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未尝试用如此方式欣赏一幅中国古代画作。 这幅无画家印款且一度被误认为元代作品的《唐人宫乐图》，如果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匣子里陈列，不过就是一瞥而过。现在，它被投射到大屏幕上，隐约间乐声悠扬，唐代嫔妃们浅笑低吟，但当人们走近观赏时，这些声音戛然而止，她们立刻回复原画中的优雅，弹弹琴喝喝酒。 不过，如果站到大屏幕前的压力地垫上，这些后宫嫔妃就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风情。这里是纽约，横抱琵琶变成了横抱吉他，“I love NY”的T恤和百老汇的扮相遥相辉映；这里是巴黎，桌上是精美的下午茶点心，身后的侍女扮演小丑助兴，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是她们浪漫香颂的注脚；这里是台湾，像极了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围坐桌前却各自忙着手里的手机、电脑和平板。 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数位展现场。9月初，台北故宫将其在大陆最大规模的数位展带到南京文交会，并在文交会结束后移步凡德文化街区，从9月底一直展出至11月。 数位展览 以《唐人宫乐图》为原型创作的《唐宫狂想曲》正是这个数位展重要的展品之一，以一种谐趣的方式，让参观者在认识并记住这幅精美画作的同时，也体验了文化：此画原标题为《元人宫乐图》，但画中人的发饰，尤其是发髻梳向一边的“坠马髻”，以及画中的各种器具都与晚唐时期的时尚相侔，因此改定为《唐人宫乐图》。 如南京这样的数位展，台北故宫每年都要举办数场，足迹遍布全球各地，甚至已经加入谷歌艺术计划。在台湾，这种人文结合科技的多媒体展示（In-Gallery）几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常设单元。自2008年始，台北故宫在桃园机场设立“未来博物馆”展区，开始以跨界前卫的数位科技，创造古今对话。台北故宫前院长林曼丽评价说，这是以先进的科技手法呈现台北故宫博物院经典的当代面貌，让华夏艺术文化与科技结合，创造文物永恒的价值。 2010年，包括《唐宫狂想曲》在内的《乐活故宫》开始在未来博物馆展出，探讨华夏古文物在现代乐活哲学里的风貌。策展人洪一平在诠释策划理念时说，当科技遇见人文，常常会激发出新的文化创意火花。这样的展览就是致力于运用数位科技表达故宫文物的核心内涵，并结合虚拟展示技术，让人们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去亲近和欣赏珍贵文物。 2011年开始，未来博物馆展出了《3D故宫》。与此同时，台北故宫还在嘉义举办《故宫零距离特展》，在华山创意文化区展出《精彩数位故宫》等等，充分利用新技术将院藏文物转化为前卫与古典跨界的艺术。 这种跨界本身就意味着各种尝试，在南京的数位展上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发散性的文物创意性传承。如果说《唐宫狂想曲》展示出一种近似动漫的趣味性的话，当代艺术家朱嘉桦对郎世宁《百骏图》的诠释，则是更为严谨的当代艺术再造。朱嘉桦制作了动画影片：一开始所有人物马匹都在画中消失，逐渐夜幕低垂星光乍现，画中的河水如镜面般映射出月光，其后闪电雷鸣大雨倾盆，雨后迎来晨曦，人物和马匹逐渐出现。在影片的最后，完美呈现了郎世宁的原作《百骏图》。而从毛公鼎演绎出的互动装置，则更具有文化传承的普世意义，除了能够通过3D的方式看到该鼎的全方位展示外，台北故宫还从毛公鼎内壁镌刻的500字铭文中选取70个，通过触控技术，可以让参观者了解每个汉字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演变历程——这种知识补课尤其令只识简体字的大陆年轻人豁然开朗。 传统文化与技术的结合，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负责此次南京展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教育展资处谢俊科科长说，台北故宫致力于打造一个平台，我们自己做一些可以叫做正规的工作，欢迎艺术家、学生等所有人提出好的创意进行尝试。事实上，《唐宫狂想曲》的创意就并非来自台北故宫内部，而是数位展的合作伙伴之一顽石创意。从没有一家博物馆如台北故宫这般无墙开放，利用数字技术将华夏瑰宝深入生活和人心。 在文化全球化的风潮中，艺术超越了时间及空间的藩篱。刚刚卸任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说，“博物馆主动结合新媒体艺术之展览，（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首例，藉由本院数位化图档与新兴媒体艺术融合后，产生独一无二的展览。” 数位典藏 对普通人来说，展览是我们理解博物馆的全部，但如果也这样想台北故宫博物院，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冰山一角。 就像我们看到美轮美奂的台北故宫数位展的背后，是长达10年之久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型’数位典藏计划”。台北故宫在2001年开始规划数位典藏计划，并于第二年正式实施，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博物馆的全面数位典藏计划，是现代化的科技为古代工艺做最优质的保存。