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提纲： 十八大之后，我们如何走出一条新路？ 一、新路的指导思想 新路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其中核心是以人为本。 二、新路的核心价值观 公平应是最核心的价值，三个支点应是诚信、理性、敬畏意识。 三、新路面临的主要问题：五大危机 一是信仰危机。 一是道德危机。 一是政治危机。 一是经济危机。 一是生态危机。 四、新路需要关注三个更重要 道德比知识更重要。 幸福比财富更重要。 公平比效率更重要。 五、新路的短期和长期之策 新路如何走，要有短期之策，也要有长期之策。 在短期内，应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在长期内，或从根本上，必需要积极推进宗教文明建设。 六、新路的一些具体设想 未来中国高层政治可考虑实行三院制。 未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可考虑设立大区制。 未来中国应实现县民主选举。 未来中国乡镇可考虑建立自治公社。 村取消自治，由自治公社直接管理。 七、新路的三个呼唤 强势的政治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公众的良心，是走好新路的三个呼唤。 八、建设新路需要建设新人 立路先立人。 立人先立德。 立德先立信。 立信先立心。 立心先立正。 立正先立畏。 立畏先脱俗。 脱俗先改俗。 改俗先带头。 九、新路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的发展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既然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就不存在乱摸的问题。 正文： 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十八大之后，我们如何走出一条新路？ 一、新路的指导思想 新路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其中核心是以人为本。 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同时，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新路的核心价值观 公平应是最核心的价值，三个支点应是诚信、理性、敬畏意识。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社会发展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和主导，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迷失方向，失去根本。 公平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最核心的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核心要体现对公平的追求。 对公平的追求，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要比以往社会更为公平的社会。以往社会最大的不合理，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剥削，就是不公平。以往社会并不缺乏效率，但由于不公平，所以，以往社会的效率，往往就是少数人的效率。而社会主义，就是既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也要实现大多数人的效率。这里公平，是实现大多数人效率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实现了公平，劳动成果的分配才会属于大多数劳动者，效率才会真正体现为大多数人的效率。 公平，也是社会主义其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集体主义价值观本质要建立在公平价值观的基础上。没有公平的集体主义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就是虚假集体主义或是伪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价值观也要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没有公平，爱国主义本质也是不合理的。另外，我们提倡改革创新，其重要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公平。改革，就是要改革不公平的制度，这是实现整体效率和全局效率的重要基础。若改革创新没有体现公平，这样的改革就是倒退，就只是为了少数人的福利而进行的改革，就不属于人民的改革。公平观也是公民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准线。若一个人的荣辱观没有建立在公平观的基础上，这样的荣辱观就是错误的，就是自私的或以自我为中心的，或者就是官本位和等级式的。另外，公平的社会，自然就是和谐的社会。没有公平，社会必然就会到处有怨气，也就很难实现和谐。 另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包括诚信、理性、敬畏三种意识，这三种意识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三个关键词。 人类的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方面，就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个方面，就是处理人与未知世界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诚信。诚信是一切优良道德的基础。没有诚信的道德是不可想象的。另外，社会有诚信，法治社会和民主社会也就容易建立。同时，社会有诚信，经济交易成本就低，经济也有效率。