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城镇化系列报道之二 嘉 宾： 主持人： 本报记者 韩言铭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滕泰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冯奎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陈浩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 高路易 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说。 城镇化被视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对应的都是上千万人口以及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和消费。相关测算显示，未来十年将有超过2亿多人口进城，每人进城平均成本以10万元计算，就是20多万亿元的市场；与此相关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则将数倍于此。 针对城镇化带来的投资机会等话题，《中国经营报》记者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陈浩和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滕泰共同探讨城镇化中的商业机会。 释放内需 城镇化最大的变化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规模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劳动生产力有所提高。 《中国经营报》：相关预测显示，20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届时将会有10亿人居住在城镇。大规模人口的流动会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陈浩：70%城镇化率背后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大概新增4亿城市人口。这些数据背后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非常多的发展机遇。 具体到君联资本，我们看好消费品行业、现代服务业和医疗健康领域。2011年我国人均GDP为5432美元，消费率48.2%，处于工业化后期水平。国际经验显示在这个阶段和GDP水平，居民消费通常呈较快速增长态势；消费品品类众多，总体上品牌化程度仍然较低，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加上消费品行业相对抗周期性和防御性，仍会是投资行业关注的最重点领域之一。 现代服务业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的时期，根据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对GDP的贡献率以及拉动率稳步上升趋近工业，预计未来5年有望全面超越工业；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不断融合，推动了制造的服务化；服务业内部结构也在不断调整，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目前以大城市为主要市场，二三线城市也愈发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市场。
医疗健康受益于消费和政策驱动，从消费端来看，消费升级，医药行业占GDP比重从5%逐步提高；到2015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及城市化发展带来医疗服务需求层次的提高，都说明医疗行业很有发展前景。 滕泰：城镇化最大的变化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规模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劳动生产力有所提高，与此同时，这些人到城市之后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从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或者内部消化的服务，过渡到现在的社会化解决，他们新增的服务需求旺盛。这对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产生了需求。这些变化都会带来很大的机会。当然，地方政府在解决进城人口的教育、医疗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未来政府也将在基础服务方面加大投资。这也给市场上的一些公司带来机会。 冯奎：从51%到70%，有几亿新增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劳动，加上此前已经在城里居住工作，但还没享受到城市基本服务的人口，这部分人群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都将刺激经济。而这群人产生的消费又将有一个乘数效应，包括一些消费结构的变化。如果估算的话，因为每个城市的成本不一样，有几万元的也有二三百万元的，平均估算的话，将会产生几十万亿元的实现成本，这些成本意味着需求，意味着投资机会。 基础设施仍是投资重点 东部地区更多产业在转型升级，大规模的投资阶段已经过去，中西部以城镇化为主线的增长潜力还比较大。 《中国经营报》：城镇化将是我国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城镇化过程中，哪些行业将分享城镇化带来的投资机遇？ 巴曙松：十八大之后城镇化会加速，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趋势，围绕着城镇化的布局，发展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地下交通等，毫无疑问基础设施投资依然会是推动经济复苏非常重要的力量。 实际上随着产业向中西部的迁移以及中西部城镇化的加速，在产业结构中，西部一二三产业的比重跟2000年左右沿海地区十分接近，城镇化加速的愿望、趋势、空间都很大。中西部地区向发改委报的项目投资总额达数万亿元，这些项目的卡位只等发令枪响，具体进度取决于宏观政策。从历次政策周期和投资周期来看，缓解之后第二年和第三年投资加速非常明显。 此外，值得注意区域之间潜在增长率的分化会非常明显，东中西产业结构的构成和变化非常显著。东部地区更多产业在转型升级，大规模的投资阶段已经过去，中西部以城镇化为主线的增长潜力还比较大。这种分化的格局意味着东中西三个区域需要采取不同结构性的政策。 冯奎：城镇化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旧城改造型的，另一类是建新城。无论哪一种，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升级换代，对于基础设施都有需求，而城镇化过程中，这么多人生活在城市面临着资源、能源等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进行绿色、环保和循环等方面的改造，或者直接上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对于环保绿色行业是利好，这方面会有投资机会。另外，无论是从静态还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城镇化推进过程也会伴随产业的整体升级和转型，过去以工业以主导的城市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 城镇化的路径应该多元化，不应该只靠政府主导这一条道路。 《中国经营报》：目前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生活水平较低，消费能力较弱。未来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会给政府带来压力，城镇化之路应该怎么走？ 冯奎：在城镇化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问题，比如一些城市扩充方面面临着建制的问题。城镇化的路径应该多元化，不应该只靠政府主导这一条道路，其实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自上而上，政府推动城镇化；也可以从下而上，自发建立城市，比如在浙江首批27家小城市培育中的苍南县龙港镇，这座小城镇就是农民自发建设起来的，农民起了主导作用。像这类的经济强镇、人口大镇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着建制的制约。城镇化过程中还有一类是城市边上的村庄，虽然是村这种自治组织，但是他们已经从事的工作与农业相差甚远，他们用集体土地盖工厂、建适合城市人居住的房子。对于这一部分需要机制衔接。目前一些地方的新城建设过程中存在“政府出面，企业投资”的现象，其实这一块应该公开化，规范化，引导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如果不规范化，未来的问题会很多。总之，城镇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巨大的投资过程，在这当中，政府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解决人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建设好城市。 高路易：为了再平衡、升级和维持增长，中国一方面将资源引入新的增长性行业，另一方面推动人口迁移，全方位支持人口形成与城市居民相似的行为和消费习惯。但是，中国在一些方面的改革进展比较快，在其他一些方面却比较缓慢。比如在农村土地改革领域，地方政府与中央财政关系等方面，地方政府承担了过重的负担，比如教育、医疗保险和社保。要解决大规模人口迁移城市，我认为地方政府要承担这些服务，就需要强劲的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比如持续财政转移支付或者是房产税。再看一下当前中国财政体系，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异很大，有许多专家都建议地区之间的财政再分配，也就是所谓的财政转移等。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地方政府才能承担更多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