简而言之，就是对故宫国宝及重要古物进行专业摄影，建立数位档案，并完成文物的说明文资料库建设。 台北故宫共存有超过69万件文物，截止到2011年已经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数位典藏基础，其中最主要涉及器物处、书画处和图书文献处三个典藏单位的典藏品资料，以及出版组、登记组和科技室的文物保存相关资料。 如果没有这个计划，台北故宫69万件藏品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将冰藏在库房中，永不见天日。这些作品可能不是很有名，或者破损不完整，也或者脆弱以至于提阅原件并不方便，有一些文物甚至从来没有机会被摄影。在数位典藏计划下，这些文物以全新的形态留下倩影，对那些原本破损或者不受青睐的文物来说，更是一种新生。 就像台北故宫器物处处长邓淑萍说的那样，不要让人家觉得故宫这个庙堂很保守，在里面工作的人以拥有这些古物自重，这是不对的。应该是我看得到，天下人都看得到。正是数位典藏计划使这些文物重新展现在天下人面前，甚至有机会以从未想过的方式呈现，比如《唐宫狂想曲》。 不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交汇，向来被看作一组悖论。就像2001年数位典藏计划刚刚在台北故宫进行时，与人文气息浓厚的故宫看起来格格不入一样。这些专业研究员从来都是从文史或者艺术史的角度去做研究，并没有技术背景甚至对技术都不懂，更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跟科技建立如此紧密的联系，因此一开始抱着相当惶恐和疑虑的心态。 当然，10年后的今天，在台北故宫内部已经不再有人怀疑这项计划的伟大之处，但外部的疑虑从未停止。就像南京博物院的专家在参观了数位展览后在博客里写的那样，“唐宫狂想曲”的表现内容恐有向公众传递错误讯息之嫌，尤其是对懵懂孩童，让他们错以为古代的人们就有了手机、电脑，就知道了法国、美国。 如果说这还是基于数字博物馆的共识，同行间探讨的话，那对谷歌艺术计划的质疑则更加犀利：和原作相比，清晰明媚的复制品显得轻薄浮夸，缺乏历史的厚重感。有钱有技术，但还是不专业，没文化。 好在台北故宫不需要面对这样的耻笑。没有人比这些研究员更了解文物，也没有人比他们更热爱文物，他们的专业无人可以质疑。整个数位典藏的工作，与其说是拍摄工作，毋宁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物保护。 台北故宫的善本古籍典藏一共有1200万张页面，以目前一年拍摄7万页的数字来计算，再拍100年也不能够全部完成。于是总有人问什么时候能拍完，为什么不用三班倒的方式来拍。台北故宫咨询中心林国平主任的回复非常直接，我们希望能拍摄最好的影像来保存，但绝对不能伤害到文物，“它们是文物，，须把这个工作当作文化保存的工作，而不是产品线。” 拍摄只是第一步，不管是瓷器、字画或者古籍，为了重现文物原始的色彩，不仅拍摄前要对所有器材进行较色，拍摄过程中还要对比文物在电脑上再次较色，后期还有多回合的校对，以保证数码照片不失真。有任何一个地方不对，就要从头再来。而研究员们除了日常工作以外，还需要对所有文物的资料进行校验和把关，以保证每一条上传到公开网页的资料都是正确无误的。 其工作繁复程度无以复加，其工作的意义也无以复加。 台北故宫珍藏中有大量年代久远，纸张脆弱的珍品，每一次提阅原件都会对其造成伤害。这一次数位典藏，给每件藏品都建立了高解析的数位图档，有效降低了重复提件的次数，这对保护古物意义重大。 这是必须要走的路。邓淑萍说，“跟世界各博物馆竞争，必须要扎实地把自己从一个典藏国宝，包着不让人看或者只让人看一点点的那种心态解放出来。要把收藏经过学术整理，完全公诸于世。” 事实上，在台北故宫数位典藏计划实施1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庞大的数位资料转化为更有价值的资产。用林国平的话说，大家上网搜查的时候，会有信息爆炸的感觉。的确如此，跟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还只是给参观者提供网上预约的简单功能相比，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网站简直就是一座宝库，每点一个链接都连着下一个链接，总有一种可以连接全世界的错觉。 周功鑫、林曼丽和冯明珠三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历任院长，都曾经为数位典藏做出重要贡献，用她们三位的话来诠释数位典藏及其未来恰如其分。 周功鑫说，台北故宫积极推动文物数位典藏计划，应用数位技术将数千年的华夏瑰宝转化为数位文化资产，并研究科技与人为领域的创新展示方式，发展多元化的博物馆教育资源，将丰富精美的华夏文化艺术转化为充沛的文化创意源泉，形塑故宫独特的文化魅力。
林曼丽说，对当代人来说，来台北故宫是文化的体验。我们费尽心力将文物保存下来，希望能长存数百年；但如果人没有办法跟它对话，这些文物充其量就是仓库里物资的形态。文物真正的价值，需要通过人才能被理解，被内化，或者被再创造。所以博物馆不止要把这些文物收藏好，更要让文物活起来。 冯明珠说，这是时代趋势。博物馆数位化的成果，证明我们的功夫没有白费，我们埋头苦干也开花结果，（这些成果）提供给推广教育、学术研究甚至商业设计都是很好的成果。 对我们来说，从此再也不用漂洋过海，随时都可以通过无墙的博物馆，感受华夏文化和历史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