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理性。所谓理性，实质就是科学精神。坚持科学精神，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最佳方式。事实证明，在自然面前，不尊重科学，人类的代价是沉重的。 对于未知世界而言，人类保持敬畏意识也是一种理性的表现。这里敬畏既表示一种尊敬，也表示一种畏惧，是尊敬与畏惧的一种混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保持敬畏，可以使人在信仰与理性中找到一种心理平衡，有助于克服人类的自大性和盲目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包括敬畏意识。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破除旧的核心价值观体系。 在我国，旧价值观体系的三个关键词是：面子意识、血缘意识、权力意识。这三个关键词构成了旧价值观体系的三个稳固支点。 面子意识，就是面子文化。面子文化在人格上主要有四种表现。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表现之四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的内心世界就容易与外在约束产生冲突，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 血缘意识，就是家族本位。血缘的泛化就是圈子和关系，所以，血缘意识也就衍生了圈子意识和关系意识。圈子意识就是拉帮结派，而圈子又是靠关系维持的。所以，圈子意识与关系意识实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里圈子靠关系维持，而圈子又加固了关系。目前，圈子和关系意识，成了中国诚信建设、法治建设、民主建设的一大困境。 权力意识，就是官本位意识。在权力意识下，人们只会有恐惧感，而没有敬畏感，也就是只有畏的意识而没有敬的意识，这对社会道德建设十分不利。目前，在一些人的心中，官本位意识仍旧很浓重。 面子意识、血缘意识、权力意识，这三点构成了旧价值体系的一个稳固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也成了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价值陷阱。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意识、理性意识以及敬畏意识也就很难健康生长。在这个陷阱中，潜规则就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公平的价值也就很难实现。 如何打破旧的价值观体系？第一，国家要不断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今后要重点建设精神文明，要加大软建设方面的投入。今后30年或50年，国家应当加大精神建设方面的投入，要积极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对社会而言，物质文明是肉体，精神文明是灵魂，没有健康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就是扭曲和异化的。第二，群众整体自觉是基础。因为价值观的变革是具有整体性的。在大家都普遍不讲诚信和理性的情况下，个别人或一部分人讲诚信和理性，其成本就是高昂的，其对社会的作用也是微小的。第三，如何促进群众整体的自觉，就需要加大习俗的改造力度。习俗是价值观的一种外现形式，改造价值观必须重视对习俗的改造。在改造习俗方面，一是要重视法律的作用。国家应当对习俗的改造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习俗的改造。二是要重视教育的作用，要从中小学和幼儿园就要抓起。三是要重视文学艺术对习俗的改造作用。四是要重视网络的作用，国家应加强对网络的管理，要坚决打击网络不良现象。第四，要重视敬畏意识的培育。第五，要积极吸收西方人文价值中合理的因素。第六，要建设阳光社会。一是要建设阳光制度。所谓阳光制度，就是制度设计要尽可能体现公开化原则。如干部用人制度，就业制度，有关项目的决策制度等，有关环节和有关信息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公开，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监督的积极性，不利于暗箱操作，不利于潜规则的运行。二是要建设阳光领导。所谓阳光领导，就是有大德的领导。在干部队伍建设上，要多提拔一些更有道德的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于一个单位的领导而言，其自身的价值观对所在单位群众的价值观有重要影响和示范作用。 三、新路面临的主要问题：五大危机 目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五大危机。这五大危机也是历史和现实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一是信仰危机。没有信仰，就没有生活和工作的目标。解决信仰危机需要真正的思想解放，需要大力建设宗教文明。信仰是神圣的，不是世俗的，也不是游乐的形式。既然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就必须要有宗教的形式，要让人虔诚，要让人恐惧，要让人震撼，要让人心灵自觉。 一是道德危机。道德危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缺乏诚信。没有道德，生活和工作就没有约束。信仰是道德的太阳，公平的制度是道德的优质土壤。没有信仰，没有公平，道德之花就是枯萎的。建设道德，需要将信仰建设和公平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一是政治危机。党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危及到自身的执政问题。政治危机来自于体制问题，以及人民对党的信任问题。解决政治危机，关键是要制度创新。要建设更加公平、协商的民主体制。 一是经济危机。