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一直对进化论里适者生存的观念深信不疑，但当把这一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时，我们应当如何定义“适者”呢？是否强者就是适者？我们的远祖穿着兽皮住在岩洞里的时候，是否由个子最大的人来统治相对弱小的同伴呢？体型能给他带来更多食物或者交配权吗？尽管这些情况符合一般情况下的假设，但前沿的社会人类学思想与此并不相同。现代人类的最大特点不是靠蛮力而是利用工具，在我们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呢？人类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力量，显然不是来自我们并不发达的肌肉，而是来自我们对于相互联系与相互协作的偏爱，这种偏爱使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组成自己的社群。我们已经认识到，人类从生理结构上就具备了相互合作的先天条件，这也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想一想是什么力量让人们联合起来的吧。人类社会或组织用以填补成员之间突触的最基本道具便是共同的信仰或价值观。这种信仰可能简单到诸如“如果我们一起打猎，就能得到更多食物”的形式；也可能原始到“我们永远都要相互照顾”；还可能涉及复杂的心理结构，比如“我们共同的宗教信仰预示着我们将按照某种共同的方式相互影响”。与信任感相似，价值观的建立也或多或少与生理因素有关。它是信任感作用于大脑负责注意力、记忆与错误认知等功能的区域所产生的神经逻辑学产物。但比起自动分泌的后叶催产素及其副产物，价值观就显得更主观、更有弹性，与自身意识和社会学习等因素有紧密联系。我们学习价值观的过程就像积累词汇的过程，是从身边的人那里学来的，他们的一举一动为集体行为树立了榜样。
文化背景对价值观的形成也起了关键作用，在某一文化里理所当然的举止，放到另外一个文化里也许就是禁忌，但对于第三种文化来说，又可能无关紧要。所以价值观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背景决定。每个社会都拥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各个社会对事物重要性的看法也大相径庭。第_ 章那个关于车祸的研究显示：在对待法律和友情的态度上，美国文化与韩国文化差别很大。所以在某个特定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孩子会受到一些特定的道德束缚，这些束缚对其他文化来说可能根本没有意义。深入研究社会规范这一范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社会道德标准跨越了文化的界限。在历史上，文化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文明的兴衰。例如人类学家约瑟夫8226;谢佛（Joseph Shepher ）研究了在以色列农业人民公社（以色列一种乌托邦式的农业集体聚居点。——译者注）里被集体抚养长大的小孩。这些小孩在成长过程中每天都有很长时间与同组的孩子集体相处。谢佛发现，这些观察对象长大成人后竭力避免与同组的其他人有两性关系，尽管他们并非血缘近亲。长期的集体生活经验干扰了求偶的生理本能需要。这一发现也验证了__ 世纪人类学家爱德华8226;威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的假说：这是一种避免乱伦倾向的机制。在最早期的人类社会里，一个与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同龄人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表亲，而表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最理想的繁殖伙伴。所以文化上的乱伦禁忌很有可能源自于我们的生理本能。文化与价值观并不完全靠后天学习，它们或多或少地受到生物进化的影响。澳洲国立大学的理查德8226;乔伊斯（Richard Joyce ）博士在他的著作《道德进化论》（The Evolution of Morality ）中，把这一现象称作“社会习性的适者生存”。每位与乔伊斯博士交流过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位非凡的思想家。他将人类进化学与道德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为人类如何在网络组织中发挥功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富有远见的理论模型。“道德思考力（一种用价值观评估社会行为的能力）可以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每一种文化中找到踪影，甚至早在《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b ）和古埃及文字记载中已有它的存在。”乔伊斯博士说。