重。 路径得失 发现腐败的路径被愤怒的公众不断刷新，赞叹曲径通幽之时，常规的反腐路径又该如何提升？ “如果不清除腐败，是无法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在腐败盛行的环境里，只能出现扭曲变形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权贵经济。”经济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认为，反腐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反腐败的成败还关系着能否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需要良好市场环境，需要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规则。而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大敌，腐败是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健康肌体。 而2012年清除腐败之路上，普通民众感到过瘾的莫过于微博反腐。
为什么微博举报腐败会变得如此火热？专家分析认为这一路径在保护举报人身份同时，举报人发布的信息会得到更快、更多方面的鉴定和求证，而这也往往让纪检部门必须尽快做出调查核实并予以回应。此外，公众的反腐情绪在过去一年中出现的变化，也是微博反腐趋热的重要推手。 公共关注度高、速度快、匿名等特点，成为举报人选择微博这一路径的重要因素。依靠微博这一新路径反腐，无疑是公众对腐败愤怒情绪的全新释放地，但专家之前担忧的误伤也随即出现。2012年12月，被曝拥有24套房的“房婶”广州城建系统退休干部李芸卿，在经当地纪委介入调查后发现，李及其子女拥有16套房，且其资金来源合法。 但微博能否成为举报像王立军、薄熙来等政治大员的路径？其身边人众多，难道这些人不应更具有掌握其腐败证据的优势，而微博匿名、高效、高关注度不也可以有效保护他们进行反腐吗？ 这一问题无需答案：以王立军为例，其对本系统控制之深，以致系统中人深处身不由己状态，成为其腐败帮凶；有网友稍发微词便遭劳教。这些足见路径即使再新，若无相匹配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保障，这样新的路径只能是一个个需要机缘巧合的反腐工具而已。 制度反腐之盼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与会的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指出，腐败是一种“慢性病”，它产生和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没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改革，腐败的病根难以消除。 “而要推进所有这些方面的全方位改革，不可能打速决战而只能打持久战。其二是由现在的世情、国情、党情所决定。”姜明安说。 姜明安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首先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五到十年的反腐败中长期规划，确定五到十年的反腐败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反腐败既然是持久战，就必须有全面、整体和宏观的规划，有顶层设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通过制度设计与监督体系健全来遏制权力走向腐败，成为当前社会普遍共识，日前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已建议有关部门抓紧研究综合性反腐败立法问题，并将修改完善反腐败方面的有关单行法律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林吉则建议，在出台《反腐败法》之前，可以尽快出台两个规范性文件：《国家公职人员行为道德典》和《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惩治条例》。 此外，可以把不明财产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非国家公职人员受贿罪等一些反腐败方面的司法解释汇编入《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惩治条例》。 “这样，既有道德典，又有5大监督体系，再加上我国有非常完整的反腐败的权力结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已经建成反腐败体系。”林吉说。 姜明安则认为，应该以最大的决心和魄力推动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对于反腐败这个大战役来说，推动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开是一个攻坚战，难度很大，然而我们必须发动这个攻坚战，把这个堡垒攻下来。攻下这个堡垒虽然不能带来反腐败整个战役的全胜，但不攻下这个堡垒则会使整个反腐败战役获胜难以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