增长没有质量，只有数量，没有可持续性，过度圈地，农业发展危险，中国经济增长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像在刀锋上，快，危险，慢，阵痛，是一个二难选择。中国经济要走出这个怪圈，就必须要有忍受阵痛的勇气，要敢于慢下来。调结构要比保增长更重。要大力发展农业，尤其要大力增加农产品供给，要重视传统农业，第二产业要走质量之路。在经济转型中，富人要多埋单。 一是生态危机。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水安全问题，等等，已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需要加大这方面的技术和资金投入。若再不重视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以及水安全等问题，未来中国人的人种也会面临退化的问题。国人长期吃有问题的食品，肯定是有问题的。面对灾难，人类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也许到了落泪的一天，可能就什么也来不及了。 中国有五行学说。五行学说认为大自然由金、木、水、火、土等五种要素所构成，随着这五个要素的盛衰，而使得大自然产生变化，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 如果用五行来套中国面临的五大危机，那么信仰危机就是水危机，道德危机就是土危机，政治危机就是火危机，经济危机就是金危机，生态危机就是木危机。信仰是社会之水，也是生命之水，所以，信仰危机可以看成是水危机。道德是社会的根基，也是生命的根基，所以道德危机可以看成是土危机。政治是权力，所以，政治就是火，政治危机也就是火危机。经济是货币，是矿藏，所以，经济危机可以看成是金危机。生态是植被，是绿色，所以，生态危机可以看成是木危机。 目前，中国社会在金、木、水、火、土等五种要素方面都发生危机，所以，中国已经都了需要全面改革的时代，需要做大气魄、大手笔的文章。 解决五大危机也有次序。信仰是龙头，解决信仰危机最为关键。其次，就是要解决政治危机，建设好的政治。信仰危机和政治危机是中国发展的水火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水火不调，必然全身健康就是问题。信仰危机和政治问题若有好的解决，则道德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也最终会得到好的解决。 四、新路需要关注三个更重要 道德比知识更重要。社会发展，既需要道德，也需要知识，但知识和道德相比，道德要比知识更重要。道德是知识的灵魂和统领。知识没有道德，知识就是杀人的利器。知识只有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知识才能体现出为人类服务的正向力量，而不是毁灭人类的负向力量。另外，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法律，但不能没有道德。社会有道德，社会本质就具有法治精神。一个无道德的社会，就是有法律，也实现不了或很难实现社会的法治化。因为社会若没有道德，必然导致法律建设难上加难。法律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结果，若社会没有德性，就很难保证利益博弈产生的法律能真正体现正义精神。另外，就是有好的法律，也需要具有良好道德素质的法律主体来执行，否则，好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念歪。另外，社会有道德，也有利于真正实现社会财富创造的最大化。因为社会有道德，社会就稳定和有秩序，财富的创造过程和分配过程就是合理有序和平稳的。反之，若社会没有道德，财富的产生过程和分配过程就是无序的，就是充满欺诈和破坏的。 幸福比财富更重要。社会发展，既需要财富，也需要幸福，但幸福与财富相比，幸福要比财富更重要。财富仅仅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之一，幸福才是真正目的。手段和目的相比，目的比手段要重要得多。可以说幸福不仅是目的而且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虽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幸福观，人不同，幸福观不同，但条条道路通罗马，这罗马就是幸福的驿站。有超越界的，希望人生不仅现世幸福，也希望来世幸福。有时为了更大的来世幸福，不惜牺牲现世的幸福。没有超越界的，就更多追求现世的幸福。形象一点说，对于人生而言，我们可以将幸福比作是数字1，财富比作是数字0。有幸福，就有1，财富越多，后面的0就越多，人生的价值就越大。没有幸福，就没有1，财富再多，也就是0再多，人生的价值也是0。所以，1是关键，是灵魂，0是补充，是肉体。所以，对社会发展而言，一定要将幸福建设作为第一要务。抓富裕，仅仅是为实现幸福提供条件，若将富裕定为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将手段定为了目的，就是发展的本末倒置。 公平比效率更重要。社会发展，既需要公平，也需要效率，但公平与效率相比，公平比效率要更重要。有公平，必然有效率。因为有公平，付出和回报就对等，劳动者的付出就会得到合理回报，必然就会鼓励劳动者有更多的付出，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得到极大调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会得到有效提高。若没有公平，劳动者的付出就不能得到合理回报，这就不利于从根本上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另外，社会若没有公平，长期下去，人们的不满就会增加，社会稳定和秩序就是问题，维稳成本就会增加。所以，从长期看，有公平的社会，必然是有效率的社会；而社会没有公平，社会发展可能只有短期的效率，但肯定不会有长期的效率。 另外，公平也是产生道德的优质土壤。公平是根基，奉献是花朵。社会越公平，雷锋必然就越多。因为有公平的社会，必将是一个鼓励奉献的社会，这样道德之花也就鲜艳。 还有，公平也是社会产生幸福的重要基础。