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想开启下一轮经济发展潮流的闸门，钥匙在哪里？对处于转型之中、正在重新构筑核心竞争力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个问题的确迫待求解，其答案亦亟需实施。 过去，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告别贫困、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如今也面临走至“深水区”的新挑战，从而难以再像前三十年那样有效应对内外变局。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大师的话来说，现在中国“过河”已过半，对河的彼岸也看得更清楚了。言外之意是，可以制定出更为明晰的改革与发展思路。 的确如斯蒂格利茨所言。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在试图“赶超”发达国家的同时，自身亦面临流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性风险。这是已被拉美、中东的历史所说明的发展经济学难题。而要越过这一日益逼近的重大陷阱，必须果敢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来驱逐“魔咒”，取下这柄高悬于中国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寻找创新的动力源 应该说，知识界出于公共利益而达成的默契是可观的，对此已存在不少认知上的共识，但依然缺乏真正除旧革新的行动性合力。仅从观念来说，仍不可避免地有着较深的分歧和障碍。这从近期广受关注的一份报告所引发的争论和非议，便可见一斑。
对于中国中长期的改革与发展，其实，这份报告凝聚了诸多的真知灼见。举例而言，其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TFP（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助力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类似看法，也在不少经济学家的阐述中可见。比如，笔者最近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对话，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张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产业的结构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基本观点是：“调结构”永远都是“机制”重于“结果”。这位来自官方智库的经济学家担忧“调来调去，最后看到的是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结构却越来越扭曲”。 这种担忧决不是多余的。倘若说，过去地方政府看的主要是GDP总量指标，那么，如今却变成了更细的产业指标。表面看，这只是指标模型的变化，背后却是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向了政府直接指定产业技术路线。这如何不是危险所在？ 试想：GDP有一种综合性因素，导致很多激励上的“政策相容性”。如果把它拆分为七八个所谓产业指标，就意味着彻底走入纯计划经济时代。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结构变革千万不要再去陷入所谓的产业当中。产业应该怎么发展，难道是由官方指定说要发展多少个重工业、发展多少个光伏产业、发展多少个LED吗？如果一个省份全都搞某个产业，比如LED，然后一好全好，一不好全不好，该是多么可怕。 正因如此，调结构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结构本身，而在于如何强化机制。惟有持续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给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有效保障。应当说，制度比人更重要，机制比结果更重要。偏离市场机制的做法不可靠，强行扭成的结果则不可信。或许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毕竟，并不存在人为设计的最优结构。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称之为“创新力迷局”的视角，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人们对此可能会强调不同的方面。比如有的说，国人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或有的会讲，国内的科研与企业是“两张皮”；也有人则认为，是由于国家投入资金不足。 真的是投入不足引起的创新乏力么？事实远不是这样。目前，中国R&D经费支出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国。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投入的量多量少，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些科研经费的投入与产出比不高，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这是有绩效评价作为依据的，广为公认的重要指标是ESI论文数量及引用率，尤其是中国科研成果在引用率上的落后，足可窥其一斑。 关于中国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部分都浪费了；官方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很多成果没有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官僚作风脱离实际指导创新的方向，并带来大量的资助，注定结果不会好到哪去。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 换句话说，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日益制约着这个国度的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而非“量”的堆砌）。要想避免“创新”流于口号，绝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是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在哪里。 在此，我想将本文基本结论先予明确：惟有改革才能为创新开山辟路、保驾护航，惟有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方可再度激活和释放社会活力。 虽说从逻辑上讲，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结论，仅仅是常识而已，常识又何来新鲜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常识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支配性力量？若不将此作为努力的方向，对许多问题的认知就会一叶障目，容易受到蒙蔽，继而蒙蔽他人。 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 不妨换一个视角来论证上述命题，并得出同样的观点。不难发现，中国当前不光是中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少地方其实也在各自所规划的发展战略中，都将“创新驱动”视作实现经济转型的基本路径。若以“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理论观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通常会经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等四个阶段。 也可以说，这四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依托的是各自对应的四类驱动力。其中第三阶段的经济发展引擎，正是创新导向或创新驱动。在迈克尔·波特的描述中，一国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特征主要包括：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少；很多企业克服了生产成本或汇率变化的冲击；大规模海外投资潮的出现；产业集群向纵向深化或横向跨行业发展；政府无为而治等。 以此按图索骥，先后跨入“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是：英国（19世纪前半叶）；美国、德国、瑞典（20世纪初）；日本、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21世纪初）。现在，真轮到中国经济了吗？对此，学界有着不同观点，也不乏质疑之声。我注意到，上海人大财经委李迅雷的分析颇有代表性，可作为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靠什么推动？”这是李迅雷疑问的开始。由于过去10年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他判断“中国经济还未到达创新驱动阶段”；又因依靠“前期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的时期已经过去，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成为主导经济的力量”，判断中国经济应该处在投资驱动阶段。从而认为，目前不少省市明显高估了创新驱动在现阶段的作用。 何来创新驱动？！其推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城市化率水平还比较低，故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和资源流动性需求，投资需求带动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以寻求合理的资源配置。2011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5%左右，GDP增速超过9%，且没有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经济增速低于8%。但从它们的GDP构成看，无论是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还是金融业中的创新业务收入占比，或服务业中的新兴产业、新型服务模式的占比，都非常低，累计不足其GDP总量的10%”。接着还比照了日本在1975年及韩国在2000年以后的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速，以及日本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时的贫富差距，以较为详实的数据佐证了前述判断。 由此得出，“中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创新驱动显然还只能在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尝试；对全国而言，即便今后还是延续投资驱动的现有模式，城市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10年之后的城市化率提升至60%，也仍然没有达到创新驱动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 通过援引以上分析，或许能够有助于理性看待“创新驱动”这一命题。中国经济社会变迁，往往伴随着无数的口号，多数已经成为历史沧海中的小浪花，其中也不乏错误或可笑的例子。但我认为，目前即便中国经济尚未到达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对沉重转型的东方大国而言，“创新驱动”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不仅如此，还需对“创新”的含义进行创新的认识。 尽管在一定范围内，“创新”易被强调为技术层面的进步，尤其是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仅仅突出为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何等重要、从而容易忽视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同样重要的现实语境下。不过，当人们愈加发现，内生动力对经济良性发展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终于意识到：体制、机制、法治的创新与进步，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来说，又是多么的关键。 从人文高度审视危机 基于上述认知逻辑，不难得出：“创新驱动”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应有之义，正是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创新，也就是改革。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驱动力，那么，改革则是创新的驱动力。二者结合起来，方是“创新驱动”的完整意思。 倡导“创新驱动”，本身没有问题，更是势之所趋。其实这和突出“内需”、强调“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抑或其他类似的提法，都重在落实。而要真正“落实”，就决不是某句口号可以实现的了。 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好，还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也罢，关键是源源不断地进行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创新和改革，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营造创新创业环境，激活社会活力。概言之，经济发展能不能驶向“创新驱动”快车道，其重中之重，在于是否进行以及能否持续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舍此，别无他途。 就此意义上讲，若想实现“创新驱动”，必将“改革驱动”进行到底。因此，重启改革议程、凝聚改革共识，显得迫而切之。而对中国来说，既要深化经济领域的革新，亦要从人文的高度，更深层次地审视社会危机和体制问题，以改革的逻辑构建“动态和谐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