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似乎已经发生转变—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5%，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是50.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 “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这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而言，尚属11年来首次。必须承认，尽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7.7%）回落明显，但消费需求的明显提高，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绩。
可是，诸多迹象表明，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投资，这一良好趋势可能仅会昙花一现，而极难持续。这是因为：其一，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贡献率的大幅上升，不仅因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高于GDP，还与财政对消费补贴（家电、汽车等）的延续和扩容有关，而这部分耐用品的单位价值较高，其未来的购买频率将大幅降低；其二，在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之下，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刺激计划已于第三季度陆续出台，而这必将大幅推高未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相对弱化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占比。 对于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固然不宜先验地彻底否认，而应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和考量。 必须看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我们经济依靠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从而得以保持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由此形成的所谓“中国速度”令全球为之瞩目，所谓“中国增长模式”亦令发展中国家引之为榜样，而在2008年全球经济受累于美国次贷危机时，其时我国超快反应的经济刺激政策，更令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决策者为之羡慕。 对此，我们应持相对的肯定态度。在我国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的早中期，面对其时过于落后的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国际资本的引入和国内资本的激活，在此阶段，投资对GDP贡献率的高占比，应该说是绝对合理的。同样，在此阶段，利用我国相对成本较低的人力和资源优势，竭力将我国打造成为全球出口大国，从而实现出口对GDP贡献率的较高占比，应该说亦是较为合理的。再论2008年的经济刺激，在面对其时次贷危机的强大冲击下，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进行阶段性的经济维稳，应该说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这种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在基础设施建设已从此前的过于落后，转变为当下的相对饱和时，其投资的边际效率必然会逐年递减，而出口优势在人力、资源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之下，不仅会面临着出口经济效率的降低，更会迎来争议不断的国际贸易纠纷。此外，对于上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我们亦应看到，在实现阶段性经济维稳的同时，因刺激过猛以及行政主导所引发的负面后果至今仍在延续。 基于此，在我国经济内在机制和全球经济格局均已发生大变迁之下，此前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到了必须彻底重估其价值的时候。 实际上，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评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为其时学界所关注，而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亦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渡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即已成为经济改革的关键共识，而在近10年，“调结构、促转型”更已成为历年两会的关键词之一，但是，现实成效却总与方向设想迥然两样。究其原因，除了已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惯性过大，而短期难以大幅消减外，GDP主导的地方政府政绩观、行政投资隐藏的权钱交易空间以及对经济增长回落的过于敏感，已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阻力。 重估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价值，首先应客观地认识到，历年来对投资和出口的过于依赖，已造成了我国投资效能弱化、资源环境恶化、产业结构偏低端以及内需拉动乏力等窘境；其次还应理性地预感到，如果我们仍然持续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不仅已有的窘境仍将持续加剧，而且由此还会积聚我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更为严重的是，包括行政职能改革在内的整体改革设想，更会在现有经济模式的负循环反馈中难以真正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