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这里导致幸福的效用满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绝对效用的满足；一是相对效用的满足。绝对效用是指不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相对效用是指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如收入的增加，既可以产生绝对效用，也可以产生相对效用。一方面，收入的增加肯定会一定程度改善个人的生活处境，增加自身的绝对效用水平；但另一方面，当收入的增加不如别人的收入增加快时，个人的相对效用水平未必就是增加的。所以，绝对效用增加，相对效用未必增加。同样的道理，相对效用增加，绝对效用未必一定增加。如当一个人收入下降比别人慢时，这时他的绝对效用水平可能是下降的，但相对效用水平可能就是增加的。对一个人而言，幸福水平的增加，最终取决于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的总和。当总和增加时，幸福感就增加；当总和减少时，幸福感就减少。 公平是产生相对效用的基础。没有公平，相对效用就是负值。因为没有公平，一个人的幸福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痛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增加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减少。 从人的本质看，人对相对效应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绝对效应。人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一般而言，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但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的灵魂，所以，人的本质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而绝对效用主要来自于自然属性的满足，相对效用主要来自于社会属性的满足。由于人对社会属性更看重，所以，人对相对效用的满足会更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社会的公平性，比提高效率会更加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道德比知识更重要，幸福比财富更重要，公平比效率更重要，应当成为社会的常识。社会发展，一定要更加注重道德、幸福、公平等方面的建设，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三个关键环节。具体比如在学校教育方面，德育就不能可有可无，就不能防松，必须要重点抓；教师队伍建设，道德水平就需要重点考核；等等。加强道德建设，关键是要建设诚信、理性、敬畏精神。诚信、理性、敬畏是整个道德体系的三个重要支点。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德性的最基本支点；理性是人与自然关系最基本的德性支点；敬畏是人与不确定性世界最基本的德性支点。另外，国家发展要更多注重群众幸福度的提高，而不仅仅是GDP的提高。 另外，要推进社会的道德、幸福、公平综合发展和提高，公平建设是枢纽，是核心。因为公平既是幸福的基石，也是道德的基石。 如何建设公平，第一，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具有相同的选择自由。就是在选择的自由度上，要更多强调机会均等。所有职位要平等向所有人公平开放。第二，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收入分配的按劳分配。国家对收入分配要加大计划、法律等调控力度。这里笔者认为，收入分配的大体合理原则应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收入应当属社会最高水平；社会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应当保持在社会中流水平；最后是一般简单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样收入分配既符合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分，也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好处。国家也要严格限制行业之间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对垄断行业要征收高额重税。对遗产要征收高额税收。国家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投资，保证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第三，社会应尽可能保证先天资源收益的平均分享。对于人类而言，先天资源，就像一个没有失主的黄金，其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收益平均分享。比如土地，就是先天资源。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笔者认为，对于先天资源收益，关键不在所有权，关键是要实现收益的平均分享。但由于在收益分配中，所有权具有强势地位，所以，国家要对来自所有权的收益进行最大程度限制，要通过税收等多种手段，实现全民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第四，政府在公平制度建设方面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建设好的制度，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政府在制度建设方面具有规模优势和强势地位。政府的阻碍，将是最大的阻碍。政府的推动，也将是最有效的推动。 五、新路的短期和长期之策 新路如何走，要有短期之策，也要有长期之策。 