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谁是去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人？”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这样问道，“奥巴马？不是。比尔·盖茨？不是。难道是沃伦·巴菲特？还不是！让我来给你一个提示：他在亚洲现在可算得上是当红明星，中国、日本、韩国的大众，哪怕是买黄牛票都要亲眼看一看他。服了吗？” 弗里德曼的答案是迈克尔·桑德尔，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1982年，桑德尔写出了《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该书以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论》名噪一时。从1980年起，桑德尔开始给哈佛大学本科生教授通识课程“正义”（Justice）。到目前为止，已有14000多名学生修读了这门课程。此课程连续多年成为哈佛大学注册人数最多的课程，并且从去年开始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全球。 近日，桑德尔在上海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专访。这位身材纤细、西装革履、永远面带和蔼笑容的“明星教授”此次来华，是为宣传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你知道，去年《正义》在中国出版，销售量简直创造了一个奇迹。所以我希望这一次《金钱不能买什么》也可以有那么好的成绩。” “我完全没想到！” 乍一看，桑德尔的新书并没有带来多少惊喜—有关市场与伦理的讨论在诸多社会学科中早已成老生常谈。 “市场的角色和范围是现代政治所缺失的一场重大辩论。我写作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的原因，是想探讨在民主社会中，市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近几十年来，在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医疗、教育、政治、法律、艺术、体育甚至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等，非市场规范已经被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局。我认为，我们已经从一个拥有市场经济的社会变成了市场化的社会，道德和公共为善为市场所不敬、金钱所不及。”桑德尔在采访时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不过，对于已经阅读过《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的读者，惊叹将取代惊喜—比如那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在第一时间发出了“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惊叹—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本书的立论，而是书中所举的诸多事例。这次，桑德尔也正是用这些令人吃惊的例子作为他来华演讲的开场白： “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用钱来买到更红的住宿条件：一间与不出钱的罪犯的牢房分离开来、又干净又安静的监狱牢房，每晚82美元；如果你找不到工作，可以出租你的人体做广告，比如有些广告公司可以租你的前额往上打广告，价格在一万美金左右；而我在厦门演讲时，听到另外一个例子，有位女士想买iPhone5，需要钱，所以她就提议出卖她的拥抱，拥抱一次10元；而在国家安全方面，我们可以雇佣兵帮我们去打仗，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当中，有很多私有的雇佣军，他们的数量超过了正规的美国军人……” 实际上，桑德尔本人最为骄傲的也正是书中极为丰富的资料。“不管你信不信，为了写这本《金钱不能买什么》，我已经准备了15年。”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其实早于《正义》，15年前我就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案例，我家里堆积着成千上万个文件夹，里面全是剪下来的报道、资料。后来，因为要出版根据我的上课内容形成的《正义》，我就暂停了手上的工作。而现在，我觉得是时候让读者看到这本《金钱不能买什么》了。” “亚洲之星” 15年前就开始思考“金钱不能买什么”的桑德尔，如今已年近六十。他坚信哲学并非是“遥远和抽象”的。相反，哲学是生命抛出的一个具有伦理意义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一个民主健康的社会，必定能够识别并探讨日常冲突和假设背后的“重大问题”。他的授课方式，并不是站在高处照本宣科，而通常是引发一场“苏格拉底式”的辩论，让学生们身处对立立场，就某个道德难题进行辩论。带着时刻的微笑和自嘲的智慧，桑德尔更愿意鼓励学生们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非向他们灌输诸多名家言论。 桑德尔出身于美国中西部一个犹太家庭，人生中的两个转折点影响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以及职业选择。桑德尔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在《休士顿纪事报》华盛顿办公室实习。