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关报道说，2013年我国将对780多种进口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其中包括调味品、特殊配方婴幼儿奶粉、心脏起搏器、血管支架等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生活和医疗用品等。 此次调整，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显然是一个利好，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也是正确的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征收关税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但海关关税制度的建立则是在晚清时期了。 晚清的关税制度，在今天看来颇为奇特荒谬：管理海关的总税务司由李泰国、赫德、梅乐和等外籍人士相继担任；海关收入保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中；关税税率须与列强协商确定，也就是实行关税政策。清朝政府并无关税自主权，这是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深以为憾的事情。 19世纪末，大清国际交往中的增多和挫折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怀。追求关税自主，以关税保护民族经济等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思潮。
受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郑观应、马建忠等人力倡保护关税，郑观应就认为：为“决胜于商战” ，应师法“泰西税法”，“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务将进口之税大增，出口之税大减，则漏卮可以渐塞，膏血可以收回”。 他还建议对于出口货物，“税宜从轻”，“以广去路”；对于进口货物，“一律加征”以“重税以遏来源”。 另一位财税思想家马建忠也认为，西方国家之富皆源于“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其中保护关税政策功不可没，因此他建议实行有区别的保护关税政策。 与郑观应、马建中等人差不多同时，严复等提倡自由贸易，反对保护性关税，认为保护关税“既非大公至正之规，而又足沮遏工商业之发达”，“名曰保之，实则困之，虽有一时一家之获，而一国长久之利，所失滋多。”但在当时以及其后的大环境下，自由贸易的思想并未成为主流。随着晚清以及随后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关税遏制进口鼓励出口则成为主流思想和政策。 清朝灭亡后，中华民国政府为争取关税自主权进行了反复的努力，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收回关税主权。 中共新政权建立后，国家拥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但由于有过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数十年的屈辱，有过关税不能自主，关税必须与列强协定的痛苦记忆，有过列强利用协商关税谋取在华特殊贸易利益的特权，也由于中国新政权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新的闭关锁国政策，因此，在关税思想和政策上，新政权实际上延续了郑观应等人所坚持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突出的特点是，严格控制进口，对允许进口的货物实行重税。 直到1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向世贸组织承诺逐步降低关税，进口关税的税率才逐步下调。 高进口关税政策必然是贸易失衡。贸易失衡不但带来国际贸易摩擦，也由于外汇占款过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 高关税也限制了人们的消费选择，影响了消费质量。一些质量优良的进口商品，因关税高而价格高，国人无缘享受；有人冒险走私，却往往触犯法网；也有人利用出国机会从国外大量购买，造成国内商机的流失。 那么，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高关税可以保护弱小幼稚的民族产业，民族工业等，是不是有此效力呢？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一针见血地说：“幼稚产业论实际上是一种烟幕。所谓的幼稚产业总是成长不起来，而且关税一旦开征，几乎就不会取消。”“幼稚产业论为之争取关税保护的，是那些发展了多年却仍然幼稚的产业，这些产业已经能够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了。”显然，高关税保护脆弱的民族产业之类的说法，正是能量巨大能够影响政策和舆论的产业部门的借口而已。在中国，闭关锁国和高关税保护下的民族产业并未成长起来，而开放和竞争促成一批民族工业的兴盛。 事实上，进口高关税的一个实际考虑就是税收，政府担心降低税率会减少税收。 表面看来，高税率的确有高的总税收。但是，进口商品因为多是弹性比较大的商品，很多人对于此类商品的价格变化相当敏感。提高关税必然提高价格，从而导致消费数量的下降。相反，如果关税税率降低而引起价格的下降，则必然带来交易量的增加。 所以，从关税收入的角度来说，降低税率或许不会带来税收总额的下降，说不定还会因为数量的增加而使税收总量有所增加。 关税的降低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增加了消费者福利。 但因为关税涉及到国家主权，高关税又与保护民族产业等动人辞藻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护性关税往往具有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正确性。扒掉这层面纱，就关税而谈关税，那么，这种税收就不过是一种政府创收的工具，并不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