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历史的发展看，古代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中心，从政治制度和文化上模仿唐朝的日本，其最初的城市形态—京都、奈良等城的建置也是中国长安城的模拟。 一般说来，一部比较两个城市“差异”的著作会从微观的层面着手，或侧重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或侧重于它们的政治管理。正因如此，当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凤云教授试图在其新书《北京与江湖：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回答上述问题时，笔者不得不承认有些出乎意料。 “由于都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传统社会，它不但全面体现了传统政治的属性及特征，而且是整个传统社会的缩影，特别是对从属于政治的东方型城市而言，社会变革与转型都是最先从都城开始。”刘凤云解释了她这一研究的可行性。 事实上，正是通过对17-18世纪社会转型发生前北京与江户的空间形态、社区分布、商业街市以及商人与町人、官僚与武士社会角色的比较，刘凤云教授发现： 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日本社会步入转型、国家发生质变的时期，它迎来了日本历史上的所谓“都城时代”……相对应的同期中国在“变动”上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在城市中所孕育着的诸多新的因素，都被压制在传统文明带给社会的超稳定的结构之中，政治体制自我修复的能力远远大于各种躁动的新因素的破坏性。 可是，步入近代前夕的中日都城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城墙的北京与天守阁的江户 1644年清兵入关，并没有修建新的都城，而是完全接受了明代京城的原貌。此后有清一代二百多年，北京城由四部分组成，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 所谓“国家定鼎燕京，宫殿之外，环以紫禁城”。紫禁城又称“宫城”、“大内”，周长六里许，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紫禁城外由皇城包围，周长十八里有余，也即“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 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城墙的样态即是北京城的形态。按照刘凤云教授的观点，古老中国的历史城市是以城墙为主要特征的。“城墙不仅仅构筑了我国传统城市的外观，规定了城市的范围，而且它已成为城市的属性界定。” “一个没有城垣的市集，从某些意义来说，是很难称为城市的。”而作为政治中心和统治者居住地而产生的城市。其造物城墙的出现，最先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要求，是政治的产物。商朝时期即有高达9.1米的城墙，到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城池林立。而秦统一六国以后，随之毁六国城郭，却也在广置郡县的过程中，重新建筑起“无郡不城”、“无县不城”的城墙式都市体系。 整个德川幕府时期，虽然天皇等朝廷贵族的居邸都在京都，但是由于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集团住在江户，且由将军组成的幕府实际主宰着国家的政治，所以江户不仅同样具有政治中心的都城地位，而且是权力的中心。 当1590年德川家康奉丰臣秀吉之命进驻江户之时，江户只不过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低洼地，被称作“寒村”。修建江户城是为了在平原上安置武士和町人。 同所有的城下町一样，江户是沿着海岸、湖边和河流修建的，最外面没有城墙的包围。其修建经过德川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的努力，前后历时七十余年，先是在庆长年间（1596-1614），建起了以日本桥、京桥、神田等江户郭内的古町，郭内共有30万坪，是德川氏的大本营。其中，分为将军的居地本丸以及二丸、三丸，还有将军世嗣的居地西丸。同时，外神田、芝等地也形成了町。接下来的宽永时期（1624-1643），下谷、汤岛、町、四谷、赤坂、三田这些位于郭外的町地也在城的周边形成。至万治二年（1659）江户的建设才算基本完成。
旗人的饷米武士的禄米 另外，她还注意到在商业发展过程中，中日之间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即在日本的经济体系中，作为武士薪俸的米在整个经济运行，特别是在商业运营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米本位”。 原来，城下町在建立之后，进入城市后武士的收入是米，支出则需要货币。如何将禄米兑换成货币，成为自大名至下级武士普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与同期居住于北京城内的旗人需要将饷米换成银两是一样的道理。相比清朝的限制旗人买卖饷米，幕府考虑的是以什么方式去卖米换币。 元和六年（1620），幕府为其家臣团—旗本、御家人设立了保管禄米的仓库，称作“御藏”。这些“御藏”就设在江户浅草一带，其中也包括幕府的藏米。由于这些禄米不仅需要专人保管，而且还需要有人将它卖出换成货币，而这些商业行为不但绝非武士所长，且属于被严格禁止的事情。