由于当时报社人手短缺，即便是一名实习生也能被派去采访“水门事件”—正是在这21岁的大好光景，桑德尔敏感地意识到之后的政治新闻不可能再有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他在这项事业的一开始，便经历了巅峰。之后，桑德尔获得了罗德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巴里奥尔学院深造。他的研究兴趣在福利经济学，但是哲学家艾伦·蒙特费奥里认为他需要更扎实的理论基础。当年暑假，桑德尔放弃了游玩时间，转而学习康德、阿伦特、诺齐克，以及罗尔斯的《正义论》。 2010年，日本NHK电视台转播了桑德尔在PBS录制的节目的翻译版本，正式将这把“哲学之火”烧到了亚洲，东京大学随后开设了一堂基于桑德尔式“正义”的课程；而在中国，民间字幕组将配有中文字幕的桑德尔课程上传到网上，吸引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注意。2011年，据桑德尔透露，根据其课程内容整理而成的《正义》一书，在亚洲的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册—这可是一本哲学书！ 2011年，《中国新闻周刊》曾将桑德尔作为封面报道，西方舆论由此将他视为“亚洲之星”。“桑德尔在亚洲的受欢迎程度说明了三个趋势。”弗里德曼曾这样分析，并不忘为他一直以来保有的“全球化”乐观主义提出有利证据，“首先是在线教育逐渐增长的趋势，无论学生身在何处，都可以接受到世界上最优秀教授的教育；其次是亚洲国家对更具创意、讨论式的教育方式的渴望，从而激发更具创意的人生的生成；最后是年青一代对政治伦理的辩论渴望，因为他们局限于对商业、经济学以及工程专业的追逐已经太久。” 而或许是因为与亚洲走得越来越近，桑德尔谈论的话题里也开始越来越多涉及亚洲，比如：“医院看病是否应该送红包，听说一般是3000块？”“为了买iPhone或者iPad而卖肾，是否可行？”在此行复旦大学的演讲里，他这样问台下的学生。他还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因为去年在清华的演讲提及了孔子，这一次，山东省有关部门邀请他去孔子的故乡做一场学术研讨。“其实我对孔子的思想并不了解，不过我很乐意前往看看。” 金钱到底不能买什么？ “如果让我统治世界，我将要重写经济学教科书。这看起来似乎是件小事，并不值得一个统治者关注，但其实却是让人们走向更文明生活的重要一步。如今，我们常常将道德理性与市场理性相混淆，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思维，认为经济效益—将货物卖给最希望得到并能支付最高报酬的人—决定公益的准则。但这完全是错误的。”在其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里，桑德尔如是说。 不过，除了他儿时的伙伴弗里德曼对他的新书举手称赞之外—据桑德尔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那篇有关《金钱不能买什么》的推荐专栏之前，曾提前向他透了个信—他的此番说辞遭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不同意见。 美国知名杂志《福布斯》专栏作家蒂姆·沃斯托在其名为“如果桑德尔想要改变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他是否应该首先知道经济学正在教什么”（If Michael Sandel Wants To Change How Economics Is Taught, Shouldn‘t He Know How Economics Is Taught?）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我倒不是说完全不同意他的基本观点：的确有一些东西，无论多么具有市场效益，都不应该被放置市场上销售，比如买卖奴隶。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桑德尔似乎真的完全不知道现在的经济学课本究竟在教些什么，就提出了批判。” 蒂姆·沃斯托随后举证了诸多经济学课本、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的经济学教科书，均未忽视市场的伦理问题。“桑德尔全书的论点，其实在经济学里被称为遭人厌弃市场（repugnant market）研究，有专属的研究分支以及专有名词。而且桑德尔在哈佛的同事，Al Roth教授近期刚刚就该研究领域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胡佛研究所Peter and Kirsten Bedford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法学院Laurence A. Tisch法学教授、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座教授理查德·爱普斯坦也提出不同意见。他在名为“在市场问题上桑德尔错了”的文章中，指出桑德尔在似乎并不了解当下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情况下就草率提出了批判，并表达了他本人的担忧：“桑德尔的这种观点，最大的危险或许是他完全忽略了近年来一个单项发展的趋势，即市场机制衰退的同时政府力量的崛起。桑德尔的书只会让人们加深强大的社会和政府力量需要介入的印象……”
或许正是如此，当时代周报记者问及“是否会阅读有关新书的书评”时，桑德尔的第一反应便指向了“负面”的声音。“对我这本新书有批评意见的，都是一些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个我已经有所了解。我认为我的书中已经对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做出了回应。”他没有对其他“看法”做出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