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栗宪庭的名字近日出现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的韩旭成绘画展的“策展人”一栏j里，实属难得—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已经“退出艺术圈十多年了”。 但这的确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法回避的名字。栗宪庭是中国20世纪80-90年代最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对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日子里，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访，在他采写的文章中，第一次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这个称号把老栗介绍给西方社会。也因此有了后来被神化的“当代艺术教父”之称。 “一个烂好人” 跟着美术馆工作人员和韩旭成，时代周报记者见到了这位身高1.6米左右、身材瘦弱、说话温和的“教父”。临行前，同行的韩旭成提醒“栗老师性格内向，不是那种能够见人便侃侃而谈的人，他跟熟悉的人话才多”，这与常年见诸报道发表言论的形象相去甚远。 有关栗宪庭巨大能力的江湖传言，使得多年来他的家里永远宾客满堂。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几年曾有一个展览开幕，就因为他在某一幅画前停留的时间略微长了一些，那幅画立刻便被买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来我家，我一般都会说说我的意见；如果他们要求我推荐，我就会写推荐。” “他们以为只要经过我的指点，或者推荐，就能成为下一个方力钧。但我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栗宪庭在长时间的沉默后，被问及“艺术评论家的能力”时忽然如诉苦般地打开了话匣，“但我认为艺术领域里，真正能够成为大家的人少之又少，那么其他的艺术家难道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我认为也是有的，我推荐他们是为了鼓励。” 韩旭成也是早十年前上门找老栗的画家之一。2010年，韩旭成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展，策展人便是栗宪庭。当时有人撰文回忆，2008年的时候，韩旭成的画室里作品已经满满当当，但是他不办画展，非等到老栗的认可不可。“其实我现在还是没有认可。”说这话的栗宪庭语气有些“悄悄地”，虽然是当着韩旭成的面，他随后补充了一句，“其实我私底下是严厉的，但是那是私底下。对外的时候，我一般不说负面评价。”然后又低头自言自语。“把我写成了策展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合适啊……”但他还是从北京来了。 某种意义上，栗宪庭的盛名，部分来自于他的妻子廖文总结的原因—“烂好人”，“个个都当他能点石成金，其实他哪有那么大本事。人太多了，挡也挡不住，老头儿自己又是个犹豫软弱的人，他总抹不开面儿。” 成为“教父”前的老栗 性格软弱的“烂好人”栗宪庭，成为后来的“教父”，当然不仅仅因此。 1978年老栗从美院毕业，随后进入《美术》杂志做编辑，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当时这本杂志周围有一批艺术批评家，如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贾方舟、彭德等，他们不仅介绍评论活跃于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介绍了“星星画会”这样的非学院艺术家，吴冠中、袁运生、尚扬、何多苓，以及云南画派和伤痕美术都是这个时段的受惠者。在1980年第三期杂志中，栗宪庭采写了《关于“星星”美展》的报道，这是对星星美展最早的一篇报告。1981年，栗宪庭作为责任编辑在《美术》第一期发表了陈丹青作品《西藏组画》，在同期封面刊发了罗中立的名画《父亲》。
1983年，反“精神污染”开始。今天看来，这是30年历史中的一个不大的波澜，所反的桩桩件件转眼间都成了社会生活中最日常的内容。但在这个小波澜中，老栗被撤职，离开了《美术》杂志。在随后的1985年，他加入新创办的《中国美术报》，成为当时唯一的专职编辑。这份报纸成了“85新潮”的重要阵地，关心艺术的人几乎都是它的读者。 1989年底，《中国美术报》停刊，老栗成了闲人，却利用这段时间撰写了大量推介文章，推介艺术家。1991年，老栗在香港中文大学的《21世纪》杂志发表了《当前中国艺术中的无聊感—玩世写实主义潮流析》的文章，方力钧等人的新作被赋予了一个西方美术史中没有出现过的命名，而他的《“政治波普”与消费形象》一文是对王广义、张培力等人作品的梳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访，成就了他“教父”的名字。 上世纪90年代初，老栗参与推介的这些艺术家连续参加了香港汉雅轩画廊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的“Mao Goe‘s Pop”和德国世界文化宫的“从国家意识形态出走”展览。尤其是1993年，老栗接受国际策展人奥利瓦邀请，参与推介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参加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刘炜、方力钧、喻红、冯梦波、李山、余友涵、王子伟、孙良、宋海东等13位的参加引起了某种程度的轰动，使参展的艺术家获得前所未有的世界知名度。 王广义的画第一次卖了一万多元 然而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他却逐渐淡出艺术圈。可就是在他疏离艺术圈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价码飙升。 1989年的一天下午，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10元，100块钱一沓，共十沓。他把一张画毛主席的画卖给了一个叫宋伟的快餐店老板，挣了一万块钱。老栗说，王广义当时说话声音都抖了，“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晚上，一行十多个人，去了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200多块钱。 可是到了2004年，他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张晓刚那幅《血缘大家庭》的标价，“吓了一大跳！心里咯噔一下，20万！”也就三四年的时间，这幅画后来被爆炒至2000万，“咯噔不过来了都”。“张晓刚刚开始知道自己的作品拍出天价，就发短信给我：老栗，我感到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我回给他的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际云卷云舒。” “艺术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一个品牌，复制自己，他们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场又不认可。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栗宪庭说。 近年，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独立电影。2006年，他在首届北京独立电影展上成立栗宪庭电影基金，从成立开始就完整系统地收藏和保管中国的独立电影，包括影像资料和图片、文字等辅助资料，资助独立电影特别是独立纪录片的创作、推广和发行。这个电影基金，富起来的画家方力钧第一个掏钱；张晓刚则对他说：“老栗，我可以多给你点。” “成功艺术家已经不在我的视野里了，”他有意拉开与当红艺术家的距离，极少参加他们的聚会，基本不出席他们的画展。“我观察到当下的独立电影，有点像当年的当代艺术，需要扶持和帮助。而且很多独立电影导演都有美术功底，我觉得应该帮帮他们。”栗宪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