他相信道德思考力的普世存在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的价值思考力是否存在先天因素？或是我们作为理性的社会生物发明了社会道德这个观念，并将它作为融入社会的一种方法？”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在商业竞争中发挥优势的话，我们最应该施展哪一种才能呢？对此，理查德8226;乔伊斯的结论是：道德思考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进化的最早期，并且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已经成为我们生物本能的一部分。乔伊斯解释说，关于人类的价值本位行为模式和它的进化过程带给我们的利益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思想：“集体受益论”和“个体受益论”。在集体受益理论里，虚构的穴居人祖先[ 暂且称他为乌克（Ook）] 以及他的部落成员设法建立起了一个相互协作的、利他价值本位的社会，这使得他们的集体运作（包括狩猎、耕作和抵御外敌等）比其他部落更有效率。总之，这是一种有助于部落发展壮大的社会体系。离他们几个山头远的邻近部落缺乏价值观，于是内部缺乏秩序，也没法合作、分享与相互信任。最终，饥饿、寒冷或其他因素淘汰了那些无法形成功能性社会体系的部落。这种群体意义上的适者生存图景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迹可寻，比如企业的生存与淘汰。然而，这种解读有其局限：如果人类并非生来就是道德思考家的话，他们最初又是如何建立价值本位社会的呢？“个体能从道德思考与道德规范的行为中获益。”乔伊斯博士解释道。这就是说，乌克具有自我奉献和利他主义的精神——分享、合作、帮助他人，这些精神唤起了他人的信任感，根据扎克教授的实验得知，信任感可以使乌克的部落同伴得到互惠。乌克可以从分享食物、分享居住洞穴等行为以及分享对象那里最终得到好处，这些好处甚至包括在觅偶和生育后代方面相对于其他部落成员的优势。信任感较强的乌克能繁殖更多的后代，并借此将他的基因沿着文化的存续推广开来，这意味着会出现更多的道德思考者。乔伊斯博士认为，这种个体受益论的解读思维更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具有价值本位的思考和行为能力。生物进化并不是导致乌克式价值取向扩散的唯一因素。作为部落领袖，乌克理所当然地会影响他的跟随者。乌克的朋友，比如说努克（Nook ）和图克（Took），目睹乌克过上令人羡慕的日子：他有充足的食物、温暖的洞穴和很多交配的机会。如果这些朋友足够聪明，懂得观察和模仿乌克的行为模式，他们就会照着乌克的方式去做。所以努克和图克以及他们的子孙最后也建立了道德思考力。他们的部落逐渐壮大，不是因为他们比邻近部落更有蛮力，而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协作。乔伊斯博士并不清楚人类具体于何时学会了价值本位思考，但他相信，正是这种价值思考带来的交配权上的选择优势使它最终能存在和发展到今天。有趣的是，这一理论看似与进化论不吻合，但却包含了适者生存的理念。乌克也许不是澳洲大陆最强壮或速度最快的原始穴居人，但与他人展开合作的能力，以及激励他人一起参与合作的能力使他变得很受欢迎，而受欢迎的穴居人总能得到异性的青睐。乌克繁殖的后代越多，这些后代把他的价值本位思考基因传播开来的机会就越大。于是在人类进化的漫长时期里，好人，即基因意义上的好人获得了胜利。让我们来一点跳跃性的思维：这种从生理本能角度解释价值本位思考的假说与亚当8226;斯密的理想资本主义市场（一个出于互利目的、公平自由的市场体系）有直接联系。听起来很牵强吗？思考一下。从亚当8226;斯密的《国富论》诞生那天开始，许多人就误解了他的理论，用他的理论错误地阐释各种版本的“商场即战场”式的放任型资本主义。这些人所忽视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互利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亚当8226;斯密的理论中贯穿始终：所有的市场体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货物、金钱与劳动力可以互换，而且交易双方都能从中获利。如果没有道德价值体系的话，这一切都不成立。为了达成交易，双方必须首先有一个共识，即一方不能只拿走对方的货品而不付出等价物。比方说，乌克或他的部落有一根猛犸象牙，而邻近部落的萨满祭师纳托（Natto ）看上了这根象牙。他可能不经过乌克同意便直接拿走象牙，也可能掏出自己的一些玉米来交换。把某样东西视作自己（他人）的所属物，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本位的思考，它暗示了我们对权利的认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制作或创造出了某种东西，他人就必须尊重我们的物权。物权带来权利、义务与禁忌。要建立一个市场，交易双方首先必须都具有价值本位的思考力， 这样才能从物品交换的过程中看到自己和对方的收益。如果没有协作化的价值本位的思考方式，市场本位的经济制度也许就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