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作用是“吹皱一池春水” 时代周报：写《中国思想史》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之前，你做了很多的积累？ 葛兆光：因为我最早做过禅宗，后来又做过道教，所以，有人认为我既然做了佛教史、道教史，对写《中国思想史》很有用。因为过去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大概处理佛教和道教的部分会比较困难，比如说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里面，佛教、道教比较弱，胡适就在英文书评中批评过这一点。因为佛教、道教是中国思想史里面比较难以处理的。所以，我在写作两卷本思想史之前，一直在准备资料。 时代周报：你的《中国思想史》有什么特色？ 葛兆光：我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如果让我自己评价的话，第一，我是“破”较多而“立”还不够。之前的很多《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模式。这些模式有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西洋哲学史的框架带来的模式问题，也有资料上陈旧的问题。那么，我的思想史，至少改变了过去固定的思想史模式。第二，我自认为文献做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我是文献专业出身，又比较看重扩大思想史的范围，所以我在《中国思想史》里面用了别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里不用的一些东西。第三，我的思想史有一套较新的写作方法，包括像章节的设置、选材。所以，《中国思想史》提出了很多问题，至于这些问题解决没解决，我自己不敢说，也许我提出的理想也没有做到，但是，我的作用可能是把原来固定的东西打散了。本来是很平静的领域，“吹皱一池春水”是我的作用。说老实话，在我之前的思想史、哲学史，既定模式是非常强的。历史是一个被既定的脉络，就像一个辫子，过去的辫子就是这样，你拧紧了，大家都只好反复梳这一根辫子。现在，我把它打回披头散发的状况，再重新编辫子，就是重新脉络化，你就可以按照你的理解来重新写。所以，我的作用就是想为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去掉脉络化，去掉熟悉化。 时代周报：中国画往往是陈陈相因，老师的技法，徒弟不断地传承。很多中国思想史的写法也都是陈陈相因？ 葛兆光：是。从最早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到最晚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你可以看得出来选的人、选的书大概差不多，它们评价的高、低也都差不多，主脉络也都差不多。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从隋代的王通到中唐的韩愈，在这中间的思想史，除了佛教以外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到宋代，从“宋初三先生”到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朱熹、陆九渊、陈亮，大概就是这个脉络，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事实上，我们想一想就能够打破这个固定模式，比如说“宋初三先生”好像是宋代思想史的开端，可是不对呀，他们活动的时候，宋王朝已经成立80年了，那前80年就没思想吗？其实，这只是一个儒家叙事的脉络，难道只有这些人加上王安石，别人都不带思想，就他们几个人有思想吗？你看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当他把朱熹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之后，那个历史就丰富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那个原本捆得很紧的辫子解开，先变成原生态的披头散发状态，那么，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史理解，梳它五个辫子或者是梳它六个辫子，或者梳两个辫子，这就好办了。可是，要是这个辫子不解开，永远就在里面走。 思想史研究华人学者引领风骚
时代周报：中国思想史上，要解决佛教的问题，恐怕是非常复杂的。 葛兆光：佛教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老师对我们讲，两个东西你不要去搞：一个是佛学，一个是《红楼梦》。当然，说《红楼梦》是开玩笑，因为红学一搞就从《红楼梦》搞到曹雪芹，从曹雪芹就搞到曹雪芹他爸、他爷爷，有人画漫画讽刺，那是数曹雪芹的头发有几根，搞来搞去，越搞越乱，无底洞。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无底洞，佛学是非常难的。我经常声明，我不是做佛教的，我只是做佛教史，而且只是做佛教史里面跟中国有关的禅宗史。因为真要做佛教，马上就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佛教是印度通过中亚来的，成为世界性宗教，那它有各种活语言和死语言的问题。佛教有藏传佛教，有东传的日本佛教，有朝鲜佛教，有南传佛教，复杂得不得了。而且，佛教义理细密得不得了，佛教论述非常繁琐复杂，那是一个专门知识领域。但是，我只是涉及跟中国有关的，而且只涉及它的历史，甚至不很着重谈义理。这样就好一点儿，以前俞大维讲，陈寅恪对佛教思想根本没有兴趣，但并不妨碍他做佛教历史。我也一样。 时代周报：在美国华人学界，现在我们能想到的杰出人物，好像都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像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都是很突出的。 葛兆光：这里面有一些历史原因。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林毓生先生，他们三位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在台湾掀起过非常大的思想波澜。余英时先生当年写讨论“反智论”的文章，就在台湾轰动得不得了，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解严，他从学术出发辐射到政治，实际上那是一个有强大暗示性的学术表达。在那个时代给台湾的思想史界带来了一个很大冲击，不只是思想史界，是给整个思想界都带来了很大冲击。所以，台湾后来包括史语所在内，有好多学者追随这几位先生，形成了一个思想史的潮流。包括黄进兴、王森等，他们都是跟着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等先生走的。如果说，那时候思想史研究不是带有一种用余先生的话说是对政治远距离的关怀，影响力不会那么大。当然，这跟几位先生的个人魅力、文章风格、思考的深刻程度都有关系。这使得很多人聚焦在思想史上，所以，你在美国华人学界会比较突出地看到余先生、张先生、林先生等人的成就。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放开眼界来看，美国的华人学者里面还有一些很出色的学者，不完全是做思想史的。就以最近去世的何炳棣先生来说，不管何先生政治立场如何，学界还是对他的学术成就很佩服的。他做社会史、经济史，把社会科学引入历史，在欧美第一流刊物上发表，在西方入室操戈，很了不起。他到了老年才说要研究思想史，也许是因为他很讨厌新儒家，要对他们猛批一通，颠覆他们的思想史叙述，所以才说晚年做思想史是“画龙点睛”。当然，华人学者在美国研究中国思想史取得的成就大，也是因为洋人学者都尽量避免做特别大的题目，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对整体的中国思想史或者一个大时代的中国思想史，有这么大的判断。可是，话说回来，像史华兹、列文森、葛瑞汉，他们也做思想史。后来的变化是跟美国学术界潮流变化有关的，很长时间里面，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占了美国学术界主流，思想史反而比较难做。所以，思想史研究领域华人学者比较能够引领风骚，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