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下行态势愈演愈烈，我们怎么办？上期封面文章《复苏者联盟》从更宏观的视角，提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协调配合。比如发达国家（地区）与欠发达国家（地区）之间需同心协力；决策部门之间需抛开私利、共谋发展；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转型与落地需合理有序；国企与民企亦需要赋予同等待遇，公平竞争。 其实，“联盟”的寓意可以更多，而宏观形势与微观举措的响应互动，应是最珍贵的联盟。 这一次，我们聚焦微观。 从微观视角，企业面对危机，“开源节流，练内功”必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与答案。然而，具体如何实现？其直接效果则考验着企业对宏观政策、产业形势、甚至微观问题的判断和解决能力。但遗憾的是，目前在中国同时具备战略眼光、战术素质的企业少之又少。 别慌，这种状况并非不可逆转。因为，这一切恰可以通过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弥补实现——这就是企业大学。而国外的实践已经证明，企业大学在内部人才培养，短期困难纾解，生态链维护与打造，长远战略制定，促进企业转型、创新与变革的作用不可替代。 然而，目前在中国，很多企业在危机中往往忽视了企业大学的建设。不仅如此，人们对于企业大学也存在认识误区与偏见。究其原因，不仅是缺少理论支持，企业对于企业大学的功能认识不清。而更多培训机构以帮助建设企业大学之名，偏离了企业大学建设的本意。 本期封面专题，我们将依托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企业大学”课题组的理论支持，并结合淘宝大学、三一工学院、联想学院等知名企业大学的成功案例，为企业大学建设提供参考，为中国企业发展、创新、变革，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寻找可借鉴的路径。 时间，可最早追溯到1955年，全球第一所企业大学——通用电气公司克劳顿管理学院正式成立，企业大学在全球迅速崛起。数据显示，在美国，从1988年到1998年之间，企业大学由400家猛增到1600家。而约80%的世界500强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大学，比如西门子管理学院、摩托罗拉大学、惠普商学院、麦当劳大学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直到1993年，摩托罗拉中国区大学的成立给中国带来了企业大学。此后，这一全新的企业培训理念和模式又掀起了跨国公司建设中国区企业大学的高潮，IBM中国渠道大学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的。与此同时，本土企业对企业大学也热情高涨，企业大学建设如雨后春笋。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内地，从1998年第一家企业大学海信学院成立至今，目前已超过1000家，比较知名的如海尔大学、华为大学、三一大学、用友大学、联想学院等。 究其形式，可分内向型、外向型和内外兼顾型等三种。内向型企业大学直接面向企业内部员工和产业链伙伴（比如海尔大学、淘宝大学等）；外向型企业大学面向社会公众（比如吉利大学），也有兼具“企业培训”和“学历教育”两大职能内外兼顾型（比如三一大学）。 淘宝大学是典型的内向型企业大学。2006年，电子商务呈现爆发式发展，完成了一定的积累，无论网商的资金、个人能力，还是整个电子商务占零售的份额，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但在当时，网商却面临一些瓶颈：比如融资、人才招聘、供应链、管理等尚未突破。当这些现实问题集中爆发，或有些问题也开始有了爆发的苗头时，阿里巴巴发现了这个潜在的市场需求，并开始思考做点事，为网商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淘宝大学应运而生。 的确，未来的竞争不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在面向供应链体系时，为加强和巩固企业的战略同盟关系，淘宝大学的战略意图可见一斑。 同样身处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腾讯大学”与淘宝大学的思路如出一辙，但培养对象略有不同。面对每年30%～40%的人员增长，如何让新老员工快速适应公司与行业的发展？腾讯选择把对人的培养放在首要位置。2007年，腾讯将公司内负责员工培养的培训组转型为腾讯学院，并将之作为独立部门，于是就有了“腾讯大学”。 吉利大学瞄准的是公共教育，其培养对象和普通高校并无区别。这与一般的企业大学直接对企业员工培训不同。但是，相关人士认为，吉利大学这种做法对企业品牌和基础人才输送有一定优势。因为目前，各大跨国公司争夺人才的对象已经从大学向前扩展到了高中、初中的“神童”身上。此外，在师资的构成上，国内外许多著名的企业大学更注重引进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实战性较强的人才，而商学院的教师和大学学者往往只是“次优”选择。 同样具备公共教育职能，但三一工学院更侧重企业培训。主管三一工学院和集团员工培训的三一集团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副总监孟维强告诉记者，由于人才定位与企业动态需求脱节、课程老化陈旧，导致三一集团人力资源需求长期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成为制约三一发展的最大瓶颈。三一集团业务的高速增长和高速扩张，对制造、服务类技能人才需求旺盛，而通过社招、校招都无法满足，在此背景下，企业萌发了创办一所自己的大学的想法。 企业大学具备哪些功能？