于是，幕府的非常之举就是将经管禄米的事情交给了一些御用商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作“札差”的町人。 而按照规定，各藩的年贡米（禄米）必须运到大阪方能进行交易，即便是销往他处，也要先运送到大阪，再由大阪转销各地。由于来自各藩的年贡米在运到大阪之后不可能立即全部出售，于是，各藩大名便需要在大阪建立用以储存米以及地方产品的仓库或者货栈，即所谓“藏屋敷”。最初这些“藏屋敷”是由各藩派遣的武士掌管的，但不久这项经营便交给了商人—包“藏元”和“挂屋”，其中前者指那些经营储存大米的业务者，后者是指经营米与货币兑换的商人。而随着这些商人实力的增强，在从事米与金融交易的“挂屋”中又产生了“两替商”。 在这一过程中，幕府和大名领地之间的商业和财务运转，使得武士和商人形成了相互利用而又利益不同的复杂关系。江户与大阪成了两替商以及米与货币的交易市场。随着商人与武士在财政以及其他方面普遍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商人逐渐取得武士债权人的地位。 刘凤云教授告诉我们，正是如此造成了中日之间商业道路上的歧路： 首先，“米本位”这种经济体制的形成，虽不是幕府刻意所建，但却是幕府政治体制的产物，从日本的经济及江户的商业空间可以更多地看到幕府政治体制对商业运行体制或者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紧紧连接着幕府的财政与武士的俸禄。而在北京，城市商业经济始终是因消费城市的性质而存在的，它在传统的体制下缓慢地发展着，虽然也受到不断东来的西方经济大潮的冲击，并在市场上作出了一定的回应，但是其内在的商业秩序并未改变。在成熟的官僚体制下，传统的商业经济按部就班地在秩序的范围内运行着，商业贸易之作为城市生活的消费需求存在，与政府的财政、官员的俸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无法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体制。 其次，众多的商人汇集在大阪，使幕府将军管辖下的大阪有了商人之都的称号，这种状况是日本社会与地理等自然条件的产物，是日本历史自身的产物，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也就不可能出现类似的商业都城。 更为重要的是，“米本位”决定了两国商人与町人阶层不同的社会角色，进而影响到了城市中统治阶层的城市化进程。 城居乡村化的官僚PK“米本位”冲击下的武士 清代中小商人多以商帮、行帮的形式聚居北京，为北京的皇亲国戚以及众多的官僚提供消费性的服务，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造就了京城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商人个体，他们虽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或者纳捐等形式改变商人的身份，进入上层社会，但是，商人是没有资格参与城市的管理及政治生活的，他们只有在获取功名取得士人的头衔并成为国家授职的官员之后，才能有政治地位。所以中国的商人始终是作为传统市民社会的一分子，在城市经济的运行模式下发挥着“同有无”的作用。 在德川时代，对于属于武士阶层的幕府来说，商人（町人）自始至终是个问题。在身份制下，幕府官方的任何政策都无法改变由商人主导商业的趋势。而商人又被严格限定为商人，无法取得高贵的身份，便只好全力在自己的世界里去拼搏，而不似中国商人有许多人沉迷于科举之事。 相对于中国商人在政治上的低微，德川时期的上层町人取得了对江户町人区的管理区。 原来，在江户时代，在町地，二位町奉行作为武家的代表是法定的最高长官，他们具有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的权力，但具体行驶这些权力、实际主持町地行政事务的却是町人身份的商人，他们被称作“町役人”，即“町官”—包括两级“町年寄”和“町名主”。 加上“米本位”的影响，结果在江户时代，“在城市中，町人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在经济上却凌驾于武士之上，成为都市的主体。因为，无论是札差还是两替商追求的毕竟是从武士那里得来的米的利润，以及在市场上将这些米卖出去的价格差异的最大化。所以札差们的资本积累无不是以对武士的经济掠夺为前提的，而日趋浮华的都市生活和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以及身份制度的拘牵，使以禄米担保进行借贷的武士们身陷泥沼之中。 而在同时期的北京，虽然也有米商、钱商等利用买卖旗人饷米进而成为旗人的债权人，并出现将旗人逼向高利贷债务深渊等事件的发生。但是，旗人与铺户之间的债权与债务关系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正是这一点也决定了北京和江户这两个都城中的统治阶级官僚和武士不同的城市化命运。”刘凤云指出。 据其介绍，大约在18世纪，江户的武士负债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各藩大名的领地都出现了需要向商人的挂屋借贷却又无力偿还的情况。 “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像日本社会那样具有操控国家经济的商人集团。城市化的过程虽然造成了旗人社会的两极分化，下层旗人面临生计问题的困境，中下级小京官同样有薄俸的困扰，但这些都属于传统社会秩序之内的矛盾现象，并未对政治体制带来任何威胁。相反，清代财政仍牢牢地把握在国家的手中，而汉人官僚虽然在京为官但是他们在思想意识及价值认同上，始终没有走出儒家的农本观念。他们总是试图在城市生活中努力寻找乡村的山野味道，于瓜果菜蔬、草木花卉中享受乡村的气息。而一旦为官期满，便会选择致仕归田。”刘凤云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