在短期内，应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在长期内，或从根本上，必要要积极推进宗教文明建设。 有些人认为要推进法治化来解决中国问题。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错误。问题是，若没有主体的法治意识，社会就很难法治化，最终就是有法律制度，而没有法治，也就是有法制，而无法治。主体的法治意识是什么，就是规则意识，就是要有守规则的精神。而规则意识或守规则的精神靠什么来保证，这里一方面要靠制度来保证，另一方面，恐怕最重要的保证应是内在的人格自觉。没有内在的人格自觉，再严密的制度终将是摆设。 有些人认为要积极推进民主化来解决中国问题。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错误。问题是，若没有主体的民主意识，社会也就很难有真正的民主化。而民主意识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正义精神和公德。没有正义精神和公德，民主就是私利的均衡，而这种均衡往往就是囚徒的困境。如何保证主体有正义精神和公德，就需要主体有一种内在的人格自觉。 有些同志认为市场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若市场主体没有市场意识，市场化就是混乱化，就是坑蒙拐骗。什么是市场意识，核心就是诚信意识，就是契约精神。而诚信意识靠什么保障，最重要的保障还是心灵的自觉。 有些人认为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中国问题。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若发展生产力的主体没有诚信意识、没有规则意识、没有公共意识，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低效率的，就是高成本的。最终生产力也就没有了生产力，生产就是重复建设，就是腐败建设，就是危房和危桥越来越多。所以，没有内在心灵的自觉，什么事都很难做好。 如何实现内在心灵的自觉，就是心中要有敬畏意识。敬畏是道德和秩序的基础。如何实现敬畏意识的培育，就是要建设宗教文明。 这里宗教文明是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是果。当然，这里的宗教必须是文明的宗教，而不是邪教，否则，问题会更大。 对于大国而言，最好有一个大一统的宗教。精神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基础。若没有精神的统一，必然就容易产生物质方面的冲突，也就容易导致分裂。 从长远看，解决好了宗教问题，也就解决好了中国的长远发展问题。制度创新固然重要，但其作用毕竟是短期的。 另外。建设宗教文明与党的建设并不矛盾，从本质看，更有利于党的建设，更有利于反腐败，也就更有利于执政党的执政。 如何建设宗教文明，这不是一代人的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从小抓起，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最后，形成文化精神积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后，在建设宗教文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推进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等方面的建设。另外，就是需要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加强宗教的规范化建设。要坚决打击邪教。要规范宗教场所的各种活动，要严厉打击借宗教活动进行敛钱或骗钱的活动。在一些旅游景点，有些宗教场所已经完全变了味，神圣的地方反而成了最不神圣的地方，赤裸裸的敲诈，国家应严厉打击之。 六、新路的一些具体设想 未来中国高层政治可考虑实行三院制。以现有政协为基础成立咨议院，主要代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群体。以现有人代会为基础成立人民院，主要代表一般人民大众。以现有党代会为基础成立党议院，主要代表共产党。三院之间设立互相制衡机制。以党议院为主导。 未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可考虑设立大区制。由现有一些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有紧密联系的5--7个省份组成大区。同时，撤销现有省份，设立一些更小的省。可考虑将原省改为2--3个小省。另外，撤销现有地级市或地级单位，将多余人员归入新成立的小省或大区中。小省为大区的派出单位。 未来中国应实现县民主选举。 未来中国乡镇可考虑建立自治公社。 具体改革思路：第一，改革现有乡镇为自治公社。原有乡镇人员国家可给予一次性身份转换，或进行分流。第二，公社生产经营，可实行农场化经营或工厂化经营，社员可保留一定的家庭自留地。公社的产业结构要以特色农业为主，要坚持重农主义的思路。土地可尝试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实现集中经营。第三，社员报酬给付方式，可考虑实行工资制。具体金额由公社社员民主商议决定。同时，公社实行用人自主原则。第四，公社管理，可实行自治管理。公社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同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第五，社员居住方式可实行社区化居住。具体各地可根据经济条件有序推进。第六，当地工商、税务、公安、计生等部门由国家垂直管理。第七，社员社会保障：国家保障+公社保障+家庭保障。第八，国家对农村投资，可直接以公社为单位。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公社的基础设施投入、新技术投入、教育投入、医疗投入等。第九，未来国家体制建构可以自治公社为基础。自治公社是直接选举，在公社自治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实行县间接选举（由公社代表选举）；在县间接选举的基础上，实行大区间接选举；然后在大区选举的基础上，实行全国间接选举。