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至少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2012年10月11日以后这般荣耀—原本像五十七岁灰溜溜靠边站的处级官员的纯文学,因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忽一下子被拉回主席台的正中央。鲜花、掌声、笑脸、镁光灯。人们甚至开始像谈论股票和房价一样谈论文学。这太好了,文学关乎审美,关乎人性,关乎灵魂,关乎形而上精神追求,谈文学总比谈别的什么好。这不,一位编辑也让我谈谈文学,谈谈文学带给我的酸甜苦辣,或者我和文学之间发生的故事。
倒是有一件事想谈谈—算不算故事不好说—此事从未谈过。一来难以启齿,二来其中并不含有正面意义或某种启示性。但的确同文学有关。由于太有关了,所以此刻最先想起的只能是这件事。 大约是几十年前我上初中的时候的事。我们一家三代住在小山村西山坡一座低矮的草房子里。父母带我们几个小孩住堂屋东头一间,爷爷奶奶住堂屋西面一间,最西头一间留给当兵的叔叔回来娶媳妇。父母这边人口多,一间住不开,我就住在叔叔的“预留房”里。叔叔是个喜欢看书的人。他有两个近乎狭长的长方形书箱,一个放在炕梢老木柜上面,一个放在房脊下的棚梁上面。一天放学回来见爷爷奶奶出门去了,我就悄悄撬开老木柜书箱的锁头挂扣,打开箱盖。好家伙,一箱子小人书!三国水浒西游什么的,虽不完全成套,但也足够多的,我顿时心花怒放。那以后每天放学回来就从这“百宝箱”里掏出一两本来,歪在炕头铺盖卷上或拿去山坡松树林靠着树根美美受用。初夏,和风,花草和庄稼的清香,小人书,美上天了。一本本快看完的时候,我就爬上棚梁把另一个书箱撬开。这回不是小人书了,大厚本,长篇小说最多。其中一本叫《小小十年》,很旧,封皮不见了,看样子不知有多少人看过。书名并不吸引我,但随手翻阅之间,碰巧有几个敏感字眼弄得我心里痒痒的,索性从头看起。实不相瞒,最刺激我的是主人公和他的朋友去妓院那些章节。其中一句我至今仍一字不差地—肯定一字不差—记得:“她身穿马甲,睡在我们两人中间。”还一句是“我一共和她睡了七次”。 你可以想见,对我这个十几岁的乡下少年来说,这寥寥二十几个字具有怎样的挑逗性,我的想象和困惑如突然掀锅时的水蒸气一样升腾起来。首先,我搞不清“睡”的引申含义。不似我这样骨碌一声倒头便睡这点我是知晓的,但事关男女,如何睡就无从知晓了。虽不知晓,却又隐约觉得万千美妙尽在“睡”中。其次一点,不知“马甲”是什么物件。乡下长大,马是知道的,马拉的车我也坐过。可“甲”是什么呢?常山赵子龙身上的盔甲在小人书里见过,但“马甲”组合就莫名其妙了。更要命的是“女子身穿马甲”,且“睡在我们中间”以及“睡了七次”。 总之,这本《小小十年》连同墙上贴的年画《红色娘子军》上的芭蕾舞姿成了我的性启蒙读物。即使摧枯拉朽的“文革”风暴也未能阻止我对“睡”和“马甲”汹涌澎湃的求解渴望和无限向往。若干年后,“睡”在概念上大体清楚了。至于“马甲”的破解,不怕你见笑,已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事了。破解时我先笑了:什么呀,原来就是背心或坎肩嘛!那东西我早就穿过—也曾“身穿马甲”睡觉的嘛!直说“身穿背心”岂不更好?文学这东西就是喜欢绕弯子,害得我几十年纠结不已。“马甲”之后让我放不下的,是《小小十年》的作者姓名。也是因为没有封皮,当时就没注意,所以谈不上忘记。到底谁写的呢?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内,读过的书中从未有哪一本提及《小小十年》。最终得知作者姓名也纯属偶然。四十几年后的2009年翻阅第十二期《读书》,惊奇地发现一篇文章题为《〈小小十年〉后的叶永蓁》(方韶毅),我急不可耐地一口气读完。 作者叶永蓁,原名叶蓁,1908年出生于浙江乐清高岙。曾从军北伐,后弃武从文,谋生上海,将个人恋爱经历写成《小小十年》。经鲁迅点拨介绍,1929年由春潮书局出版,1933年生活书店重印。1938年叶永蓁重归兵营,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亲见日寇两腿在半空上飞,心中大快,稍雪南京败亡之耻。”后去台湾,曾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少将副参谋长、国民党陆军第五十四军副军长,1964年退役。《小小十年》1949年后应未重印,不知当时我看的是哪个版本。叶氏1976年10月7日病逝于台北,而我看《小小十年》大约是1966年前后—远在台北的退役少将叶永蓁绝对不可能想到自己二十岁时写的《小小十年》给了大陆东北小山村一个十几岁小小少年那么多挑逗、想象和困惑…… 这本《小小十年》连同墙上贴的年画《红色娘子军》上的芭蕾舞姿成了我的性启蒙读物。即使摧枯拉朽的“文革”风暴也未能阻止我对“睡”和“马甲”汹涌澎湃的求解渴望和无限向往。