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3年9月，"渤海一号"杂货船从日本神户捎带小型集装箱驶抵天津港，天津港成为中国最早从事集装箱业务的港口；1977年12月，中国远洋丰城、盐城两轮试装20只20 TEU集装箱开赴日本；1978年中国第一个集装箱专用码头天津码头建成，当年9月，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在上海开辟了中国第一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标志着中国集装箱运输步入专业化发展道路。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如同从阴云中射出的第一道阳光，1979年年初，凭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契机，招商局的一批创业者来到蛇口，将封闭了的国门从这里悄悄打开。集装箱，这个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铁盒子，以它神奇的魔力改变着世界制造业的格局。20世纪60年代最早在其发源地美国生产，70年代转移到日本生产，到80年代，美国和日本完全停止了生产，韩国成为了集装箱最大的生产国，当时韩国提供了全球集装箱的70%~80%。
1979年，林福孙博士和麦贤慧女士与广东省华侨企业公司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合资集装箱生产厂──广东大旺华侨集装箱有限公司，投资900万美元，全部设备都引进美国最先进的生产线。广州造船厂（后改制为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建立起来的全国最早的集装箱专业生产厂家，1981年1月正式投产。上海船厂集装箱分厂是华东地区第一家集装箱厂，上海船厂与联邦德国两家公司签订合同以补偿贸易方式筹建集装箱分厂。1981年1月开工，1982年3月基本完成并试生产。1979年5月24日，招商局代表与宝隆洋行及美国海洋货箱公司(Sea Containers)三方就筹建集装箱厂事宜在宝隆洋行香港分行进行了洽谈，1980年1月4日正式成立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有限公司，1982年9月22日正式投产。按照投产时间，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有限公司是国内第4家集装箱工厂，当时广东广船和广东华侨大旺集装箱厂都是引进的美国技术和设备，投资规模达到900万美元，被称为"两大"；中集投资300万美元，引进一条德国的二手设备，上海华海投资710万元人民币，被称为"两小"。当时"两小"中的中集与大旺和广船"两大"在珠三角形成竞争并处于绝对的劣势，也是最先遭遇困难的工厂。所幸的是中集是当时唯一建在特区的集装箱厂，这里的新鲜空气吸引着内地具有创业精神的人走进这家规模不大的工厂，李启元、唐国才、胡浩棋等都是被这里的市场化机制从武汉和广州吸引过来的。1987年恢复生产后的中集表现出充沛的活力，1988年8月完成增资，并承接广东大亚湾核电站1万平方米钢结构制造，工程造价300多万美元。1989年9月1日复产后的第10 000个集装箱下线。但中国对外贸易和航运业务并没有因此一帆风顺。就在深圳准备庆祝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给快速增长的经济和改革带来了震动和不安，1988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18.5%。接下来就是中国长达两年多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在经过了1988年、1989年通货膨胀的抢购风后，生产厂家开始大量的产出，接下来的宏观调控导致了大量的工业库存和失业。1989年、1990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率下降至个位数，1990年中国进出口货物总额1 154.1亿美元，比1989年仅增长了3.3%。其中出口总额620.6亿美元，增长了18.1%；进口总额533.5亿美元，下降了9.8%。1989年东欧和中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风潮，使中国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但经历过工厂罢工和停产的中集在混杂闷热的环境中却显得特别淡定，1988年麦伯良任副总经理，1989年9月1日，中集庆祝复产以来第10 000个集装箱下线，并在11月份增资到1 000万美元，把原来的老厂连成一个大厂房，增加一条生产线；1990年唐国才受邀出任南通顺达集装箱公司总经理，刘学斌任副总经理，中集开始了版图扩张的第一步。1991年，中集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小而强的企业，在中国集装箱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公司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一方面国内外经济环境扑朔迷离，另一方面竞争对手先进的制造技术和雄厚的资本涌入中国和东南亚。但麦伯良预期到中国集装箱行业将迎来历史性机遇，集装箱制造中心在经历了从日本向韩国的转移后，将逐步转向中国，与麦伯良有着同样预期的还有日本的住友商社。1990年夏天，住友商社派柳田来中国考察集装箱市场，并因此与中集结下了不解之缘。1992年3月，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在深圳发表了重要的谈话，明确了"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方向，此次南方谈话对于处于迷茫中的中国如拨云见日，也使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再现活力。这年，经过时任董事长董玖丰举荐，33岁的麦伯良成了中集的总经理，正是基于更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前景的判断，他比当时处于集装箱制造主流的韩国企业更早预期到世界经济转移的大趋势。从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开始的各种力量极度冲击，几乎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情绪都处于躁动不安和失去方向，但这段时间集装箱业务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却是那样有条不紊。到1991年年底，已有30多家工厂建成或正在筹建中，1992年全球集装箱产量113.5万TEU(见图2-1)，其中中国约19万箱，超过全球市场10%。当年广船国际的产量是26 862TEU，中集准确的产量是18 748TEU。当时集装箱的毛利率达到30%，单箱利润达到500~600美元，中国出现集装箱投资热，当时最高峰全球集装箱生产厂家达到70多家，其中中国就有40多家。图2-1 世界集装箱产量与中国集装箱产量早在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逐渐向垄断阶段过渡，"过剩资本"的大量形成直接成为资本国际流动的动力和源泉，跨国公司也因此形成。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国际资本和国际间产业变得没有界限，制造基地的转移意味着企业赢利不一定局限在本土的经营，产权是连接资本的纽带。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到了世界经济浪潮中，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国际竞争中，世界集装箱龙头企业──现代和进道是中集最强的竞争对手，它们已经开始关注和进入中国。但麦伯良意识到，市场机遇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全球任何企业都有可能在这里投资建厂，行业竞争将更加激烈，中集必须在生产基地的布局、产品质量和成本上获得优势才有机会在竞争中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