第十，国家可考虑建设《公社法》，用法律规范公社的有关行为。 实行自治公社的好处有：第一，有利于劳动力的有序流动。目前，中国社会农村劳动力的无序流动是一个大问题，解决好此问题，对国家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第二，有利于建设农村人的公共精神。国民没有公共精神，国家就没有现代化的灵魂。公共精神的建设离不开公共组织。人只有在公共组织中，才会逐渐培养起适应公共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公共精神。而中国人的公共精神建设，基础是农村人的公共精神建设。第三，有利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要建设和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必然成本高昂。第四，有利于农村新技术的推广。小家庭承受新技术的风险较大，所以，积极性也就不高。合作组织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第五，有利于发挥经济的规模效益。合作有利于发挥分工和规模优势，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第六，有利于降低农村社会的管理成本。第七，有利于防止土地大规模被圈占。农村加强合作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民的弱势地位和谈判地位，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村取消自治，由自治公社直接管理。 七、新路的三个呼唤 强势的政治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公众的良心，是走好新路的三个呼唤。 有强势的政治领袖，可以有效把握大局，从而可为新路提供权力和秩序保障。若没有强势的政治领袖，新路就更多具有了自由主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新路就是一个各利益集团的混乱博弈，其均衡结果就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自由主义可以导致社会创新和知识的扩展以及经济效率的提高，但自由主义未必就导致社会道德和秩序的扩展。而一个社会若有知识和效率，但缺乏道德和秩序，这样的社会发展必然是高成本的，也是缺乏正义精神的，其本质也是不合理的，也是需要进一步改革的。 但强势政治领袖其自身也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领袖本人要具有强烈的正义精神，并能将这种精神体现在具体行动中；二是在社会改革完成后，领袖本人自动退出政治舞台。若强势政治领袖不满足这两个条件，社会改革就是麻烦，在强势政治下，社会就可能面临落入一种新集权主义结构的危险。 杰出的思想家为新路提供最优设计。若没有杰出的思想家提供设计图纸，社会改革就是盲目的，就是一个摸的过程。而摸的过程，必然是一个高成本的过程，也是一个危险的过程。 公众的良心是实现社会改革稳定有序的基础保障。改革必然伴随秩序和制度的重新建构，必然会出现一些秩序稀缺或规则矛盾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良心出场，有无良心就是社会有序无序的关键。有良心，即使社会缺乏明文规定的各种正式制度，社会各种交往活动本质也会是有序和合理的，不会与正义偏离太远。这里良心实质就是心中的法官，也是外在秩序的心灵守护着。古罗马的西塞罗说：对于道德实践来说，最好的观众就是人们自己的良心。斯多葛派的观点认为，良心是“人内的神”，“圣神居在你的心中，他是我们做坏事的监督人，好事的防卫者”。蒙哥马利说，良心是罪人的地狱。卢梭说，良心是善与恶的万无一失的评判者。拉蒙纳斯也说，良心是公正廉洁的法官。 另外，若社会公众缺乏良心，就是有强势政治领袖的领导，也有杰出思想家的思想，也很难变为亿万群众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且很可能在具体的实践中发生巨大的偏差，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强势的政治领袖，如何产生？这是一种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一方面，是时势造英雄，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另一方面，英雄也需要有英雄的人格基础。而人格，与遗传以及后天环境的造就和培养都有很大关系。 杰出的思想家，如何产生？首先，需要提倡思想的自由和开放。自由和开放是产生杰出思想的基础条件。其次，国家要更加注重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和扶持。对社会发展而言，社会科学实质比自然科学要更重要。自然科学体现的是工具理性，而社会科学更多体现的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要高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统领。工具理性只有在价值理性的把握中，才有可能体现出其积极的意义。 公众的良心，如何产生？ 什么是良心？“良心”是一个古老的伦理概念。在汉语中，“良”义为“善”、“好”，“良，善也。”“心”义为“心理”、“思想”、“意识”等。“良”与“心”合在一起，意为关于好、善的心理、思想、意识，亦即道德价值意识。 在西方语言中，良心是“conscience”（英语）、“consciencemoraie”（法语）、“Gewissen”（德语）、“conscientia”（拉丁语）。它们共同的前缀con-、Ge-都是“共同”、“一起”的意思；而后半部分的词干“-science、-wissen、-scientia”都是“知”和“知识”意思；合起来就是“共识”、“共同知识”的意识。 对于良心，古今中外的哲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孟子》中将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称之为良心，主张人应当注意找回被流放的良心。