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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岁的莫言在高密老家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长途时，心情既狂喜又恐慌。写出《檀香刑》和《丰乳肥臀》的作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其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中国当代社会。 一向来被国内视为“傲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终于承认了大陆作家的地位，而莫言也由此成为首位中国籍的文学奖折桂者。 莫言大概是当代最乡土的作家之一，龙应台形容其“站在高粱土地上”，其作品很少涉及到城市题材。综观莫言几部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对史诗的执迷、寓国族大叙事于家族小历史的笔法、对形式与内容一体两面的探索，也似乎可窥见马尔克斯和略萨的影响。 这一特点被众多论家所认可。莫言著作的译者陈安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赞赏其“想像力的丰富”，另一位译者葛浩文则强调其“深受中国的传统叙事和福克纳的空间理念”的影响。 在莫言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线索—一个作家在写人与命运的抗争。与上官金童等著作中的小人物一样，在现实处境中，莫言从未以高姿态俯视过人群，他和他虚构的人物处在一个平行世界里，他写挣扎的人世生活，在这一点上，他是个诚实的人。 如今，他小说里的那些“土匪式”的角色和神秘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小镇一样，一起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即便如此，还有两类人对莫言的获奖颇有微辞，一种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代表，他认为“莫言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小说家，仍旧在用章回小说的传统方式在写作，其作品彻底地缺乏现代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顾彬修正了此前的观点，认为莫言严肃、认真且宽容，更重要的是，“与不少当代作家不一样，他有历史感，有记忆”。 另一种批评则来自文学之外。这类批评认为莫言对公共事务近似冷漠的沉默。上海学者许纪霖称：“莫言的选择与他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 莫言的人生常为时代所造化，他似乎是20世纪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微缩体。1955年出生的他，在贫困中度过了幼年时代，儿时的莫言瘦得皮包骨，细长的脖子，又有着一颗沉重的脑袋。而在“文革”中因失学而放牛的经历，则让他提前体验了孤独的味道，这种孤独日后让他学会了观察与倾诉，他甚至常自言自语。 1976年，他用当兵的方式离开农村，他又用写作的方式令自己不必转业再回农村，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其成长经历中最深刻的是有关饥饿的记忆。 并不诗意的童年记忆，在日后变成了他的文学营养—从事创作之后，他听到一次高密地方戏猫腔，再看家乡小桥流水，乡情就迸发了。 一个农人的后代，在农村的土地上经历过太多苦难的生活，饱受过物质和精神贫瘠之苦，他通过写作获得表达权。 也正是通过文学，他获得了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文学的自由—“文学就是自由，尤其是在一个阅读的价值和内向的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文学就是自由。” 在国外访问中，莫言多次谈到文学中的政治性，文学应该大于政治，他早年顶着压力写批判小说，如今他同样不想被“政治正确”和道德绑架。 在西方，他被视为是受欢迎的前卫作家，但在高密，他仍然是最朴实本分的乡民，“我从没叛逆过，我只是在真实地写人，所谓魔幻甚至黑色幽默，那本就是我们真实的乡村生活。” 在接受本报记者2004年的采访时，莫言强调自己的写作不是变成人民代言人，“我特别害怕成熟，我拒绝成熟。一旦成熟，就很难改变，成熟了再刻意变化是要冒风险的。” 某种程度上，“莫言”二字，正是其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莫言承认他的功利心，他在文学盛名之下要做的并不是脱离体制或与体制对立，他要做的是最符合中国式成功的道路。 莫言也承认他的野心，“通过《檀香刑》的写作，没有人再说我一定在马尔克斯的写作道路上走了，我们断绝了关系，我离开他很远了。” 如今，他住在北京平安里，是少有的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每月去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几次会，按月拿工资，出席笔会，他57岁了，承认在现实生活里的愿望和普通人无异，平安健康足矣。他自称“平时是孙子，只在写作里色胆包天”。 “我当年看起来是离开正路，可是却回到人性的正路。我不想阶级性的写作，我用人性来写作。这是文学的最正的路。我不先锋，我只是正道。是最民间和最基层的。” 他写人。写人的妥协、无奈、躲避和迎合。他自己也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