在业内人士看来，很多企业大学仅仅是一个从企业内部培训机构转化而来的单纯的人才培养机构，而不是在战略层次下建立起来的传递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提高企业员工绩效水平、员工的企业责任感以及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全新组织形态。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领导力研究所所长余世维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企业大学能够帮助企业留住人才，能帮助企业与供货商成为伙伴，让企业去改进总体竞争力，企业大学甚至可为营销本地化提供解决方案，在组织变革中对文化整合起关键作用。” 但在上述案例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大学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诸多从培训中心转化过来的企业大学仍只有培训功能。 尽管作为战略性的员工培养和组织能力提升工具，企业大学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尽管企业大学的建设者、领导者已经意识到其对企业创新、变革的促进，但在实际中，企业大学还远远不能肩负起企业创新和变革的发源地的使命。 那么，如何新建或改建企业大学？如何避免“新瓶装旧酒”，不让企业大学沦为培训部门的改头换面？如何将集文化传承、知识创新、前瞻研究、变革管理、价值链整合等功能于一体的企业大学成为变革与创新的发源地？这些问题将成为企业大学首先需要面对的挑战。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张维智指出，“一些不具备企业大学咨询能力的机构充当了李鬼，有些把简单的培训系统当作企业大学贩卖给企业，这是对企业大学功能的弱化、简单化、庸俗化。这种做法是对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而更让他担心的是，“本来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治久安的好东西，被人为糟蹋了，使企业对企业大学失望而失去信心。” 他认为，有必要对企业大学正本清源，有必要对中国特色、中国标准的企业大学重新定义。而通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与案例实践，其提出了新型企业大学的概念。” 而国际知名企业大学专家马克·艾伦也早在《下一代企业大学》中指出：“完成‘创建一所企业大学’这一目标是很容易的，然而，在企业大学创建计划背后，没有真正的战略意图的情况下，要想给企业增值并带来改变是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功的。” 张维智告诉记者，“现在，管理学界有个一致的梦想——使企业基业常青。基业常青靠什么？常青基因。而具备常青基因的企业，就会表现出很高的企业智商和企业情商。如果把企业看成一个生命体，那么只有具有高智商、高情商的企业，才可能在纷杂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并常青不败。而智商、情商低下的企业就会成为不能适应外界环境（比如宏观经济、行业环境、竞争对手、科技环境、社会环境等）变化的物种，甚至消亡。” 管理学界的“进化论”者认为，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企业需要柔性进化——就像猿进化成人。人既无尖利的爪牙，也无强大的体能，却可以统治世界，原因是什么？如果人类还在丛林里，注定还是弱者，因为豺狼虎豹更凶猛，但人类已经实现了基因突变，已经脱离丛林的环境，与动物已不在一个竞争层面，所以能统治世界，这才是最高战略。 关于“柔性进化”，张维智表示，这需要提高企业智商和情商，不是仅靠培训就能够解决的。“因为企业就像一个生命体，学习当然是一个重要要素，但同时需要其他要素。企业大学的培训、创新、制度建设、心智模式、企业文化等都是应该围绕企业智商、情商来做，同时还要把好的知识管理沉淀下来，变成根植于企业之中的基因，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基因突变，柔性进化。而这实际上是基因决定的，企业大学就是企业的‘基因工程室’——把好的基因沉淀下来，还要进行基因的融合，在原有的基因片段基础上加入新的基因片段，组成一个更优良的基因，最终实现企业基因的重组或突变。这是新型企业大学的终极目的。” 在经济不断下行的背景下，企业是否愿意投入建设企业大学？企业大学建设还有多大的市场空间？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做了一个粗略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平均每个省（直辖市）大约有10家企业是明确表示要做企业大学。“很多企业每年的培训投入都上百万，而北大民经院帮助企业建立企业大学，只要98万就能启动，而能拿出一百万做培训的企业在中国太多了。而恰恰是在经济情况不好时，企业更少不了战略上的思考和行动。现在盲目铺摊子、盲目融资、盲目上项目，时机并不是很好，所以不是上策，甚至是下策。”张维智说。 在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研究部张珊珊看来，企业大学将会在中国蓬勃发展。首先，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转型，企业的培训需求、人才需求、创新需求旺盛，客观上催生了企业大学；其次，中国具有教育传统和“天下一统”的文化传统，所以，无论什么性质企业的企业家都有精神传承的强烈愿望。而企业大学不仅可以满足企业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战术和战略诉求，也可以满足文化传承、组织控制、继任者选拔等企业家关注的诸多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 看来，中国企业大学正走在破茧成蝶的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