朱熹则将良心视为宰制人心的“道心”。王阳明将良心看作澄澄朗朗的“本心”。郭沫若说，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 古罗马的西塞罗说：“对于道德实践来说，最好的观众就是人们自己的良心”。而斯多葛派的观点则是，良心是“人内的神”，“圣神居在你的心中，他是我们做坏事的监督人，好事的防卫者”。 包尔生认为，良心是从习俗中获得的，可以“把良心定义为对风俗的意识或风俗在个人意识中的存在。”“无论谁想加入他的民族的理智生活，都必须说这一民族的语言和遵循这一民族的规则；无论谁想加入他的民族的道德生活，也必须遵守这一民族的风俗和听从他良心的指令。他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个民族的态度也就是他的良心……”由父母、教师、社会生活圈、法律、宗教等等的权威使个人在习俗中长大，并根据社会的普遍意志调整、形成自己的个人意志——这就是所谓的良心。 马克思则指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黑格尔认为良心是一种先验理性。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良心就是“超我”制约“自我”的人格命令的一部分。雨果说，良心，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生来就有的那么一点知识，对个人来说，唯一的权力是良心，对人民来说，唯一的权力是法律。 良心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根基。蒙哥马利说，良心是罪人的地狱。托尔斯泰认为，善的光荣是在他们的良心中，而不在人们的话语里。卢梭说，良心是善与恶的万无一失的评判者。雷利说，良心是人生的根本。拉蒙纳斯说，良心是公正廉洁的法官。拉伯雷认为，没有良心的人，等于一无所有。扬格认为，丧失了良知的才智比没有才智更糟。 一般而言，在人的内心深处，良心不可能完全泯灭，良心的种子总是存在的。社会发展，关键是要让良心的种子发芽和茁壮成长，并最终绿荫社会，而不是让其退化和萎缩。良心的培育，既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一个总体过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以良知唤良心。有良知，就是有正确的对错观和是非观。正确的对错观和是非观，这是产生善的前提。没有良知，干了恶事，也不知为恶，心里也就没有歉疚感，这只会导致更大的恶。而有良知，干了恶事，自然就会理亏，心里总会有负担，这就是一种约束。如何建设良知？教育是一个主要的途径。这里教育，不仅要重视科学知识的教育，更要重视道德知识的教育。因为良知，更多存在于道德知识中。从社会发展的长远看，重视道德教育的价值要高于重视知识教育的价值。道德是知识的统领和灵魂。社会有道德，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知识建设，也有利于社会的秩序建设。有道德的人，由于自觉性高，自然就会重视知识的学习，同时，由于其学习知识的目的更高尚，其所学知识对社会的贡献会更大，而不是仅仅体现为对个人的重点谋利。另外，人有道德，自然就更守秩序，这样社会也就更有序和稳定。
以良利诱良心。所谓良利，就是合理得到的利。靠腐败所得到的利就是不合理的利，就不是良利，就是恶利。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来自“道”的财，就是良利。追求合理利益，这也是健康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社会就缺乏进步的动力。如何保证人们能追求合理的利？第一，要建设更为公平的制度。公平的制度，就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与社会对个人的回报相符的制度。有了公平的制度，个人对社会贡献越多，社会对个人回报就越多，这样就会鼓励个人对社会贡献更大；反之，则反之。第二，就是要严格执法。要对违法牟利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否则，投机取巧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机会主义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机会主义是良心的蚕食着，是良心的天敌。对于机会主义而言，良心就是滴血的幼芽，即可怜又可悲。在机会主义泛滥的国度，良心必然会是稀缺品。 以良惧护良心。所谓良惧，就是敬畏意识。所谓“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惧。如何树立敬畏意识？关键是要改造文化。文化不能过于世俗，要多一些神圣的成分。当然，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度，神圣过度和世俗过度，都是问题，都是不好的，关键是要追求世俗与神圣的一种平衡或均衡。 以良行固良心。所谓良行，就是具体的善的行动，或是良心在行动上的具体体现。一方面，良心是产生良行的内在基础；另一方面，良行也会进一步巩固已有的良心。常言道，习惯成自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养成做好事的习惯，良心之树也就自然得到生长壮大，这里行为主要从外在的层面为良心的生长提供养料。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学派就认为，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应重在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如何促进良行？需要从日常习俗改造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改造习俗，需要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另外，改造习俗，也是一个全民行动。群众是基础，官员是关键。不仅官员要带头，群众也要自觉。一方面，群众是产生官员的基础。群众不自觉，从群众中选出的官员也就没有了自觉的基础。