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14日，黄灿然的《奇迹集》诗歌朗诵会在广州方所举办，这是继9月23日他在深圳朗诵会之后的第二场。下一站朗诵会是10月21日，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黄灿然是2011年公布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诗人，现任《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迄今已出版诗集、评论集及其他译著等30多种，其中包括《聂鲁达诗选》、《苏珊?桑塔格作品集》等。 第一本拿版税的诗集 《奇迹集》收录了黄灿然2006年到2008年的作品，其中有数十首曾发表于报刊杂志。《奇迹集》最初由作者以复印的形式装订了十来册送给朋友，很快悄悄传阅开来，后以《新诗》的专辑形式出版—因为流通极不方便，所以主要是在淘宝出售。半年后重印，现在是这本传奇性诗集的第四次印刷，却是第一次正式出版。 “《奇迹集》有很多面，是一本既很‘浅’的书，又有很深刻的一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来说，可以读到不同的一面。叶芝、泰戈尔的诗，也是具有这种‘浅’与‘深’两种层面的作品。”黄灿然觉得，像这种雅俗共赏的书，有推广的余地，希望借它打动不读诗的人。 “写诗近30年，这是第一本拿到版税的诗集。”黄灿然笑说，“事实就是这样。之前出版诗集都是人家资助的。”《奇迹集》首印5000册。 二声部朗诵 10月14日的朗诵会现场回荡着巴赫交响曲和马勒交响曲—这是黄灿然精心准备的配乐，巴赫和马勒是他挚爱的音乐家，《奇迹集》的扉页上也写着：“献给古斯塔夫·马勒。”坐在台上解释和朗诵的他，始终保持着某种安静。黄灿然甚少参加诗歌界的朗诵活动，正式的朗诵会，这是第一次。对于这次诗歌朗诵会的目的，他用调侃的语气作了严肃的解释：“举办个人的朗诵会，是为了推广这本诗集—很功利，又是非常对的。” 伴随似有若无的音乐，黄灿然始终将朗诵会的现场气氛拿捏在一个平静的、低调的氛围中。他坐在椅子上，姿势放松，用低低的、不甚标准的普通话朗诵自己的诗。他在朗诵会后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力图呈现诗歌的本质。”他读得愈静，现场的观众也愈安静。当在场的其他诗人和观众上台朗诵的时候，黄灿然则在一旁作第二声部的朗诵配音。人们轻轻朗诵的每一句诗后，都回荡着他的二重语气，形成一种独特的、激荡的回音式的效果。
他解释说，这是他独创的朗诵方式：15年前，在一次朗诵会上，他和香港诗人廖伟棠不经意间的碰撞、交流，创造了这种朗诵方式。 诗稿需存三五年 谈到发表的作品，黄灿然坦言，相对诗刊，他更喜欢在报刊上发表：这就像是搞突然袭击，读者原本没想到要读诗，突然就翻到一首诗或一组诗了。“毫无偏见毫无成见，这才是诗最动人的被读时刻。” 《奇迹集》也收录了不少未经媒体发表的诗作。黄灿然认为，从诗集里阅读诗人，比从散见于报刊杂志中的“代表作”中阅读显得更有意思。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往往经过了筛选，这种筛选的标准是相对“公认”的；而诗集则不遵从这种发表规则。 黄灿然透露，事实上他的另外一本诗集《发现集》也已创作完成，诗作数量超过了《奇迹集》，但近两三年内并不打算出版。“等我手上写有另外半本诗集的时候，才敢把《发现集》拿出来。”存诗稿这事，黄灿然打了个有趣的比喻，“像银行存款，手中有存诗，感觉很‘安全’”。之前黄灿然写诗，都需沉淀三五年才敢拿出来发表，“现在稍微‘大胆点’”。 捧红诗人多多 朗诵会结束后，黄灿然无意中谈起上世纪80年代创办油印诗刊的往事。在他看来，当时的地下诗刊，虽然发行量少、规模不大，但对作品的选编相当严格，他也由此结识了不少诗人朋友，像王寅、陈东东等。他们书信往来，直至十年二十年后才见面。 黄灿然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欧宁创办《声音》诗刊。办到最后一期的时候，“捧红”了多多，这是他颇为津津乐道的办刊趣事。最后一期做多多的诗歌小辑，将他出国后在海外发表的诗全部收集起来。黄灿然第一次利用刚买的新电脑和激光打印机，自己动手做了20本。他将其中的一本送给了广州的诗人朋友凌越，凌越去海南岛看望哥哥，把这期《声音》带到了海南。当时在海南《天涯》任杂志编辑的李少君看到这本诗刊，甚是欢喜，决定在《天涯》再做一个多多小辑，并约黄灿然写一篇评论。“从此，多多从被遗忘的诗人变为最红的诗人。”黄灿然说起往事笑眯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