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年经济工作会议把改革作为明年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并对改革进行了新的表述，令人耳目一亮，尤其是指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在党和政府历次会议上很罕见，反映了新领导层对中国改革有一个总体思考。 我曾撰文表示，新领导层开局会把改革作为一大重点突出，并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体现出来。但上述提法，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为什么新领导层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首先，当然是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需要啃“硬骨头”。“深水区”的改革和以往改革的一个最大不同之处，是社会的利益明显化和多元化，不同利益群体对于未来发展的判断和预期有差别，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共识难以形成。 特别是在改革进行30年后，经济发展积累了巨大利益存量，改革要取得突破，就必须打破这个利益存量，对其重新进行配置。而这个利益存量不但包括一般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包括政府。 换言之，很大程度上，政府也成为既得利益者之一。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政府主导，政府即使不是改革的第一推动者，可要改革顺利推进，也必须得到政府的首肯，这种情况下，如果改革的设计者自身成了改革的对象，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可知，这样的改革实际很难推进。 何况，其他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非常大。这就是最近几年改革未能有效驱动的一大因素。 中国早期的改革，由于起点低、普遍贫穷，社会90%以上的群体都赞成和支持改革。那是一个改革的黄金时代，属于帕累托意义上的改革，即几乎所有人得利，而无人受损。 但在利益生成特别是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固化后，改革客观上就变成了有人得利有人受损的零和博弈，要想全社会都从改革中得益已经很难，只能是使受益面扩大，受损面缩小，但前提必须遏制利益集团包括政府对继续攫利的冲动。 为此，高层需要有一种利益的自觉，从人民和国家的整体、长远和最高利益出发，对制约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和设计，提出解决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乃至时间表，以此作为规范各类具体改革的标杆，和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 换言之，推进改革时，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零敲碎打，而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只有高层具有这种自觉性。 其次，它也与前一阶段的改革方式不能适应今天的改革形势和要求有关。众所周知，过去二三十年，改革总体上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状态，对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应该分几步走，是否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路径和时间表，社会不是很清晰，也无法做到清晰。 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曾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阶段性目标，但不可能对整个改革进行一种总体设计。这是基于在中国进行改革具有很大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穷国、历史文明悠久的国家推进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无经验可资借鉴，这就几乎注定了改革是一个自我摸索的过程，从而对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可能有一个足够的估计，因此，现实中呈现的改革，只能是先易后难，顺序推进，即所谓“渐进性”。此乃中国改革世所公认的特点。其实，“渐进性”从字义本身来理解，意味着对改革和发展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与部署。 缺乏规划、目标和部署，遇到具体的改革和发展难题，自然是绕着走。而改革在进入如今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后，各种深层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已很难分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也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省区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使我们对矛盾和问题的性质、特点等能够更好地去认识。 比如，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而复杂的精巧系统，只有实行了一段时期的运转后，我们才能认识这个系统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它的矛盾和问题所在，没有实践，就不可能有如此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可把市场经济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出来，把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确定下来，然后根据这个施工图进行施工。 因此，由“深水区”改革的形势和特点所决定，过去的渐进改革方式难以适应这个要求，从而提出了一个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问题，即从全局和更高层次去谋划和部署改革，明确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哪些要改，哪些要坚持，整体地、全方位地为规范有序的改革提供原则、方案和实施路线图。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中国未来的改革，要提出一个总的目标模式、实施方案、路径和时间表；二是在每个分改革中，也要有具体的实施重点、步骤和时间要求。 对未来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部署的描述，实非我的能力所及，这里只提出一些改革的原则、要求和现阶段改革的重点。 就未来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而言，无外乎以下几类：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国企再改革，收入分配，土地制度和城镇化，央地关系，要素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政治民主化与改革。因此，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从它们入手，制定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要全面实现改革的目标，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当下而言，应重点围绕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内部各层级关系，在财税金融、国有经济、资源和要素、市场监管、社保与收入分配、土地和户籍、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反腐败和法治建设、政府职能等方面，设计出改革的方案。 财税改革的核心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与完善，现阶段重点是构建结构优化的税制体系，以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 金融改革重点则解决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发展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推进利率市场化，构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 国有经济改革应改变国有资本过于集中的状况，打破行政垄断局面，吸收民间和社会资本，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同时对国企进行股份化改造，解决党管干部和市场化选聘人才的矛盾。
资源和要素改革关键是建立反映资源和要素价值的价格体系和形成机制。 市场监管重点是理顺不同监管机构的权能和职责，解决监管不足和过度监管的问题，把监管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社保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均等化的普惠的统一的社保网络，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级，将不同养老保障并轨，提升社保水平。 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是建立职工持股制，确立资本、技术、管理、劳动力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途径，形成国家对收入分配关系的有效调节机制。 土地制度改革关键是提高农民的土地出让收入和自主决定土地转让的权利。 户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民众自由流动的机制，把福利从户籍剥离出来。 社会组织的改革目标是放松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让民众自我组织起来，自我管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壮大社会力量。 反腐败的关键是建立一套预防腐败的制度和机制。法治则需要确立法为社会的最高权威。 上述改革都涉及到政府。事实上，政府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关键与核心。政府改革关键是解决一个权力合法来源问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授，此外，还要解决权力合理配置和严格监督的问题。但现阶段来讲，重点是大力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公共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促进政府管理体制由管制向监控方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