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说来也真是幸运，近两年来，不时有发表在时代周报等报纸上的文章被《读者》、《青年文摘》和《杂文选刊》等刊物转载。遂有朋友问我写这类杂文或随笔的缘由。我十分乐意就此谈几句。 许多人都知道我在大学里教书，是个教书匠；教书之余搞点翻译，又是个翻译匠。无论作为教书匠还是翻译匠，都好像跟写杂文没多大关系，而我写杂文，偏偏与此有关。 教书匠当然也要写东西—要写教学论文或学术论文。借用易中天教授的说法，大学成了养鸡场，不但规定教授一年下几个蛋即规定写论文的数量，而且规定下蛋的地方，即要下在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上面等等。可话又说回来，只要你乖乖下蛋而且乖乖下在指定位置，大学对你还是不错的—保你有奖金、有职称，甚至有行政头衔和种种荣誉称号。也就是说，只要你在体制内按其游戏规则乖乖跟着走跟着玩，基本可以保证衣食无忧甚或名利双收加官进爵。实际上我周围也不乏其人，他们是校园的骄子、体制的宠儿，香车宝马的拥有者，十足的中产阶级。但问题是，这样就算好的教授，尤其好的文科教授了吗？就算“铁肩担道义”、就算“心事浩茫连广宇”、 就算“仰望星空”的知识分子了吗？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是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是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借用钱理群教授的话，无非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罢了。一句话，校园缺少了什么。于是我开始不自量力地追求大学校园中缺少的东西—追求大学之道、为师之道、为学之道。同时走出校园，诉求社会正义与良知，诉求文化乡愁。 是的，乡愁。而且，由于我是乡下出身的教授，总是忘不了养育自己的故乡，忘不了故乡的父母，忘不了故乡的乡亲和那里一草一木。这样，除了宏大的文化乡愁，又多了关乎生身故乡的切切实实的乡愁，即故园之思。而这样的乡愁，无论我们置身何处，无论我们怀有怎样的信仰和世界观，都会从深处从远处一点点温暖我们的心，比如杏花，比如杏花春雨。春雨很小，很细，如烟，如丝，温馨，迷蒙，若有若无，正是乡愁的物化。杏花，无疑代表故乡的村落和老屋。或谓“沾衣欲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杨柳风”；或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或谓“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故园之思，游子之情，羁旅之苦，于此尽矣。万井笙歌，一樽风月，不足以化解；千里莼羹，西风鲈脍，莫能比之也。可以说，始于大学之道的正义与良知的诉求，始于故园之思的文化乡愁的呼唤，是我的杂文的两只眼睛，或者说是我另外拥有的两只眼睛。而这都与我的教书匠身份、尤其乡下教书匠的身份有关。 我所以开始写杂文，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理由—当然也是不自量力—刚才说了，我除了是教书匠，还是个翻译匠，翻译的书足有六七十本，仅村上春树的就有四十多本。容我再次滥用那个生蛋比喻，就是把村上用日文生的蛋慢慢变成中文蛋，而且要变得一模一样。人家是双黄的，我也要双黄的，人家是红皮带麻子的，我也不能弄白皮带条纹的，你说苦不苦？何况日本东京一所著名学府还有一位朋友目光炯炯地盯着，一会儿说我的翻译“美化”了，一会儿说“庸俗”化了，又一会儿说“文语书面语”化了。说“鸡蛋里挑骨头”未免有失风度，但芒刺在背甚或躺着中枪的感觉的确是有一些的。于是我暗暗发誓，咱自己写写看！“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况且这方面老前辈早已做出了榜样，如我的本家林琴南、林语堂以及周氏兄弟和冰心杨绛丰子恺等人，都是集翻译家与作家于一身的大家。我何不也试试呢？成不成另当别论，试试的价值总是有的—几年下来，这个野心也催生了三四百篇散文、随笔或杂文。
啰嗦了半天，忽悠了半天，其实无非一堆“豆腐块”罢了。论思想，谈不上石破天惊；论题材，算不得独辟蹊径；说意境，也未必深邃悠远。惟一可取之处，大约在于语言或文体。这点还是应该感谢我的老伙计村上君的，他一再强调“文体就是一切”。我也认为“文体就是一切”。而这并不意味我有多么敬业或多么有才，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勇者逐鹿中原，称霸一方，智者商海弄潮，腰缠万贯。而文弱者如我，只好寻章摘句雕虫不止。或者再次借用村上君的说法，甘当一名“文化扫雪工”，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