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城”与“町” 时代周报：在书中，江户被看做是城下町的代表，能介绍一下日本城下町形成的历史过程吗？ 刘凤云：自公元701年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在仿照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同时，其所创建的奈良、京都等城市也是模仿古代的长安，譬如京都里面就有皇宫、官衙、寺庙等。唯一不同的是，日本没有修筑起防御性的城墙。而城下町则完全不同于奈良、京都等“律令制城市”，它的形成完全是武家政治的产物。 在1467-1568年日本的战国时期，诸大名出于战争的需要修建了许许多多的城堡。而且，基于战略的考虑，城堡差不多都修建在山腰上，地理条件增强了城堡的防卫能力，而在城堡的周围则驻扎着保持一定距离的武士，他们是大名势力向外扩张是初被收编在麾下的武士，被称为“家臣团”。这就是武家早期的城堡—最著名有织田信长修建的安土山城和丰臣秀吉修建的大阪。 当时还不是像“近世”城郭那样的平城，而是利用枢纽地点的山丘筑城，是向平城过渡的产物。山城走向平原还有一个过程。 随着诸大名的势力急剧地增大，在聚集力量的同时，客观在山城的下面形成了人口集中的工商业聚落，这些聚落是以满足山城及其周围的武士集团的消费要求为目的的，它们一概被称为“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这些工商业者的聚居区多见于城堡的围墙之外，如此一来，居住在“町”外的“城市居民”对于武装侵略者处于完全无力防备的状态。而且，武士之间的争战除了要消灭对方、夺取建于山上的作为大名居邸的“城”之外，争夺目标还包括那些位于山下的工商业聚居区，即诸多的“町”。战争中的“町”最先遭到战火的袭击，成为战争的殉葬品。从战略上讲，当时最经常性的攻击战，也总是在战争打起后首先烧掉对方在山下的“町”，以断绝粮道，再去围困半山坡上孤立的山城。 失去了“町”的“城”，武士集团虽获得自身的保全，却断绝了粮食等物资方面的供给，因而，无论从防御的角度还是自身生存的需求来看，建设“城”与“町”一体的大城砦的城市便成为诸武士集团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武士集团将山城向平原转移，与“町”合为一体。 正由于诸大名将自己居住的“屋敷”（居邸）由山上移到山下平地的商业和交通中心，所以，相对于中世纪普遍存在的建于山上的“城”而言，人们将建于山下的诸多“町”以及与之相连的城称作“城下町”。 变异的儒家文化 时代周报：你提到，江户时代对于近代日本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铺垫作用，而且指出日本这一“近世“文化酝酿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何以得出这一结论。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与中世纪的封建体制有着一些根本性的区别。 刘凤云：在探讨日本文明发展历程的问题上，以往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视明治维新的作用，甚至有高估的倾向。然而，如果深入地研究一下江户时代，也即是日本的“近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江户时代对于近代日本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譬如我提到的“米本位”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直接导致了町人阶层控制了武士阶层的经济命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德川时代的商人集团，已经孕育着可与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的经济力量。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日本依然存在中世纪的领主体制，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同中世纪时期的一样。特别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商品经济不是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而是与封建地租紧密结合；商人是封建领主经济的寄生物，是专为封建领主服务的等，这些决定了德川时代没有像中世纪后期西欧社会那样产生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决裂的市民社会。 时代周报：你指出，近代前夕的北京和江户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并且最终影响了其各种的近代化历程，对此，能否作出进一步的延伸。 刘凤云：通过比较17-18世纪的近代社会前夜江户与北京，我们不难发现：一是“米本位”、商人与武士经济角色的逆转以及幕府政治二元（天皇与将军）体制表明这一时期的日本，早期融入的儒家文化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异，并让位于形成过程中的本土文化。 二是同期的中国的城市商品经济却没有丧失传统的城市结构与形态，直到近代之前，中国在传统的框架模式中保持着矜持的长者姿态，缓慢地移动着习惯性的脚步，走着熟悉的道路。正是如此，我认为在这一时期，两国的经济结构、社会角色都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总体而言，中国与日本在城市发展诸多表象下的差异，实质是发展成熟的君主集权的官僚制政体与二元政治的幕藩封建制的差异。 时代周报：我们该如何评价以江户为代表的日本近世文化，尤其是与中国的北京比较？ 刘凤云：我想用一个美国学者约翰?霍尔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日本人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的成分—汉字、政府组织、建筑和艺术的风格、哲学和宗教的体系等。但是，几乎在每个领域里，他们都把学到的东西打上自己的印记，从而保留了他们自己的风格。” 对于日本的近世文化，我以为也是如此。虽然处在压倒性的中国影响之下，但日本制度的历史和中国根本不同。日本人并不是简单地推出一个中国文化的小型翻版，他们创造出的某些社会制度和政府类型，反而令人吃惊地和西方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