另一方面，群众不自觉，官员的努力也就得不到好的效果。当然，群众自觉，官员不自觉，也是大问题。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员的带头作用也是关键。 八、建设新路需要建设新人 立路先立人。人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人既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目的。从手段意义看，随着生产结构的不断变革，人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第一要素，人在生产中的作用将更为突出。从目的意义看，人自身的建设就是发展的终极目的或根本目的，否则，社会发展就是异化的。 立人先立德。德是人的根本。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道德，而不是智力。若人没有道德，而有智力，这样的人类与禽兽无异，甚至比禽兽更可怕。道德是秩序的根基。社会发展，没有道德，就必然缺乏秩序，发展就必将是高成本的。发展，就是瓷器店里抢瓷器。 立德先立信。信是道德的灵魂。在道德体系里，我们常讲仁义礼智信，而仁义礼智信，信是核心。仁没有信，仁就是虚假的；义没有信，义就不是真义，因为义实质是另一种形式的信；礼没有信，礼就是虚伪，就是虚套；智没有信，智就是欺诈和诡计。 立信先立心。良心是诚信的基石。没有良心，就很难有自觉，也就很难有诚信和信用。 立心先立正。正义是良心的土壤。社会缺乏正义，人就没有公平感，贡献就得不到合理回报，善良就会成为多余，良心也就会水土流失，正义之士也就必然会日趋减少。 立正先立畏。敬畏是正义的内在保证。有敬畏，不一定有正义；但要有正义，就必须有敬畏。另外，立法的目的，最终也就是为了立畏。立法若不立畏，法律就是摆设，就是聋子的耳朵。 立畏先脱俗。敬畏本身具有神圣性。而神圣性与世俗性本质是不合的。要树立敬畏意识，就需要与世俗保持一个合理的尺度，不能太世俗化。否则，人全身沉在世俗的泥潭里，就很难看到神圣的光。 脱俗先改俗。习俗是心灵价值的外现形式。要改造世俗的精神，就需要注重日常习俗的改造。改造日常习俗，需要吸收世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 改俗先带头。这里社会精英人士的带头作用很关键，包括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法律精英等。没有这些社会精英人士的带头，习俗的改造就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国家强大，深层根基就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太世俗，就很难有敬畏意识；没有敬畏意识，就很难有正义精神；没有正义精神，就很难催生良心；没有良心，就很难有诚信；没有诚信，就很难有道德；没有道德，就很难有秩序；没有秩序，也就很难有国家的强大。 九、新路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或对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践来认识，这时提“摸着石头过河”，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另外，当改革处于浅水区时，“摸着石头过河”所导致的风险也不大，“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有了一定的可行性。 但“摸着石头过河”，其代价也是沉重的。一是有可能一些人会乘机浑水摸鱼。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有权的，一些善于投机的，抓住机会，逮住了河里的大鱼，而大多数人，虽然手里也逮住了鱼，但都是小鱼。二是造成“河水”污染严重。这污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污染了人的道德之“河”，人们的道德世界走向堕落；另一方面是污染了自然之“河”，为了捞鱼，自然成了人们任意破坏的对象。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我们已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首先，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在深水区，是不能乱摸的，否则，就存在极大的改革风险。其次，我们的发展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既然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就不存在乱摸的问题，否则，就是对方向自身的否定。再次，目前，我们对存在问题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对“河”里的石头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也没有必要再去“摸”。 目前，我们应提倡“乘船出海”。这“船”，就是公平正义之船。公平正义，是建设良好社会的根本。首先，公平正义，是建设道德社会的根基。公平正义，是产生优良道德的沃土。没有公平正义，道德之花就是枯萎的，道德就是稀缺产品。其次，公平正义，是产生效率社会的基础。没有公平正义，效率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效率，效率就是异化的，就是反人类的。若一个国家，既充满道德，也充满效率，这样的国家就必定的强大的，就必定是充满希望的，也必定是能够经得起风吹浪打的。 中国改革，目的就是强国和富民。公平正义，既是强国的基础，也是富民的基础。若没有公平正义，国家就缺乏道德，就缺乏秩序，强国就只是梦；若没有公平正义，富裕就只属于少数人，富民就是一个幌子。 目前，我们需要建设公平正义这艘真正的“航空母舰”，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强大武器。中国人既聪明，也勤劳，若再加上公平正义的制度，中华民族必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