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三季度GDP数据，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与一季度8.1%和二季度7.6%相比，降幅逐季收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对完成全年7.5%的增长目标有信心。不少观察者认为，目前经济处于阶段性底部，预期四季度GDP将回升。对此，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认为，当下中国的外部需求没有明显改善，欧债危机还在延续，美国经济仍然不景气。而地方政府的投资也会因为资金紧缺变得比较谨慎。如此，难言中国经济筑底复苏的信号已经到来。
时代周报：三季度GDP增速继续回落的原因是什么？ 冯兴元：三季度经历了所谓“金九银十”中的“金九”，但比往年清淡。10月份的“银十”，估计也一样。很多地方政府此前还有意识地让企业虚报营业额，把明年的税预先征上来，寅吃卯粮。所以，舆论普遍预期三季度GDP增长应该是全年四个季度中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仅为7.4%，问题显得比较严重。 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本身回落得比较快，外部需求不振，东部地区制造业危机尚未走出（即使部分企业转向中西部地区，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政府财政投资在三季度力度大幅加大，此前虽然也有加大，但并未实质性缓解经济下滑。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很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是回不了钱的，大幅度搞公共基础设施会进一步加大债务规模。另一方面，银行也怕地方政府预期财政收入前景不佳，再把钱借出去就容易被套住。所以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支持今不如昔。经济前景不行，这很关键。经济前景不行，GDP增速放慢，财政收入增长也是趋缓。如果政府对企业控制得太厉害，对企业管得太紧，那经济活力会降低，这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GDP和财政收入数字。 时代周报：从9月份的主要指标数据看，国民经济运行企稳的态势比较明显。PMI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等主要指标增长速度都在加快,经济预期指标开始趋向回暖。中国经济筑底复苏的信号是否已经到来？ 冯兴元：当下，中国的外部需求没有明显改善，欧债危机还在延续，美国经济仍然不景气。欧盟和美国都在搞量化宽松。中国政府也没有推行实质性的减税措施，“新三十六条”的实施条例可操作性又比较差。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地方政府扩大投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降低，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原来做的很多扩大支出的财政计划即使需要继续执行，也是需要以其他领域控制投入为代价。2012年一季度，铁道部总负债为2.43万亿元，负债率为60.62%。从2009年开始铁道部的盈利能力陷入困境。据报道，大规模高铁项目建设是导致铁道部出现高负债、低利润的重要诱因。 地方政府的投资也会因为资金紧缺而变得比较谨慎。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指标是按照原先的高增长标准制定的，实际上很多支出已经安排出去了。相对于刚性支出和已经安排的计划，地方政府也是缺钱的。如此，就难言中国经济筑底复苏的信号已经到来。发改委批了这么多项目，财政投资总会反映在一些数字上。这是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唯一依据，但是其他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善。如果四季度GDP增长数字改善的话，也是暂时效应。 如果第四季度经济增速真能像有些经济学家预期达到8%的话，只有通过大幅度的政府财政投资才能实现。但是，单方面这么多财政投资，实质上还是延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延续了之前高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即使经济增速真的临时上去了，还是会为下一轮的经济减速做准备。增速上去了，要在高基准上维持一个高增长率，更难了。 时代周报：针对前三季度GDP分析，中国经济是否依然存在下行风险？如果存在，风险点是什么？要实现全年7.5%的增长目标，政府在四季度宏观政策走向上，是否需要对目前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出调整？ 冯兴元：财政投资已经下去几个月了，最近又加快了投资刺激的脚步，到第四季度会有一定效果。短期内，经济可能不会继续下行。换届在即，财政投资会有进一步的动作。十八大结束，新政府新气象新政策，一般会致使国内市场做出一些积极的回应。 实际上，即使只有7%或者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算大的风险。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还在于国有部门太大，民营企业空间受挤压。民企生存环境不好，包括东部企业到中西部投资遭遇杀鸡取卵、关门打狗的情况。因为经济衰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紧张逼着他们到处去弄钱。 近年，中央政府一再重申产业结构调整，而忽略了经济当中更为根本的所有权结构调整的问题。要保证一个长期、适度的增长，中西部地区除了改善法律安全之外，劳动法和社会保障不要搞一刀切也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要更多的经济自由。 全国不要一刀切，中西部地区的企业自由均需要增进。比如说，西部也可以有一个特殊的土地所有权政策，就比如学习美国的西部当时的政策，谁占有开发了这个地，谁就获得了这个所有权。像这个大规模的沙漠政府是治理不了的，但是当个人认领了这块地，你肯定要把它治理好。当然，环境保护是其生产经营的前置条件。完全可以把这一政策作为我国土地所有权改革的实验场。 总的来说，如果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的、稳定的、健康的增长，必须减少经济领域与金融领域的双重管制。 短期内要实现全年7.5%的增长目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一定的作用，而货币政策，比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利率，会对更长的时段更有效果，对四季度的基本效果不会大。经济衰退期，短期内的货币政策有时候作用不大，银行鉴于金融风险会惜贷。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如果降低利率，银行更不放贷。中国社会缺乏诚信，银行本身更愿意放贷给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这导致利率下来，从事制造业的民企不一定能拿到更多的贷款，所以，降息带来的贷款增量不会像政府想象的那么大。当然，利率下来，长远看利于经济增长，能够扩大消费信贷需求，比如房贷和车贷需求。但是，近期，房贷都遭遇限购影响。北京甚至车贷也受到汽车限购影响。 在财政投资上面，中央政府能做的已经很少了。高铁其实明眼一看就知道是在亏损，依然大规模投资，以后的财政状况会更恶化。短期内保7.5%的增长目标，只有地方财政投资一条路。但是地方财政扩张、债台高筑、基础设施扩张，总有清算债务的一天。 时代周报：传统产业增长速度回落幅度在加大，但新兴产业增长速度在加快。你认为，未来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需要做哪些工作？ 冯兴元：我们当然希望国家的新兴产业能够起来。能否起来，仍然不明朗。尽管未来需要往利用新能源方向发展，但是据说，英国最新出现了新新能源，就是从二氧化碳、空气和水中，也能制造跟石油差不多的燃料。 我国现在这种新能源都是政府补贴的，很多企业多如牛毛般，其发展也是冲着政府补贴的。现在经济境况不如以前，政府补贴本身也会变得慎重，而且也受到国际上的打压，原先一些国外企业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被迫关闭，现在国外也在打压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国内新能源企业很多也出现生存危机。据报道，最近一段时间，新能源企业的日子不太好过，从已经公布的新能源企业上市公司半年报看，整个行业正面临生存挑战，近八成的风电企业亏损，光伏企业更是面临全行业性的普遍亏损。 从长远来说，这种新能源可能需要按照市场的逻辑往前发展。就是各种能源之间自由竞争、税率统一，不要专门补贴某个能源，就是让各能源来自由竞争，最后他们自己会形成一种动态平衡。这个平衡也会位移，比如时间长了，如果石油、煤用得差不多了，其价格就会往上走，其他能源发展起来、量多了，其价格就会往下走，这样总是有个短期的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也是不固定的，其他能源做大以后、技术多以后，它成本会大大下降，那么大家可能都会用这个新能源，旧能源可能就都不用了。这就是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能源之间存有自由竞争，补贴大可不必。 那么政府就是要维持一个开放体系，确保各种能源的上网和利用，同时鼓励新能源的局域网利用甚至脱网利用。给企业、消费者经济自由，他们自己会去寻找机会，匹配资源和能力，包括金融自由。企业家凑钱建银行，搞内部融资，建小贷公司，搞股权交易，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政府需要推行核准制，而不是审批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